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维斯特赫的《西岱岛巴黎圣母院》，17世纪铜版画

看了又看，巴黎圣母院

今年的2月，我刚刚打巴黎圣母院的门前广场经过，路上有点时间，门前排队的队伍也不算长，心血来潮就进去瞟了一眼——其实，过去不止一次地“路过”这里，但是并没有特别的兴趣走近它，更不用说细细参观。那里好像总是有着售卖千篇一律明信片的小贩，那里的画面也总是千篇一律地相似，以至于它更好作为一个约会的地点，而本身却被忽略。每座城市中，仿佛都有这样一座总被看到，但从未遭了解的建筑。

很快，这次偶然的“路过”也就过了脑，不料不久之后大火突起，赋予了这次“路过”特殊的含义，也把对这座建筑的兴趣重新提到了眼前——现在想想，险些就再也看不到它了，至少，再看到也不是“从前”的巴黎圣母院了。

的确，对我而言，巴黎圣母院绝不是一座特别惹眼的建筑。它何以成了旅游的大热门和巴黎的象征呢？就在几步之遥的南面，就有另一座圣米歇尔教堂，也在中世纪巴黎城的范围内，直到14世纪这里都是法国国王的皇居所在，却乏人关注。与之形成比照的是，尽管如此有名，巴黎圣母院的个体特征却并不那么鲜明。我努力联想着此前潜意识中的这座建筑，从它的正面也就是西立面看过去，并没有十分吸引眼球的形象——事实上，对它今日形象富有主要责任的法国建筑师勒·杜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在19世纪的那次“大修”中有意放弃了在西边双塔上加建的塔尖，尽管它们会令得这座古老建筑更加抢眼。

让·富盖的《上帝的右手为虔信者护御邪灵》，羊皮纸金箔蛋彩画，约1452~1460年，罗伯特·雷曼收藏。来自15世纪的彩饰

勒·杜克的修缮强调历史的本原性，但事实上，巴黎圣母院的容颜自此焕然一“新”了。19世纪以来，就在不远的产地，源源不断供应的石灰岩或砂岩，成批次地包裹了法国首都的外表，圣母院这种国家级的项目自然也不例外，它融入了奶黄、灰黄光泽的巴黎之中，它的铅皮屋顶和孟厦式样（mansard roof）官邸的覆面相去不远。我的知识告诉我，巴黎是一座历史城市，但这种新旧的快速融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巴黎更是一座在“现代”进程中领跑的城市。虽然很早就有良好的古物保育意识，加上一贯严格的高度控制，但是作为至今不衰的世界大都市，巴黎的天际线已经是17世纪以来日趋发达的近代工程技术的产物。在短时间内，人们就可以轻易地造起更多惊人听闻的建筑物，可以比肩古代大教堂，和这种现代效率带来的规模和强度相比，巴黎圣母院是有些“泯然众人”了。

我们再去看看更早的巴黎就有个对比——比如15世纪画家福盖（Jean Fouquet）笔下塞纳河边的圣母院。那时的巴黎还远远没有达到现代城市的高度。超拔于低矮的建筑之上，这座哥特教堂和中世纪城堡中红色屋顶白色墙身的建筑判然有别。即使忽略了图上方云层中上帝伸出的右手，你也能从这幅画本身的形制上猜出个大概——建筑本身提供了一种那个时代人与世界关系的参照物：人群虽然占据了前景的大部，但却是臣服于不可知的秩序的，背景中的逐次退去的建筑和风景，像景片一样构成了神谕的舞台，它们和上界的联系，才是视觉的聚焦所在，幻化出一幕盛大的演出。除了上帝之手，还有不折不扣的“上帝之眼”。

这幅画，名称叫作“上帝的右手为虔信者护御邪灵”（The Right Hand Protecting the Faithful against the Demons），实际上尺寸不大，是当时常见的插图经卷的一部分。一个观众，如果不只看没有维度的手机图像，而是真正注目于这巴掌大（5英寸×7英寸）的书页时，就会更质感地“触”到图像中的圣母院，教堂与右侧同色的中世纪城堞，乃至天空中飞战的神魔，是融为一体的意义世界。那尚且显得朴茂的石头表面，光看上去就与众不同，它有别于匍匐在它脚下的俗世，也和前景里的信众隔河拉开距离。只有明了了这种森严的秩序，你才会觉得，你并非只是大饱眼福，而是无意中窥见了中古城市让人敬畏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