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最初他曾经积极联络日本、英美政界，试图寻求他们的支持以营救光绪皇帝。联络无效后，他与弟子一起创立保皇会

“圣人为”

1898年6月16日，鼓动变法十余年的康有为，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在颐和园的仁寿殿，他受到光绪皇帝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召见。因教案引发的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伴随列强接二连三的瓜分计划，使光绪决定破除清朝非四品官以上不能召见的陈例，亲自接见这位以呼吁变法闻名的人物。

正式召见前，光绪采纳恭亲王奕訢的建议，先安排总理衙门的五位大臣，在这年正月初三接见了康有为。会谈从下午一直持续到黄昏，留下荣禄与康有为的交锋记录：荣禄曰：“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答：“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变法失败后的逃亡途中，康有为亲口向新闻记者回忆了这次长达两小时的重要召见。他详细地描绘皇帝的面容，“当时正是俄国人占领旅顺大连湾不久，因此皇帝是面带忧色。皇帝身体虽瘦，但显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梁端正，前额饱满，眼光柔和，胡子刮得很干净，但面色颇为苍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长而瘦，仪表精明。其态度之温和，不特在满洲人中少见，就连汉人中也没有”。在谈话过程中，康有为发现皇帝的眼睛“时时留神窗户外面，好像防备人偷听一样”。

谈话的内容已不重要。正如唐德刚所言，对已决定依照康的条陈变法改制的光绪来说，召见只是一种形式。严肃的史学家对偏好夸大的康有为的这番叙述并不全信。据学者张鸣考证，根据随后被破格召见的张元济回忆，光绪召见康有为的时间只有“大约一刻钟光景”。但不管是两小时还是一刻钟，召见对康有为具有决定性意义，他在此后的人生中，始终以这位皇帝为念。

康有为是一位理论与实践常有冲突的人，别人批评他每天谈一夫一妻，自己却不断娶妾。他自己的解释是，理论不过是将来的缩影，实际则必须符合目前的境遇

从光绪十四年（1888）起，康有为已给清帝连续上书七封。这些上书，包括在1895年“公车上书”事件中他与梁启超连夜起草的那封长达万言、包含“拒和、迁都、变法”系列主张的上书，由于守旧派的阻拦，多数没有上达天听。现在不同了，虽然光绪随后只给了他总理衙门上行走的六品小官，但由于享有专折上奏的特权，变法终于可以在他的建言下进行了。

变法的动因主要来自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痛刺激。只是，早在战争爆发前七年，康有为已经意识到了帝国的危局及变法改制的重要性。30多年前掀起的那场打补丁式的“自强运动”，随着局势的恶化，问题越发明显。正如梁启超批评李鸿章时所言：“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

在晚清变法改制的声浪中，康有为并非觉醒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冯桂芬、容闳，乃至洋务派大佬李鸿章，都对制度变革有所认识。但正如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所言：“在传统士大夫阵营之内，首先以中西理论相结合，并化理论为行动，不眠不休地推动变法为职志，结果祸延家国、名扬天下，终以变法专家载记史册的，那就只有一个康有为了。”

呼吁变法，不仅需要深远的见解，更需要超凡的胆气与魄力。康有为身上并不缺乏这些特质。早在幼年，他就由于经常口不离圣人，被乡人戏称“圣人为”。康有为具备梁启超所谓“极强的自信力”，也使他成为不少人眼中的“妄人”。

在变法之前，康有为已构建起自己的著述基础，那就是在晚清主张经世致用“今文经学”与西学交汇视野中的“两考”——《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