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顶是纸吊的，夜里老鼠嗖嗖地走，‘扑通’一声老鼠掉下来了，毛茸茸的，把我吓的，又没有灯。夜里想出去解手，听说这儿有狼，但没有见过狼，结果走出旁门，看见一黑糊糊的东西，吓了一跳，以为是狼，又退了回来。想解手又没法解，一夜也没有睡好。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是头驴。”生于北京、长于上海的樊锦诗，1963年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后，带着一腔热血来到敦煌，但初到大西北，艰苦的条件让她这个自小在大城市长大的姑娘意识到，敦煌并不是想象中的浪漫和美好。没水没电的敦煌仿佛与世隔绝，樊锦诗就在藏经洞陈列馆的“下寺”落下脚。

樊锦诗的同学加恋人彭金章却被分配到武汉大学任教，他们约好樊锦诗在敦煌干三年后就回武汉，一起好好生活。“我确实没有下过决心，要来这里待一辈子，当时根本没这个想法，没想不待一辈子，也没想要待一辈子，总之，很简单，我总归要跟老彭成家，成了家嘛，就是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一个是往大城市走，一个是女方到男方那儿去，这是很自然的。”多年以后，樊锦诗很坦诚地讲了自己的心里话。

“它的艺术确实漂亮，而且它的内容非常博大。”敦煌的魅力和把工作做好的朴素想法让樊锦诗留了下来。1967年，樊锦诗与彭金章结了婚，此时彭金章已在武汉大学筹建考古专业。各自都有离不开的事业，两人虽然成了家，却过着劳燕分飞的日子。1968年，樊锦诗分娩在即，却因工作需要不能离开敦煌，彭金章挑着扁担一路辗转从武汉到了敦煌，看到的是光着屁股的婴儿，身上连点儿布条也没有。樊锦诗看到连孩子衣服都带来了的丈夫，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而丈夫也因公务在身，没等孩子满月，就离开了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