（文 / 邢海洋）

北京将控制人口，本质上，这和我们国家一贯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没什么两样。2010年人口数量控制在1600万左右，也和我国2010年人口控制在13.7亿的增长幅度大致相当。不同之处就在于，据人大代表介绍，1600万的数据是市规划委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资源条件、劳动就业等方面论证后确定的，这就使人口控制有了生态上的意义，使人无法用城乡流动乃至人口城市化理论予以反驳。且不论这些理由是否充分，这里只是想借用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说明，高密度有时并非经济上的制约因素，而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对城市的发展尤其如此，至于高密度带来的生态灾难则不在讨论范围。

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默曾有过一个人口密度的理论，通过对人类历史上人口数目和技术创新的研究，克莱默指出，人口密集，人们能够充分交流信息是科技创新的保障。至少在工业革命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是人口大国。克莱默还指出，给定一个技术发明，人口规模越大，该技术发明的收益越大。另一位经济学家博瑟普的研究发现的是另一个事实，即抛开人口密集所带来的交流和创新机会，人口增长的压力也会带来经济进步，即使没有工业革命，人口增长往往推动人们进行更劳动密集和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能够得到更高产出的技术创新，比如增加复种，使用畜力、化肥，采用一些新式耕作技术等等，从而导致所谓“需求驱动”的技术进步。当然，人口的绝对数量增加还带来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聪明人必定同比例上升，从而增加发明创造的机会。

工业革命后，人口导致的资源耗竭、环境破坏似乎使之成为制约增长的因素。但实际情况却非如此，日本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36人，我国台湾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26人，这些都接近了北京市人口每平方公里888人的密度，更高出我国平均每平方公里132人数倍。如果再考虑日本3/4土地为山地，台湾地区2/3土地为山地，宜居面积甚少，更是密度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起飞的时候，那里人口密度已经非常大，却因经济发展解决了新增人口的就业，人口矛盾并不突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期发展的都是劳动密集的行业，人口反而是有利因素。可见人口问题并不在于绝对数量，而在于产业结构是否合理，能否创造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