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读

其教科书在很长时期内倾向于把近代以来的西方价值观视作普世观念，运用“欧洲中心论”从结果出发推导原因的分析方法，从西方国家处于强势地位的现状出发去挖掘西方文明兴起的独特原因，堂而皇之地为西方文明贴上科学、民主、理性等标签。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激进主义的猛烈和少数民族自豪感的出现，使有关西方文明优越性的共识瓦解了；到了二十世纪末期，随着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发展和全球史观影响的不断扩大，西方史学界掀起了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这种思潮也深深影响了对西方文明的研究与教学。时至今日，西方文明课程内涵已经大大丰富，早已超越了“欧洲中心论”（虽然随时无意中还流露出这种骄傲）的狭隘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世界历史课程的性质。一九八九年，斯坦福大学用“文化、制度和价值”这一课程取代了“西方文明”。这是文化多元、平权运动、女权运动所引起的，“死去的白人男性”所构成的正典遭受挑战，可见，知识生产一直面临着社会的各种压力，这意味着西方文明再一次发生转型，而人工智能则加剧了这一转型的快速发展。西方世界在知识生产领域的这种变化是喜是忧，何去何从，不得而知，但这确实是学术层面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