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拥有丰沛的医疗硬件实力，图为 4 月8 日荷兰急救医生将新冠肺炎患者转移至德国进行抢救

记者/郜超  实习记者/张梦卿

低致命率偏差

在海德堡，被称为“新冠出租车”（Corona Taxi）白色小巴停在路边，橙色警示灯亮起，格拉夫医生（Uta Graf）下车，和护士打开后车门，消毒双手，戴上口罩、护目镜、头罩，穿上防护服。格拉夫仔细检查了防护设备之间的缝隙，她们将前往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患者的公寓。根据呼叫中心求助电话所提供的患者地址，格拉夫有时无法准确定位，便穿着全套绿色服装走在街上，请行人指路。画面有些古怪，但格拉夫没有时间感到尴尬。访问的时间很紧促，只有五分钟：检查病情，测量血压和血氧，采集血液样本并进行抗体检测。加上谈话，整套家访往往能缓解患者对未知的焦虑。格拉夫说：“测量血氧对老年人很重要，因为他们甚至不会注意到自己是否呼吸急促，也就不会报告。”拜访结束后，格拉夫小心地移除受污染的防护设备，随后回到“出租车”上，继续拜访下一个“病房”，下一个病人。

“新冠出租车”缓解了当地社区型医院的紧张资源，它是德国研究机构规划设计，政府投入公共资源以缓解这场公共危机的方案。“出租车”夺人眼球，同时引出了更重要的问题：为何新冠肺炎在德国的致命率如此之低？

4月19日，是政府原先计划中实施控制措施的最后一天，医生梅勒的“出租车”仍在运营。当日德国在册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已达14万例，超过除了重灾区美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外的任何国家。然而，虽然德国的病毒致命率数据由3月份的2%以下，升至目前的3%左右，但仍低于英、法、意、西等国动辄百分之十几的数字。德国波恩大学医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亨德里克·斯特雷克（Hendrik Streeck）认为，其缘由既有统计上的偏差，也有各国应对大流行的实际差异。

统计数据上的“认知偏差”值得玩味。3月16日，WHO总干事谭德塞在发布会上疾呼：“我们能给所有国家最简单的建议就是，检测，检测，检测！”检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此最浅显的解释是，广泛的检测发现了更多轻症患者，在致命率这个分数中，德国拥有更大的分母，其病例数据虽与其他欧洲大国相当，但更接近真实情况。

1月中旬，大多数德国人对病毒尚未醒觉，历史悠久的柏林夏利特医院病毒学研究所已开发出检测方法，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科学检测的样本在网络发布。到1月下旬，首批7例患者发现来自于德国一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在慕尼黑的办公室。1月29日起，拜仁州卫生部对该公司180名员工进行了检测筛查，理清了感染的来源与路径，公司关闭两周。2月，各地的实验室已经建立了一套测试标准。此时美国本土研发的检测试纸未能在准确性上快速达标，直到3月18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才投票通过了为全体公民提供免费的病毒检测，此时德国的检测效率已提升至每周20万次。德国专攻流行病监控预防的权威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所长洛萨·维勒（Lothar Wieler）于4月初表示，德国的病毒检测能力从3月最后一周的35万次，提升至每周50万次，全德有177家实验室可以独立完成检测工作。此时，法国的检测效率只有每周20万次左右。

4 月1 日，在德国萨克森州首府汉诺威的一家实验室内，一名工作人员在准备新冠病毒测试样本

德国的大规模检测一马当先，首先得益于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中国卫健委客座研究员邵晓军博士曾长期在德国医疗保险领域担任首席医疗官，他告诉本刊，绝大多数德国人必须强制参加德国法定医疗保险，自2月底以来，健康保险公司承担政府规定范围内的每一次测试费用，这些费用在150至300欧元之间。自行测试也有商业保险覆盖。而在目前以商业医疗保险为主的美国，穷人在疫情早期往往无法负担检测费用。

另一项先决条件则是检测试剂的生产能力。邵晓军认为，德国拥有全球领先的精细化工生产链，这其中包含了本土的合成工厂以及布局在东欧等地的原料工厂。以拜耳公司的柏林工厂为例，140名员工主动加班，每天可以提供多达1000次额外的病毒检测能力。分得试剂的实验室本身具备操作检测的经验，埃森大学医学院的陆蒙吉教授告诉本刊，在疫情暴发前，他的实验室每日可以进行两三百次左右检测，涵盖40多种病毒；疫情期间只需将其他项目，如艾滋病毒检测削减，将自动化机器和配备人手投入新冠检测，目前仍有提速空间。陆蒙吉表示，真正的生力军是公司化运营的检测机构。3月26日，德国博世公司宣布推出“快速测试”，从而可以在两个半小时内处理样品，而无需经过实验室。这些遍布德国各地的177家实验室和医药企业巨头足以消化工厂的生产力。

在另一头的研发端，夏利特医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被认为是确保德国检测质量的功臣，德国《明镜》杂志称他为“流行病中的头号人物”。2003年，德罗斯滕在德国已经出名——他是“非典”病毒的共同发现人，并且首次研发出了快速检测方法。德罗斯滕对新冠病毒进行了20来年的研究。1月10日，中国方面的测序结果尚未发布，德罗斯滕的实验室就利用同为冠状病毒的“非典”病毒样本，开发出原则性检测方案。德罗斯滕说：“两种病毒的联系如此紧密，这缩减了研制新病毒检测方法的时间。”

陆蒙吉教授认为，德罗斯滕是德国对于小众科研领域的长期投资的符号。陆蒙吉的实验室专攻疱疹病毒，与冠状病毒同样小众，他认为：“德国政府投入资源的特点是：科研资助并不因为热度有所差异，各细分领域都有人才覆盖。看重研究成果，而非局限于应用价值。这次疫情充分说明：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最终，这些长期投资的作用将不只停留在扩大“分母”的数学层面。德国目前已推出适应快速大规模统计的“抗体检测”。德国著名病毒学家亚历山大·凯库勒（Alexander S.Kekulé）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提出了“隐性数字”的概念：“感染了新冠肺炎，自己不自知，在家痊愈的人群，都是这‘隐性数字’的一部分。这是‘静悄悄的免疫’，通过抗体检测，可以找出这些感染且自愈的人，尤其是医疗工作者。如果测出他们已经有了抗体免疫力，就可以最早投入一线工作，成为第一批回到工作岗位的人，有利于阻碍病毒的进一步扩散。”

而在当下，广泛检测更为直观的作用，仍然是帮助政府发现并隔离已知的感染病例，来减缓大流行的传播。在海德堡，“新冠出租车”正是这一思路的产物，即“对脆弱人群，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每天早晨，有七八辆这样的小巴从诊所出发，探访海德堡及附近在家隔离的新冠病毒感染者，除了全职医护人员，有近1000名学生参与该项目。方案的设计者之一、医生尤塔·梅勒（Uta Merle）告诉媒体，创意产生于流行早期，直到病情突然急剧恶化，她接触的首批新冠患者每天都说“他们很好”，最后耽误了治疗。她提到因新冠肺炎住院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新冠出租车会提前两天接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