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

影响与焦虑

哈罗德·布鲁姆阅读速度快，记性特别好，他说他一小时可以读400页，而且过目不忘，可以一字不差地背诵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弥尔顿的《失乐园》、威廉·布莱克的全部作品、希伯来语的《圣经》。在耶鲁大学任教期间，他可以讲授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和塞万提斯，即兴大量引述原作并揭示它们之间的联系。

1984年，布鲁姆开始为切尔西出版社编辑500多部现代评论文集，高峰时期他每个月要写15篇导论，相当于每两天就得交一篇。所有作品都必须重读，然后迅速形成自己的观点。

他的成名作是1973年出版的《影响的焦虑》，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文学创作：文学名著的历史是一场俄狄浦斯式的斗争，前辈诗人会对后来者形成巨大的压力，年轻的艺术家要摆脱前辈的影响，对他们的作品加以重写，采取各种防御措施，避免自己的想象力被前人的诗句淹没。在“影响的焦虑”困扰之下想方设法地战胜自己的前辈：华兹华斯努力消灭弥尔顿，济慈又要消灭华兹华斯，雪莱要消灭莎士比亚，只有莎士比亚逃脱了影响的焦虑的掌控，他没有弗洛伊德式的先驱，对他的智力和成就别人只有赞叹的份儿。最优秀的作家是那些成功地抑制了前辈对自己的影响的人。

这一理论为布鲁姆对文学天才的信念提供了学术框架，也为他的文学评论观提供了基础：文学评论就像文学侦探，要去揭示隐蔽的灵感和压迫。这也使他陷入了文学评论界的辩论，以德里达和耶鲁解构学派为首的学者们认为，要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背景下分析文学文本。这种理路的一个结果就是，坚持认为以往的文学经典束手束脚，缺少相关性，而那些边缘性的文化产品如漫画、说唱音乐的歌词，跟弥尔顿和莎士比亚一样值得加以研究。

布鲁姆称他的对手是“憎恨学派”，包括最时髦的女性主义者、拉康学说的信徒、整个符号学阵营、最时髦的伪马克思主义者、既无新意又和历史无关的所谓新历史主义者、完全忽视文学价值的第三代解构主义者，其渗透面却很广，而且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他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说：“今天，不仅是英语世界，乃至在法国、意大利，你都很难碰到一位批评家、学者或是其他人，发自肺腑地追求审美价值，享受纯粹的阅读之乐，欣赏诗歌与故事本身。阅读已经变成一种非常奇怪的活动，变得极具倾向性。现在高校的文学批评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做法我都不赞同，他们摒弃想象的价值，回避审美。只有我一直问书好吗？比哪本好？比哪本差？有什么意义？意义和好坏之间有关系吗？而且不只是好坏，还要问好在哪里、坏在哪里？”

他说西方文学批评的始作俑者是古希腊的阿里斯托芬。“当他把欧里庇得斯和埃斯库罗斯并行比较的时候（这对前者极为不利），批评的艺术便诞生了。又或者，一切都始于朗吉努斯：他审视柏拉图对荷马的焦虑，以此来消除自己面对柏拉图时的焦虑。可见，这是文学批评一直在做的事；我认为，如果文学批评还多少有些用处的话，这就是它必须回归的地方。文学批评必须回答好坏、怎么样、为什么有这些问题，必须回答文学和生活的相关性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它是一种意思；我们那样，它又是另一种意思。我很惊讶，当代批评家里竟然没有人还在讨论伟大文学的感染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