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土穆战火：苏丹和平进程触底
作者：张宇琦
2023-04-28·阅读时长15分钟
编辑·徐菁菁
2023年4月6日，苏丹民众在首都喀土穆，抗议苏丹军方和文官代表签署的新过渡性框架协议
喀土穆的硝烟
“现在信息传播得快了，从打第一枪到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收到消息，也就3分钟。”蔡勇是驻苏丹某中资建筑企业员工。2023年4月15日星期六，早上9点刚过，密集的枪炮声划破苏丹首都喀土穆上空。当时，蔡勇正在喀土穆市区一家批发市场修理破损的车玻璃。开战的消息传来，市场里的人们都慌乱起来，匆匆忙忙往外走。蔡勇和同伴立即取消了原本的计划，开上车，一刻不停地赶回住处。蔡勇庆幸自己熟悉喀土穆的街巷，为了避开可能有高风险的区域，他绕了将近20公里的小路。到中午时分，喀土穆西部和北部升起黑烟，战斗机从低空轰然而过，平日经常堵车的城区道路变得空空荡荡。
交锋的双方是苏丹实力最强大的两支军事力量——苏丹武装部队和被称作准军事组织的快速支援部队（Rapid Support Forces，RSF）。统领苏丹国家军队的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汗（Abdel Fattah al-Burhan）是苏丹过渡主权委员会的主席、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快速支援部队则听命于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克卢（Mohamed Hamdan Dagalo），这位人称赫梅蒂（意为小穆罕默德）的前民兵头目在主权委员会担任布尔汗的副手。
喀土穆建在两条河流交汇处的都市区——白尼罗河自南向北、青尼罗河自东向西流入此地，合流为尼罗河。真正的喀土穆市中心在青尼罗河南岸，苏丹总统府、国防部、安全局、喀土穆国际机场和富人住宅区都聚集在这里。4月15日的冲突最初在快速支援部队位于喀土穆南郊的总部打响，并迅速在市中心的关键地带和全苏丹人口最多的城镇恩图曼展开。交火半小时后，快速支援部队对外宣布控制了苏丹空军主要基地所在的国际机场，随后又称控制了军队司令部、总统府、广播电视台，以及北部城市麦洛维、中西部城市欧拜伊德的机场。接着，这一系列声明很快被军方否认。
对战况各执一词的两支部队持续加大火力。喀土穆居民只能凭借社交网络上的碎片信息推测哪里更加危险。“没人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电视台还和没事一样播出正常的节目。我们什么公告都没收到，没有任何关于应该怎样保护自己的指令或建议。”一位喀土穆妇女儿童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在开战当日愤怒地告诉半岛电视台。
持续交火令苏丹的安全形势迅速恶化，逐渐陷入失控状态。欧盟驻苏丹大使在喀土穆的住所内遭到了殴打；挪威驻苏丹大使的住处被一枚流弹击中；美国大使馆车队也被冲突的一方袭击；在北达尔富尔州的卡布卡比亚，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有三名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途中因遭遇交火丧生。美国CNN电视台还在一份联合国内部文件中看到，在喀土穆，身着快速支援部队制服的武装人员闯入了外籍人士的住所，把男人和女人分开带走。这份报告还提到一起强奸事件。快速支援部队拒绝承认报告中的暴行，反称这些都是布尔汗部队的卑鄙伎俩，“他们给手下的人提供快速支援部队的制服，让他们大肆对平民、使馆人员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组织实施犯罪，借此在国内外所有人面前破坏快速支援部队的形象”。不出意外，苏丹军方随后又将这些谴责斥为无稽之谈。
随着战事越发胶着，大量基础设施在炮火中损坏，喀土穆大片住宅区出现连日断水断电的情况。在火力密集的市中心，无论是物资还是人员，几乎都无法流动。喀土穆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阿拉埃丁·诺古德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记者，他住在军事设施周围，不间断的袭击导致他根本无法到达医院，“有人把中枪的人带到我家门口，但我连输液器都没有，只能让他们想办法去医院”。数名师生遇难的噩耗也从喀土穆市区的大学传来。其中，一名工程系学生是在跑向图书馆躲避时被流弹击中身亡的，由于被困校园内，同学们只得将他就地埋葬。
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18日，冲突双方达成了第一次24小时停火协议，旨在让平民获取必需的补给。但该协议几乎形同虚设，并迅速被双方抛弃。4月20日，为避免进一步的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再次呼吁交战双方停火至少三天，在庆祝开斋节的同时，让被困在冲突地区的平民能够逃脱并寻求医疗、食物和其他必需品。
4月20日早上，在本刊的视频采访中，被困在喀土穆市区的22岁印度籍环球旅行者、视频博主马西恩（Maheen）说，他刚刚还听到了不远处的枪声。由于租住的民宅断电，他前一天曾冒险徒步7公里到郊区为手机充电，但在两军约定的停火期间，村子又遭到轰炸。他向本刊展示自己所剩的全部物资：半瓶雪碧和两包意大利面，以及一位好心人送的一桶水。
“喀土穆现在没有安全地区。”冲突第六日，苏丹台州商会会长贺文富告诉本刊。贺文富2001年就到苏丹工作，目前在喀土穆城南和城北经营一家冷风机工厂和养殖场。冲突发生以来，他的厂子始终紧锁大门，他叫手下把两辆暂时不用的汽车轮胎放了气，油箱倒空，伪装成报废车的样子，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也放了一部分钱。“没办法，我们必须做准备，等着他们来。”贺文富说。
根据当地时间4月23日晚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声明，苏丹武装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420人，受伤人数升至3700人。
西西弗斯的巨石
蔡勇说，他到家后冷静下来，看了更多消息，才开始对回程这一路感到后怕。在苏丹生活的13年里，他目睹过许多次街头抗议和冲突，对警察用催泪弹驱赶人群的场面也已“见怪不怪”。但在他的印象中，喀土穆一直是整个片区安全度最高的城市，像这样硝烟漫天的战争场面，此前从未见过。
事实上，4月15日喀土穆的枪声打响之前，苏丹的动荡与撕裂已经持续多年。从19世纪末开始，苏丹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其间引进的大部分制度和管理机构保持到了1956年独立之后。因为具备英国式宪法、议会政体以及有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在政治文化上，苏丹向来被视作阿拉伯世界和非洲民主国家的代表。但受到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苏丹的民主制度在实际运作中长期处于混合和过渡的状态，而苏丹军队则是斗争中实力最强大的派系。苏丹独立后有过3届文官政府和3届军政府，但文官执政时间累计不过10年。从1956年到2019年，共发生15次政变，其中5次成功。2019年4月11日，在一场军事政变中上台的苏丹前总统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在执政30年后，又因为另一场军事政变下台。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王猛形容，苏丹的政治变革“如翻烙饼般剧烈”。而在这个严重欠发达的国家，每一次政权的推翻，经济问题都是最关键的导火索。蔡勇13年前来到苏丹，由于工作需要，这些年他跑遍了苏丹各个主要城市。他发现，各地的基础设施在2010年以后基本就没有变化。经济发展的突然停滞是2011年南北苏丹分裂直接导致的。苏丹南北方的矛盾历史久远，不仅在地理上被巨大的苏德沼泽隔离，在族群身份上，也从中世纪以来就大体形成北方阿拉伯穆斯林和南方黑人基督徒的划分。在殖民时期，北方阿拉伯人不仅参与买卖南方黑奴，也从统治者对南方的歧视性政策中获益。1956年联合建国前夕，南北苏丹就已爆发战争，到2005年签订《全面和平协定》时，绵延38年的两次内战造成至少200多万人死亡。2011年，时任总统巴希尔承认南苏丹“单边公投”的全民性，南北苏丹正式分立。但苏丹也就此失去了70%的石油储量和80%的石油产量，作为国家财政支柱的石油出口收入几乎消失，本就脆弱的经济陷入更深的困境。
2018年，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贷款，巴希尔政府采取激进的经济改革措施，直接引发货币断崖式下跌，通货膨胀率达到80%。随着食品补贴的取消，民愤被彻底点燃。自12月开始，苏丹各地出现持续4个月的示威游行，呼声也从抗议生活成本上涨转变为要求巴希尔下台。为了稳固政权，巴希尔采取了两个重要的措施：一是宣布全国进入一年紧急状态，启用军队和安全部队成员取代地方官员；二是重用地方武装力量快速支援部队。
在外界的描述中，如今掌控快速支援部队的赫梅蒂最常被提及的标签包括“小学三年级辍学生”“前骆驼商人”“浓重（地方）口音”和“狡黠的眼神”。他最早发迹于达尔富尔。达尔富尔位于苏丹西部，以富尔人为代表的黑人农耕部族和以贝都因人为代表的阿拉伯游牧部族混居于此，时常为争夺土地和水源发生冲突。随着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长期干旱和人口快速增长，两个族群的关系越发紧张，苏丹政府通过划分区域人为扩大阿拉伯部族的势力范围后，矛盾进一步升级。2003年2月，两支黑人农民军“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公平运动”向政府发动突袭，达尔富尔战争爆发。为平定叛乱，巴希尔政府武装了阿拉伯牧民为主要成员的多个民兵组织，外界将其统称为“金戈威德”（Janjawid），赫梅蒂的队伍是其中一支。
在平乱过程中，赫梅蒂以手段残酷为人所知，而巴希尔毫不避讳对他的赏识，甚至称其为“我的保护者”（阿拉伯语中与“赫梅蒂”谐音）。2013年，当苏丹在“阿拉伯之春”影响下出现民众抗议潮，巴希尔维稳压力空前，将部分“金戈威德”和雇佣兵整编为“快速支援部队”，由赫梅蒂担任领导人。
成为“禁卫军”指挥官后，赫梅蒂的个人财富和政治地位不断上升。据媒体报道，在巴希尔的帮助下，赫梅蒂掌控了达尔富尔地区大量金矿的运营权，其家族的商业版图也从边境贸易延伸至畜牧业和建筑业。从2015年开始，快速支援部队与苏丹军队一起，为沙特和阿联酋军队在也门打击胡塞武装，赫梅蒂借此与海湾大国建立了联系。2017年，苏丹通过了一项法律，将其合法化为一支独立的安全部队。
2018年底爆发的“十二月革命”中，对民众实施镇压的国家军队和快速支援部队本来都是被讨伐的对象，但迫于压力，军方率先倒戈，“识时务”的赫梅蒂也选择背叛一手扶持自己的巴希尔。2019年4月11日，苏丹军方宣布立即接管总统府的一切权力。但民间再次爆发激烈抗议，坚持军方交权。在国际社会斡旋下，2019年8月，军方与民间团体组成的“自由变革联盟”终于达成权力分享协议，成立过渡时期的国家主权委员会。
如王猛所述，自此之后，后巴希尔时代的苏丹形成了以布尔汗、赫梅蒂和哈姆杜克构成的“三驾马车权力体系”。布尔汗将军任主权委员会主席，赫梅蒂任主权委员会副主席，反对派推举的阿卜杜拉·哈姆杜克（Abdalla Hamdok）任临时政府总理，准备在三年时间内从军方执政的主权委员会过渡到文官政府阶段。
但事实上，三方力量并没有结束权力的争夺。在三者中，经济学家出身的临时总理哈姆杜克手无兵权，实力最弱。2021年9月，喀土穆再次发生未遂军事政变，一名装甲部队少将曾带着40多个属下，开着坦克冲进了总理府。2021年10月，数千名亲军方示威者出现在总统府附近，他们抗议哈姆杜克的经济改革措施让粮食价格飞涨、货币剧烈贬值，呼吁布尔汗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彻底接管政府。文官政府支持者也很快进行示威。僵持多日后，数十名抗议者在冲突和镇压中遇难。迅速升级的危机中，布尔汗和赫梅蒂联手发动政变，哈姆杜克等五名政府高官遭到拘捕。一个月之后，在阿拉伯联盟斡旋下被释放并恢复原职的哈姆杜克主动辞职，宣布解散临时政府。从这一时刻起，国家命运落入布尔汗和赫梅蒂两人的掌控之间。
尽管两度在政变中联手，但两位将领绝不是推心置腹的盟友。王猛告诉本刊，布尔汗是苏丹精英阶层的代表，他的祖母与前苏丹总统易卜拉欣·阿布德（Ibrahim Abboud）属于同一家族。而在被北方尼罗河阿拉伯精英长期主导的苏丹政坛，赫梅蒂是一个毫无根基的外来者。
2022年12月，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苏丹各方再次在纸面上达成了合作。军方与部分反对党派签署了一份政治框架协议。协议规定，签署各方将通过协商推选一位总理，自其任命之日起，国家开启为期24个月的过渡进程，直到民主选举举行之日结束。这意味着，军方将退出政治进程，国家事务的掌控权交由文官政府。
同时，两支武装力量签署了一份国家武装力量统一协议，在原则上同意所有武装力量最终都要进行整编并纳入苏丹武装部队统一领导，但在具体进程上，双方分歧巨大。军方认为整编越快越好，赫梅蒂则坚持从长计议。苏丹问题专家、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姜恒昆告诉本刊，并入一体化的国家军队意味着快速支援部队不可能再保持原有建制，赫梅蒂的原班人马将被拆散。对于一位草根出身的将军来说，这无异于失去了他在苏丹政坛立足的最大资本。
于是，表里不一之下，这些以和平民主为目标的协议反而为下一轮的动荡启动了倒计时。2023年3月21日，快速支援部队开始进行动员，集结大量部队在首都喀土穆附近。4月15日，枪声响起，苏丹的民主转型再次像西西弗斯的巨石一样滚落至原点。
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4月23日，快速支援部队表示，将“对苏丹武装部队发起全方位的攻击”。美联社评论说，尽管面临高层的外交压力，但冲突双方未能暂停战斗哪怕一天，这表明他们都有想要取得军事胜利的决心，也增加了爆发长期冲突的可能性。
没有一方有迅速平定局势的压倒性优势。从规模和武器上来看，苏丹军方的确实力更强，而且拥有空军。但快速支援部队财力雄厚，在过去十年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从最初就将攻占喀土穆与多地机场作为主要目标，得以在巷战中发挥优势。王猛认为，布尔汗部队取得胜利的标志将是迫使快速支援部队撤出喀土穆，回到达尔富尔。但这并不是一个美好的结局，而可能是一场新的苏丹内战的开始。姜恒昆表示，如果赫梅蒂退回到老家的根据地，“遥遥无期的冲突”才会真正出现。
“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它会永远摧毁我们的国家。”4月15日当天，与军方签署了过渡框架协议的民间团体联盟在一份呼吁停战的声明中写道。许多人悲观地指出，对于这个本就如履薄冰的国家，此次军队内斗很可能成为触发全面崩溃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个关键是，喀土穆的中央政府将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持对地方的掌控，前景愈发不明朗。
苏丹全境面积184.9万平方公里，在非洲国家中位列第三。南方独立前，苏丹曾是非洲第一大国，4000多万人口分属于19个部族、597个部落，文化的复杂多元与河流、山脉的天然分割有很大关系。但很多分析者都提出，另一种更深刻的割裂造成了苏丹的动荡与苦难——来自北方少数几个阿拉伯部族垄断了这片土地的财富和权力，将喀土穆和其余所有地方分成了两个世界。
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周军指出，苏丹的政治精英基本都来自北方尼罗河岸的沙齐亚、贾阿林和栋古拉部落。尽管仅占苏丹总人口的5.4%，但这三个阿拉伯部落的成员占据了苏丹政府机构中超过70%的高级职位，银行、大学、军队、企业和新闻媒体，也被这三个部族的人控制。一位曾经在达尔富尔地区执行维和任务的尼日利亚上校形象地说，他觉得苏丹是“为了一座城市而建立的国家”。
在“中央”对资源的牢牢把控下，“边缘”地区的政治诉求和经济发展长期被忽视。1956年独立之后，苏丹南部地区（今南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中部努巴山区、南部的青尼罗州和东部地区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和冲突都与这种极端的不平衡关系有关。2011年，在南方，地方和中央的冲突最终以南苏丹独立而告终，但其他地区的叛乱仍在持续。
2019年巴希尔政府下台后，苏丹过渡政府成立，曾经将推动和平进程作为施政重点。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2020年10月3日，过渡政府与部分反政府武装签署《朱巴和平协议》。周军指出，这份协议主要包括了土地所有权、财产和权利分配、民众安置等内容，同时对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了调整，是苏丹和平进程的重要里程碑。但迄今为止，苏丹仍然没有形成较为稳固的中央和地方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反政府武装过于分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喀土穆缺乏执行和平协议所需的经济资源。以《朱巴和平协议》为例，根据和平协议，政府承诺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向达尔富尔发展与重建委员会支付3亿美元，并在10年内每年向达尔富尔和平与发展支持基金支付13亿美元。苏丹南部和东部的其他地区也应获得相同的资金支持。一旦政府无法兑现各项承诺，将会引发地方武装的重复反叛。
某种程度上，自2019年以来，地方武装力量就已成为苏丹过渡政府时期派系斗争的工具。赫梅蒂担纲了过渡政府与各地反政府武装开展和谈的主要负责人，但布尔汗和临时总理哈姆杜克为了制衡赫梅蒂，争相拉拢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苏丹解放军中实力最强劲的米纳维一派，不仅给予其领导人米纳维（Suliman Arcua Minnawi）总统助理、达尔富尔州长等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头衔，还让其亲信担任内阁部长，在主权委员会和立法机关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长远来看，这场冲突后，苏丹中央和地方关系可能会进入新的阶段。”周军告诉本刊，“之前国家正规军和快速支援部队合作应对地方问题，但现在变成了三方博弈。”截至目前，苏丹各地方反政府武装组织仍处在“观望”状态，没有直接参与到4月15日爆发的冲突中，但他们很可能成为双方积极争取的对象。2007年，还是民兵队头目的赫梅蒂就曾短暂加入达尔富尔的反政府武装，成功要挟巴希尔政府为他提供正式军衔和更多资金。赫梅蒂是苏丹历史上首次有地方势力能与河岸部落精英把控的权力集团相抗。王猛认为，尽管可能性比较小，但如果赫梅蒂在这次冲突中胜利，苏丹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变革意义，不亚于1969年卡扎菲在利比亚推翻伊德利斯王朝。
不管谁在这场权力争夺中获胜，最不具悬念的是，数千万远离“中央”的苏丹人将不得不承受惨烈而持久的代价。2021年9月，哈姆杜克下台前夕，苏丹的通胀水平高达360%，失业率和贫困率都在攀升。4月15日以来，半个喀土穆国际机场化为废墟，青尼罗河沿岸那些象征着苏丹21世纪初短暂经济黄金期的高级建筑成为火箭炮划过的背景板。除了炮火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国际组织停止了人道主义救援任务，外国使馆纷纷撤侨，封锁和停摆之下，苏丹经济日益滑向更深的危机。
（参考资料：王猛等著，《苏丹史》，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Richard Cockett，Sudan：The Failure and Division of An African Stat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文章作者
张宇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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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实习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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