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1792～1841年,字尔玉，浙江杭州人)

不及而立之年，龚自珍已经意识到，在庙堂之外的中国广大疆域里隐藏着重重危机。

龚自珍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师从宋璠，又随外祖父段玉裁学习，接受了严谨的训诂训练，奠定了厚实的朴学基础。青年时他常随父母宦游，得以观察社会，增长阅历。19岁他参加科举考试，在四次乡试后终于中举，但次年进京会试时落榜。他在京师与同样科举不中的魏源结为好友，一起拜师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他深受其师影响，秉承了“道、学、治”一体的思想。

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自珍第二次进京参加会试，依然未中。两次会试失败和多年的游历见识，使他将目光转向了社会现实问题及重大国家方略。当时耕地大量开垦和人口增加给清社会带来了突出的矛盾，新疆动乱及周边民族矛盾激化，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洋盗”闹市，鸦片输入中国致白银大量外流，再加水旱灾害频发……以诗文闻名朝野的龚自珍开始从庙堂今文转向广阔的中国边疆，从礼仪中国的视野走向帝国舆地学。他撰写了《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已佚），其考察内容从西北、东南的地理环境差异拓展至两个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变化。《西域置行省议》主张在新疆建立省级行政建制，使新疆领土直接归中央政府统治，但并未受到重视。60年后李鸿章看到此文，才意识到龚自珍思想的前瞻性，“龚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

之后龚自珍以举人身份进入朝廷，任内阁中书一职，期间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又任国史馆校对多年，具备了完整的陆地边疆知识。他负责校理《理藩院》，熟悉了理藩院管辖藩部所在，以地理学为中心，形成“中外一家”视野下的“天地东西南北之学”。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林则徐前往广东查禁鸦片，龚自珍提出可参考明代抗倭名将胡宗宪《筹海图编》中关于沿海地理形势及海疆防御的内容，重点关注辽东沿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到广东一线。由此可见，东北也成为龚自珍边疆观的一部分；西北与东南并称联动，则显露了龚自珍经学视野中的边疆结构。在中国面对西方威胁的国际环境中，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在国家空间中的互动成为19世纪上半叶中国地缘政治最为深刻的洞见，是魏源等后来人“开眼看世界”的先声。（文/胡艺玮  参考书目：《龚自珍评传》，陈铭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汪晖著；《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研究》，王鹏辉著）

冯桂芬（1809～1874年,字林一，江苏吴县人）

1898年7月17日，戊戌变法已开始一月有余，在这天，光绪皇帝下令将《校邠庐抗议》印刷1000部，发给各级重要官员签注，引起一片或褒或贬之声。

该书的作者就是冯桂芬，他早年是林则徐的学生，也是魏源的好友。魏源的《海国图志》出版后，时人并未给予多少关注，但冯桂芬专门写文章指出其中不合史实之处，而魏源也一一接受批评，在扩充时对书稿进行了修改。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联军在北京放下的一把大火不仅烧光了圆明园，也烧光了中国人对“万年和约”的幻想，从这时起，时人才渐渐意识到：变局来了。

面对这样的变局，冯桂芬极其冷静而务实。这年年末，52岁的冯桂芬来到上海，两年前他才经历过政治的攻讦与冷遇，为此隐居山间了一段日子。到上海后，他住在租界的一座小寺庙里，在这里开始撰述《校邠庐抗议》。

在《校邠庐抗议》中，冯桂芬清醒地写道：中国虽大，也只占到世界的“十有五分之一”，更不是世界中心。而中国更有许多地方不如外“夷”：除了利炮坚船不如夷外，还有“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冯桂芬在书中提出了较为全面的“采西学”主张，不仅仅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还要学习他们的生产机器、自然科学，乃至人才的教育与选拔。他在书中说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可说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先行。事实上，无论洋务派，还是维新派中，都有人从他这里吸取思想的养分。

写完《校邠庐抗议》，冯桂芬又参与了广方言局的筹划，而这正是基于他的建议才得以创立的外语人才培训机构。他的行动与他的思想一起，跳跃在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中。（文/曾宇清  参考书目：《冯桂芬评传》，熊月之著；《冯桂芬传》，周菊坤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