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宏非）

下跪乃直立行走之进化后果。若站不起来，就无所谓跪将下去。对于非直立行走的动物来说，跪下大概只意味着累了歇歇脚，相当于人之跷二郎腿，非但毫无尊重臣服之意，反而有些轻浮。

若非返祖现象，下跪就是人类从鸟兽那里有样学样而来的。“乌以反哺，托体太阳;羔以跪乳，为贽国卿。禽鸟之微，犹以孝宠”(蔡邕《为陈留太守奏上孝子程末事表》)。“上跪天地，下跪父母”由一种象征性的孝行成为中华礼制的一个程序化主流姿势，并非毫无争议。有异议者相信，下跪以及连带而来的磕头实际是北方少数民族原创，经北方汉人而流入南方。玄武门兵变之后，“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为了安抚父亲并表示自己的孝心，李世民把李渊当成“超级奶爸”，据信是对“牛羊跪乳”直接模仿的古鲜卑遗风，元代之后才由中原传入南方。《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七说文天祥被解至元大都，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长揖”而不跪，通事（翻译）命他跪，文天祥答曰:“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

所谓“北跪南揖”，义正辞严也，不妨视之为一种以身体的政治正确来保持政治正确的策略。然而许多年以后，跪拜一事终究还是从南北分裂演变为东西对抗，成为另一版本“夷夏之别”的一个重要指针。1793年，为了免向乾隆行三跪九叩这种“野蛮人或异教徒的礼仪”，英使马戛尔尼在清朝官员及乾隆面前以“单膝下跪”还是“双膝下跪”为技术性掩护，重复了一场文天祥式的诡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