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东方学”，便是以欧洲当时新近发现的中亚和塞外出土语言文献为主要史料，通过西方比较历史语言学方法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来重建中原的“他者”——西域，并以此重新认识中原历史以及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影响。这也就是他自己说的“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

德国学术界很快发现，梵语文学、印度传统文化对语言的特殊认识为欧洲的语言学家开拓了新的眼界，印度学的引入确实如施莱格尔所预言的那样，对德国乃至欧洲的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欧洲人终于发现，德语、英语、法语等，都是印欧语系的一支，他们眼中曾经被视为野蛮民族的印度人，其实是亲戚。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唯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

进入20世纪，印度学达到了一个巅峰，欧洲学界加速了对东方语言的发掘，斯坦因、伯希和相继前往敦煌，葆朴在柏林大学的继任者皮舍尔（Richard Pischel）教授也积极组织德国探险队四次来到吐鲁番地区进行发掘，发现的大量古代多种文字的写卷为欧洲学术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丝路沿线所发现的17种文字、24种语言中，20世纪初欧洲学者就发现了3种已经消亡的古代语言：伊朗语族的和田塞语、粟特语，以及吐火罗语。皮舍尔不幸死于一次事故，接替他在柏林大学印度学教职的便是吕德斯，也就是陈寅恪的老师。

1816年德国语言学家葆朴（Franz Bopp）发表了论文《论梵语动词的变位体系及与希腊、拉丁、波斯及日耳曼语的联系》，欧洲人终于发现，德语、英语、法语等，都是印欧语系的一支，他们眼中曾经被视为野蛮民族的印度人，其实是亲戚。葆朴自此成为比较语言学的创立者，被聘请前往柏林大学担任东方语言的全职教授，并开设了印度学专业。

进入20世纪，印度学达到了一个巅峰，欧洲学界加速了对东方语言的发掘，斯坦因、伯希和相继前往敦煌，葆朴在柏林大学的继任者皮舍尔（Richard Pischel）教授也积极组织德国探险队四次来到吐鲁番地区进行发掘，发现的大量古代多种文字的写卷为欧洲学术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丝路沿线所发现的17种文字、24种语言中，20世纪初欧洲学者就发现了3种已经消亡的古代语言：伊朗语族的和田塞语、粟特语，以及吐火罗语。皮舍尔不幸死于一次事故，接替他在柏林大学印度学教职的便是吕德斯，也就是陈寅恪的老师。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曾经的“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之后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这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在吴宓的印象中，这些中国学生的英文基础都很好，对西方文化有相当的了解，同时还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因此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不赞成胡适、陈独秀等的全面抨击、彻底否定、破旧立新，而主张融化新知。这也许不无白璧德的影响，后者是美国当时著名的新人文主义者，对东方哲学，从佛教到孔、孟、老、庄等都深有研究，认为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互为表里”，并希望中国留学生们能采中西文化之精华，以求救亡图存，而不蹈西方之覆辙。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曾经的“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之后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这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