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蔡崇达）

( 汪道涵与辜振甫握手面对历史的发展 )

事隔12年，当时台湾方面的筹备人、时任海基会秘书长的邱进益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觉得自己当时真是焦头烂额，“当时我要到新加坡前，时任桃园县长的吕秀莲带了五六十个人到桃园把我截住，团团包围。某某人你要是签了什么协议，你就是卖台，你回来我们就不饶你。回来就审判你。”

随团参加汪辜会谈的《望》记者李大宏在他的日记里记叙这么一个片段， 1993年4月26日下午，也就是原定的汪辜会谈的前一天，时任海协会常务副会长的唐树备满面春风地对在大厦4楼等候很久的记者们说:“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汪辜会谈’决定在本月27日上午10点在这座大厦正式举行。”这时，他们才放下心。因为直到那天凌晨，台湾《中国时报》一位同行的电话把他们从睡梦中吵醒，紧张地说“汪辜会谈”可能出现波折，随即传了一份该报当天一篇报道的复印件，报道说:民进党“立委”在得知其派人以学者身份赴新参加会谈的要求遭台湾当局否决后，大闹台湾“立法院”。“汪辜会谈”主角之一辜振甫被指为“台奸”，辜振甫不堪受辱，已决定辞去海基会董事长职务。所以那天“一整天，记者群里一直弥漫着一种担心:会谈能够如期举行吗?”

“汪辜会谈作为两岸第一次高层次的正式会谈因为各方面阻力以及第一次接触因为陌生需要的磨合使得这个会谈的过程一波三折。”邱进益先生说。李大宏的日记这么描述:邱进益自抵达肋口坡那天起，就似乎希望给人以轻松洒脱之感，甚至抵新次日带着台湾记者陪他每天晨路……可是，今晚21点半他每天例行的记者会上当着众多记者的面，却显得神情沮丧，他甚至形容自己“根本就是当炮灰”，嘴里唠叨着“要跳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