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马戎戎）

19岁的青红和父母挤在一辆吉普车中，在清晨偷偷离开了她的出生地——贵阳小镇，身后传来了几声清脆的枪声，那枪声昭示着一批生命被“严打”——其中包括她的初恋情人小根，在爱她的梦想破灭之后，他强暴了她——这是个让观众难受的结尾，但导演王小帅显然很满意，他对记者说:你看，这部电影比我的前几部更加彻底。

比“彻底”更能准确概括这部电影的应该是“残酷”。和不久前上映的《孔雀》相似，《青红》同样是一部回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电影，《孔雀》里的一些时代细节:印着“上海”字样的人造革拎包、在自家的院子里脱煤球、灌西红柿浆、《追捕》……在《青红》里有着更粗略、更符号化却不乏相似的呼应:广播体操、地下舞会、烫发、高跟鞋、喇叭裤、日本电影《阿西门的歌》……去看电影的孟京辉说:这电影，没有大的细节但也不落下任何一个细节。也和《孔雀》相似，这是一部关于梦想和人生荒谬性的电影:青红的父母是60年代响应号召从上海到贵阳支援三线建设的工程师，他们的梦想是不惜一切也要重回上海;如果不是这个梦想，他们就不会干涉女儿和本地青年小根的恋爱，那么小根就不会强暴青红，也不会被“严打”。影片因此产生了一种荒谬感:每个人都有美好的梦想，可是当这些梦想交织在一起，却产生了巨大的灾难，这或许就是那个被叫做“命运”的东西——导演顾长卫对《孔雀》的阐释亦可以完全用于《青红》:“这部电影讲述了个人和家庭、命运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年轻人期望冲破他们的命运界限的痛苦和挣扎。”

《青红》和《孔雀》都是压抑而残酷的。《孔雀》里的姐姐和弟弟想毒死不争气的哥哥，最终毒死了哥哥养的鹅;《青红》里的父亲像对待犯人一样对待自己的女儿，老师则当众剪那些“堕落”学生的喇叭裤。这种时代的压抑和人内心的残酷令王小帅和顾长卫的作品里同样散发出一种反思的气味。王小帅说:“那是个‘文革’已经过去，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还没有开始的交界状态的时期;一方面异化早就存在，另一方面是人的这种自我意识的朦胧的觉醒。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自我意识的出现的范围和深度会更广，但在那个时候，人的自我意识和时代环境的冲突，以及人的求生意志是非常有戏剧化的:朦胧的自我意识已经产生，却不能掌控自己，大的环境是不确定的，自己也是不确定的。”顾长卫则说:“有多少年轻人能够完成自己的梦想？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