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球

丹尼特的自然主义

焦虑而又喧嚣的时代，哲学家遭到的误解是多重的：常人先是对他们抱以传承道统、守护存在的理想化期待；翻阅了几本大部头之后，又被书里勾连缠绕的概念之网和零零碎碎的论证推理搞得一头雾水，惊呼一句“哲学已死”以示盖棺定论。类似的态度在象牙塔里同样流行。我曾在一个认知科学工作坊做过一次报告，接收到最多的反馈是：你讲的那个概念，能被确切地定位于脑区的哪个位置吗？当我试图表达康德的“先验范畴”、尼采的“权力意志”以及弗雷格的“涵义”都不可能享有“脑区定位”这回事后，座下投来一片同情的目光。

如果说还有谁能为哲学在江湖民间与科学庙堂重新赢得尊重，美国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或许可以堪当此任。然而这也是以他与主流哲学圈渐行渐远为代价的。两年前，我在塔夫茨大学旁听“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课堂上的丹尼特面对学生自问自答：“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的工作最近不太容易被其他哲学家引用吗？因为我也很少引用他们。为什么我很少引用他们？因为他们太过沉迷古旧的教条，而且相当顽固。”

和他的老师赖尔一样，丹尼特是那种“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学者。汉语里“主义”这个词太厚重，英语的“-ism”无非是用一个后缀打包一个理论，以便贴上一个概念标签。人们阅读哲学缺乏耐心，也跟哲学家热衷于发明各种主义有关。主义嵌套着主义，主义有大有小，正如大山头居住着许多小部落。丹尼特所属的哲学山头被称作“自然主义”。在英语世界，半数哲学家都自称是这个山头的居民，因为“投名状”简单易得，只要承诺如下两条原则的任何一条即可：第一，宇宙中不存在超自然的上帝、鬼神、灵魂、柏拉图的“理念”或黑格尔“绝对精神”之类的事物；第二，哲学的首要目标不是提供人生意义指南，而是问题求解，作为自然科学的延续，研究哲学应当尽可能效仿和使用自然科学成果。

很多人迫不得已承诺前者，面对自然科学在研究人类智识领域的节节胜利——尤其是日新月异的生命科学和认知科学——他们似乎别无选择。丹尼特在这两个方面都堪称登峰造极。作为塔夫茨大学认知研究中心的掌门人，他直接介入科学前沿。鉴于他为进化论所做的强势辩护和解释范围的拓展，以及对宗教现象提出的祛魅化解读，丹尼特也被誉为“新无神论四骑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