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梁启超退出政界，专注于学术与教育。图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们，前排右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李济（东方IC供图）

渐行渐远的师徒

1900年7月的一天，秘密回国接应唐才常起义的梁启超，在电报催促下，转道香港，在雅宾律道三号保皇会的秘密会所里与康有为见面。

见面后，两人首先检讨了唐才常汉口起义的失败。康有为紧接着责问梁启超与韩文举、欧榘甲等12人在日本江之岛结义的事，认为他倾向革命，便是忘了光绪皇帝的救命大恩，做出忘恩负义之事。“应当记得百日维新之时，守旧党要杀我们而甘心，湖南举人曾廉上书，举劾我们反满，大逆不道，应处以极刑。若非光绪皇帝全力卫护，我们早被杀头，哪有今日？当时你口口声声颂扬皇帝恩德，现在却要革他的命！”康氏越说越气，顺手拿了一个夹着报纸的报夹子，向梁氏掷过去，口中大叫：“你的命是光绪皇帝给你的！”虽然康氏无意真打，一击不中，梁氏却大惊跪下，俯首认罪。从此确定了“保皇”的路线。

如果说这则出自康有为外甥李云光的回忆可据为史，记录下康梁这对合作无间的师徒首次因见解不同而发生龃龉，那么此后二人的分歧将越来越大。

在《时务报》时期，梁启超所作的一系列宣扬变法思想的政论已使他声名鹊起，但他的思想依然不出老师康有为的藩篱。梁启超之所以成为后来的梁启超，则是因为与矢志保皇立宪的康有为分道扬镳。

变法失败后，康梁相继流亡日本。在日本，梁启超除与人结义以激励斗志，一度还与孙中山一派过从密切，讨论过两派联合的可能性。这自然引发了康有为的不满，因此有了开头的雷霆之怒。然而，暂时迫于老师压力而屈服的梁启超，本身求知欲极为旺盛，在日本接受大量新思想、新知识的洗礼，他的思想很自然地超越改良主义的束缚，一度倾向革命。尽管思想多变的梁启超，在1903年冬从美洲归来后发表声明，迅速回归康的路线，但在1898到1903年，也正是他作为启蒙思想家最为辉煌的时段，他发表的一系列背离改良主义的文章，影响了许多人走上仇恨清政府、倾向革命的道路。

周作人晚年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回忆道：“他（梁）攻击西太后，看来接近排满，而且如他自己所说，笔锋常带感情，很能打动一般青年人的心，所以有很大的势力。癸卯（1903）年三月鲁迅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及《新小说》各三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