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1818~1891）

出使英国

1876年12月底，在海上颠簸20余日，58岁的郭嵩焘只觉得苦。作为大清国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他需乘坐轮船前往南安普敦港。自12月2日从上海登船以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风高浪急，不能起坐，从登船时的眼珠疼、鼻隼疼，直至牙隐痛、耳痛、苦心痛。他不知能否顺利就任。

身体的折磨一如内心的煎熬，此番出使英国是苦差。郭嵩焘出使两年前，发生了著名的“滇案”，也称“马嘉理案”。1874年，英国与清政府商定，从缅甸派一支勘测队，勘测缅甸到中国云南的陆路交通。英国驻华公使馆特派书记翻译官马嘉理次年便携带清政府颁发的入境护照，进入云南缅甸边境，准备与英国探险队会合。因英国探险队出发前没有先行知会地方官，时任腾越镇左营都司的李珍国组织当地军民阻拦。在马嘉理出来交涉的过程中发生冲突，马嘉理及其4名中国随员被击毙。英国要求清政府派人“登门赔罪”，朝廷便想到在广州任巡抚时，屡屡与洋人打交道的郭嵩焘。

滇案发生后，李珍国的上司云南巡抚岑毓英将杀人之责归于当地土著，令英国无从追责，国人对此一片夸赞，唯有郭嵩焘提出岑毓英的做法实属未以礼对待外国，应该严惩，引得同僚侧目。而他刚赴福建任按察使不满三个月便被急召回京。在当时看来，派去公使犹如送去“质子”，是莫大的侮辱。郭嵩焘一边面对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逼问行期，一边忍受家乡父老的侮辱。出使前两个月，他湖南老家的乡试诸生聚集在玉泉山，扬言捣毁郭家。

郭嵩焘经历50天的行程，途经各英国殖民地，见到香港、新加坡高大的西式建筑，穿越苏伊士运河，又领略“夕阳返照，见山色红紫辉映，如胭脂图画”的红海奇景，出直布罗陀海峡入大西洋，于1877年1月21日抵达英国，目睹“灯烛辉煌，光耀如昼”的盛况，令本就对西方不存芥蒂的他大开眼界。

当时正值英国最鼎盛时期，郭嵩焘抵达的那年元旦，维多利亚女王在印度首都德里加冕，获“印度皇帝”的称号，“大英帝国”（British Empire）的名号正式诉诸公文。郭嵩焘身处伦敦，在日记里记载见闻，“轮船火车，电报信局，自来水、火、电气等公司之设，实辟天地未有之奇，而裨益于民生日用甚巨……其人嗜利无厌，发若鸷鸟猛兽，然居官无贪墨，好善乐施，往往学馆监牢，养老恤孤之属，率由富绅捐集，争相推广，略无倦容，亦不为子孙计划，俨然物与民胞。每礼拜日上下休息，举国嬉游，浩浩荡荡，实有一种王者气象”。

清廷出使外国的名臣如刘锡鸿、张德彝、郭嵩焘都到过香港，见证殖民地法治

他受命向英国女王递交了“致歉”的国书，在伦敦建立驻英大使馆，处理中英外交事务。次年，他兼任驻法公使。在欧洲出使三年，他频频参与欧洲上流阶层的社交，出席茶会、宴会、化装舞会，与英国女皇、法国总统乃至巴西皇帝、波斯国王共席酬酢。

在郭嵩焘看来，自己于伦敦、巴黎上流圈里的应酬是“于无意中探国人之口气，察国中之政治”。而在国内，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正主持洋务运动，兴建军工厂、参用西法训练军队、购买欧洲的先进武器。郭嵩焘27岁时便同小他5岁的李鸿章相识，二人在两年后双双考取进士，有同年之谊。二人也共抗太平军。郭嵩焘出使英国亦由李鸿章力荐。郭嵩焘到英国后，李鸿章寄给他长函，托他购买铁甲船、水雷、马提尼枪，以备海防之需。

“船宽八丈二尺，长三十六丈，重一万三千吨，载八十吨大炮四尊。据称船上飞桥、烟筒及舱房尽为敌人大炮冲击无存，而炮房厚铁无恙，犹可纵横驰击。”身处欧洲的中心，郭嵩焘不仅见到最先进的武器，更是见识了英国女王大阅水师和法国陆军阅兵。“君主（维多利亚女王）及太子船出江口，廿六兵船并声炮，君主船从中道直上，兵船人皆升立文桅端。各船从之，径上数里，又折而下。君主船每过一次船，左右皆升炮送之。”

军队雄壮如此，郭嵩焘却认为，“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本”，其一来自牛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