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泊在伶仃洋的鸦片走私船（摄于1820年）（文化传播供图/FOTOE）

陶澍门下

1841年7月的一天，57岁的林则徐来到镇江边。这位前任两广总督，在促成虎门硝烟，亲见英国远征军占领香港后，被调来浙江，又即将遣戍伊犁。见到老友魏源，二人对榻连宵，感概世事苍茫。临别之际，林则徐将在广州任职时主持编译的《四洲志》《澳门日报》及一些船炮模型的图纸交予魏源，希望他能以此为蓝本，编辑一部详细介绍海外各国天文历法、火药武器、历史沿革的书，“嘱作《海国图志》”。

那是两位老友此生最后一次相见。48岁的魏源此时仍未中第，半生辗转幕府之中，却深得林则徐信任。27年前，林则徐任翰林院编修时，便对在京城负盛名的魏源有所耳闻，此后一直惺惺相惜。

1814年，魏源21岁时，从长沙岳麓书院随父进京。那时乾嘉盛世已步入尾声，各地起事不断，魏源进京前一年，便有天理教进攻皇宫。进京路过河南，正赶上水灾，魏源目睹“黄沙万殍骨”“食鸩止渴饥”的悲惨景象，受到很大的触动，他欲寻求造成这种景象背后的根源，遂在京师里拜谒硕学名儒。

“入都后，治学甚殷，陋室敝袍，借书还书之车，时喧于市。”他在北京期间结识了年龄相仿的龚自珍，二人志趣相投，均认同公羊学经世致用的特色，以及强调“变易”、改制的理论，双双投入礼部主事刘逢禄门下。

刘逢禄专治春秋公羊学，是当时今文经的执牛耳者。相比固守故纸堆，注重训诂的古文经，今文经的学者注重阐发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把经书看作是制度论，把经典作为当下行动的依据。龚、魏二人便依此“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一展青年的朝气。当时的官员见魏源的诗篇敦厚典雅，四处宣扬，“数日名满京师，中朝公卿大争交纳焉”。

清代魏源著《海国图志》，广州近代史博物馆藏（FOTOE供图）

龚自珍虽没取得功名，好歹也是内阁中书，魏源却不过是个从外省来学习的年轻人。他能受到京城官僚群体的赏识，不仅因为才华，也源于他的家世。

魏源家曾是湖南昭阳的望族，他的祖父曾资助安化青年陶澍进京赶考。魏源进京时，1802年中进士的陶澍正任江南道御史。魏源对陶澍以“通家子”相称，到京后首先投奔这位长自己15岁的世家。陶澍不仅帮他寻访名师，更带着尚未获得功名的魏源，参加自己与同年进士组织的“宣南诗社”，与京城的官员酬答作对、讨论时事。林则徐也曾加入诗社，由此与魏源相识。

林则徐与魏源相知，则始于1825年。林则徐那时是江苏按察使，魏源随在任张渚巡检的父亲定居江苏，进入江苏布政史贺长龄府中做幕僚。林、徐二人同处一地，聚集在已任江苏巡抚的陶澍周围。

魏源眼中“指挥当世事，质朴古人风”的陶澍也曾在岳麓书院读书。乾嘉时期考据学如日中天，岳麓书院却一直秉承始于王夫之的湖湘经世思想，把“义理”的德行培养与“致用”的时务教育统一起来，要求躬行实践。“通晓时务物理”的学规要求，使得陶澍、魏源等人面对动乱的时局，更倾向经世致用的做法。

相似的教育背景使陶澍与魏源意气相投，而“以经世自励”的林则徐也是志同道合。而他们身处当时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见到的是全国官民矛盾最为复杂的漕运、水利、盐务问题，逼迫他们思考经世之策。陶澍由此被道光皇帝称为“干国良臣”，他升任两江总督，引领的湖湘学派在江浙开枝散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