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差50多天没能活满90岁。他4月5日逝世的消息广为人知后，《南方周末》记者曾希望我能聊聊他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在我记忆中，他被引介的第一篇作品应该是1978年《外国文艺》推介的短篇小说《寻找格林先生》，然后才是《世界文学》1979年汤永宽先生选译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第一部完整翻译的长篇小说应该是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由蒲隆译成的《洪堡的礼物》。1981年，南京当时最有思想的李潮（韩东的表哥）、徐乃建们都因先占有了这部长篇中的思想而沾沾自喜。现在回想，索尔·贝娄给80年代初中国内地文学带来的是一种学院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存在主义气息，而中国作家中其实又一直鲜有真正具学术积累，能以学院背景洞穿生存荒谬的知识分子。这使得对他的模仿远不如“垮掉的一代”或者“黑色幽默”那样简单。按说王小波应该具备这种在学院沉思中追问的气质，但他对索尔·贝娄在人类学、社会学层面思考的兴趣好像远不如他对卡尔维诺意识形态嘲讽移植的兴趣。

我一直以为，阅读索尔·贝娄需要一些基础，因为他的小说情节常被大量日常生活中的感觉、他所占有的琳琅满目知识臃肿地包裹着。不理解这种风格的读者常因此不耐烦他的絮叨，不知他小说的魅力也就在这种生气勃勃不断滋长的芜杂，这芜杂就像在风中摇动的满树枝叶，到处都是阳光跳动的光点。索尔·贝娄小说中写得最好的是人物，他的人物不是性格标签，而是以社会学与人类学基础沉思的结晶。他们沉浸在日常琐碎的生活叙事中，被突出的是在琐碎行为中的惊悚。索尔·贝娄的小说不清朗，不易消化，不好阅读，往往读一百页也看不到吸引人的戏剧冲突。因为这原因，他的小说被认为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式对灵魂的拷问。

在美国的犹太小说家中，索尔·贝娄的小说最深刻，也最沉闷，他以这种沉闷抗拒世俗的腐蚀。他小说中活动的，应该说都是“晃来晃去的人”，都是他自己——一个自认为有文化、自尊又自卑、缺少自信的犹太后裔面对金钱至上、赤裸裸商业关系的恐惧。索尔·贝娄一生共作有12部长篇小说，在我所读过他的作品中，我以为最高水平就是《洪堡的礼物》。这部作品1975年出版时他刚好60岁，第二年他获得了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该小说书名中的洪堡是一个诗人的名字，也是一种象征，他多少与创办了洪堡大学的那个洪堡有一种必然联系。按故事表面脉络，洪堡的礼物帮助小说叙述者，主人公西特林度过了生存危机，使他意识到在这个金钱至上社会里友情的价值。索尔·贝娄说，这人物的原型是他好友，患心脏病后诗情全部销蚀的诗人德尔莫·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施瓦茨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当过《党派评论》的编辑，其实只比索尔·贝娄长两岁，他逝世于1966年。他死后，索尔·贝娄开始写对他的回忆，在回忆过程中，他将对这个人悲剧的思考变成对自己道德的追问，以8年时间演绎成了这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