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步冲 谭徐峰）

( 1912年4月12日，孙中山与中国同盟会湖北支部欢迎人员合影 )

“对于中国乃至亚洲各国的革命者，1905年是一段希望与阵痛交织的时光。”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4个世纪以来西方的霸权第一次受到了挑战与遏止，俄国在对马海峡的失败鼓舞了印度国大党，青年土耳其党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寓居东京的宋教仁兴奋地于革命报纸《民报》的前身《二十世纪之支那》上撰文宣称:“革命思潮就像已经变成大江大河的一条支渠。最初由人力开凿的支渠已变成一条自然的江河。现在正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要劈山开岭，到达泉源，取出水来。”并力主“孙文革命名已大震，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瓢泼大雨中成立，此时，孙中山在一周前对上千名留学生所发表慷慨演说:“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已经在《民报》上全文刊发——孙中山的领袖形象与中国第一个统一的民主革命团体同时诞生了。

历史总是被有选择地遗忘，也许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了解，早在1903年，章太炎就在兴浙会的喉舌《汉声》杂志上刊登了《论中国合群当自地方自治始》一文，主张革命团体应“由小群而进为大群，联为一最大之团体”。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专家徐中约在他的著作《现代中国之崛起》中认为即便到了武昌首义之后，孙中山对于中国反清革命的作用仍然好比一个“船头女神与挡箭牌”的混合体。在他看来，反清传统一直顽强地存在于中国民间的秘密会社与汉族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中，从王夫之到黄宗羲，从天地会、白莲教一直到太平天国，民族主义以宗教结社、帮会与农民运动等各式面目动摇着满清的统治秩序。孙文所领导的革命，不过是这一反抗传统的某种延续。

从《明夷待访录》到《浙江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