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左）与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右）在白宫交谈

1972年11月4日，星期六。上午10点30分，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走进基辛格位于白宫的办公室。西方世界最著名的记者，专程从欧洲飞来，采访全世界最受关注的外交家。但在法拉奇的印象里，那次采访的开端，几乎可以称为灾难——在把女记者领进自己堆满书籍、文件、照片和电话的办公室之后，基辛格好像完全忘了，他答应要给法拉奇一个小时采访时间。在女记者愤懑的注视下，基辛格背过身去，旁若无人地读起了一份厚厚的政策报告。

冷场持续了十分钟。基辛格转过身来，好像刚刚发现法拉奇一样，招呼女记者坐到会客的沙发上。基辛格自己的座位，是一把高出沙发好几英寸的扶手椅。他斜靠在扶手上，支着胳膊肘，用带有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向女记者发问。那一刻，法拉奇想起了自己的中学数学老师：同样是中年发福，同样从眼镜片后面射出嘲讽的目光，也同样喜欢居高临下的说教。两人的对话，不时被尖锐的电话铃声打断。基辛格跳起来，抓过听筒，另一头传来了尼克松的声音。尽管美国总统的办公室，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办公室只隔一条走廊，尼克松还是更愿意待在几十米开外，通过电话线“遥控”。法拉奇注意到，基辛格“殷勤、谄媚地回应总统”，“就像是母亲在对撒娇的孩子说话”。这样的电话，几乎每十分钟就有一通。当采访进行到一个多小时时，基辛格站了起来，告诉法拉奇自己要去“看一下总统先生”，让女记者稍等。这一等，就是两个小时。直到基辛格的助理坎贝尔推开门，尴尬地告诉法拉奇，尼克松需要基辛格马上陪他去加州，采访到此为止。而基辛格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自己属于哪种人。”

意大利著名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她在1972年对基辛格的专访，成为新闻史上一个著名事件（视觉中国 供图）

这场支离破碎的采访，随后成为新闻史上的传奇。当法拉奇回过神来，仔细审视基辛格的回答时，她意识到：这个语速单调，毫无情绪起伏的人，完全清楚一位有野心的记者最希望了解什么。基辛格不仅回应了全世界关心的美越谈判问题，还公开宣称自己并不是和平主义者。他指责越南战争是一场“无用的战争”，也坦言，假如自己离开了政治权力，内心会失去动力。这些回答中的每一句，都适合拿来作为头版新闻标题。但基辛格传递这些信息的方式，又是极度浮夸的。他宣称，自己是一个单枪匹马的外交“牛仔”，是普通美国人最欣赏的那种孤胆英雄。这个比方，后来让尼克松极度震怒。基辛格还以炫耀的口吻谈论自己的异性缘，似乎在暗示：自己不仅魅力非凡，而且乐在其中。就连采访过程中的冷落，也出自精心设计。法拉奇意识到，基辛格之所以要先读完那份报告，并且时不时接一通尼克松的电话，就是为了提醒自己：面前这个人很重要，他能左右美国总统的情绪起伏，他独一无二。

对此，法拉奇评论说：“我从来没有见过第二个人，像基辛格那样善于回避提问和定义。也没有见过第二个人，像他那样善于为自己辩护，以免被他人窥探到真实的个性。”而一位在21世纪初拜访过基辛格的美国学者，曾经告诉我：“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是从奥林匹斯山下来的信使。在那个众神构成的神秘世界里，他是唯一的凡人。”

接受法拉奇采访那一年，基辛格49岁，已经在白宫度过了四年时光。这四年里，他秘密飞往中国，开启美越巴黎谈判，初步建立了自己外交“牛仔”的形象。接下来的四年，他还将介入中东战争，捧回诺贝尔和平奖，并升任国务卿。所有这些奇遇，放在任何政治人物身上，都堪称传奇。但只比基辛格小6岁的法拉奇，可能没有意识到：1972年端坐在扶手椅上的那个基辛格，距离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其实只过了34年。使基辛格成为基辛格的，并不是1968年之后的白宫岁月，而是他在45岁以前经历的，从犹太难民到总统候选人智囊的奇幻旅程。

在这段旅程里，有怀才不遇的思想导师，有交游广泛的学界领袖，有爱恨交织的政坛前辈，还有如尼克松般个性幽暗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些人的影响和干预下，基辛格一步步由哈佛校园里的大龄新生，成长为法拉奇眼中那个捉摸不透的政治家。不仅如此，书生从政的基辛格，还敏锐地察觉到了舆论之于现代政治的意义。尽管他津津乐道于19世纪式的密室外交，却也精心塑造了自己的媒体形象，使美国新闻界对他追捧不已，欲罢不能。诚如法拉奇所言：“对这个太过出名，太过重要，又太过幸运，以至于人们管他叫超人、超级巨星、‘超级德国酸菜’的人来说，只有历史才有最终发言权。”而我们普通人，只能像当初的法拉奇一样，一遍又一遍问：“亨利·基辛格到底是谁？”

基辛格（中）进入尼克松政府后，与昔日的导师弗里茨·克雷默（左）以及尼克松（右）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合影

“发明基辛格的人”

“克雷默重点关注的是如何当好政治家，如何处理价值与行为之间的关系。”——2003年基辛格回忆克雷默

如果把基辛格政治生涯的起点尽量往前推，故事并不是从1923年他出生于德国开始的，甚至也不是始于1938年他随父母移民到美国。那是1944年一个普通的夏日，21岁的美国陆军二等兵基辛格，正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新兵训练营里午休。突然，营地里走进来一个戴着单片眼镜、手提马鞭的中年人。他毫不客气地告诉带队的中尉，自己要给这群新兵做一场演讲，题目就叫《我们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对方滔滔不绝的口才和鞭辟入里的分析，把基辛格彻底迷住了。演讲结束后，基辛格打听到这个不速之客的名字叫克雷默，是隔壁一个连的大龄新兵。他立即给对方写了一张便笺，内容只有两句话：“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我能给你帮点什么忙吗？”

这个不同寻常的示好举动，不光是出于智识上的羡慕，它还隐藏着一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渴望指引的情绪。要知道，21岁时的基辛格，既没有真正融入美国，对自己的出生地德国也早已疏离。他甚至不完全理解，希特勒的出现，如何改变了世界——直到“二战”结束后，基辛格才得知，自己留在德国的亲戚，有20多人死于纳粹集中营。而在1944年，他只知道，由于希特勒的排犹政策，自己在15岁时，就必须遁往纽约，从此终身操着带有德国口音的英语。身为资深中学教师的父亲，在异国他乡，只找到一份记账员的工作。而基辛格自己在1941年中学毕业时，选择到纽约市立大学攻读会计学专业，已经准备好了“子承父业”。与其说参军入伍是他实现阶级跃升的尝试，倒不如说：这个不合群的年轻人，还在寻找自己适合走的路。他迫切需要一位导师，一个指点迷津的人。

而比基辛格大15岁的弗里茨·克雷默（Fritz G.A.Kraemer），同样是流亡他乡的德国犹太人，经历却复杂得多。克雷默在26岁时，就拿下了两个博士学位，后来在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担任高级法律顾问。当基辛格在菲尔特度过少年时光时，克雷默已经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学研究者了。他见证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崛起，也目睹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如何纵容了德国的侵略野心，为此愤愤不平。但当克雷默和基辛格一样，以难民身份前往美国时，同样没有获得主流社会的接纳。他希望为美国的顶层战略设计出谋划策，却苦于报效无门。美军情报机关，对这个自命不凡、愤世嫉俗的犹太人敬而远之，只让他以新兵的身份待在训练营里。命运的巧合，就在这时发生了。

当克雷默在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他的同班同学之一，是未来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德鲁克曾经问克雷默有何人生理想，克雷默笑答：“要么做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要么当某个大国外交部长的导师。”他解释说，自己擅长思考，不擅长行动，也不喜欢待在聚光灯前。这样的性格，更适合隐于幕后。在1944年，这位初出茅庐的导师，最需要的是一个门徒：同为新兵的克雷默，当然给不了基辛格任何关于未来的承诺。但他有学识，有阅历，有关于世界的见闻和眼光。这恰恰是迷茫的基辛格最需要，也最渴望的。

于是，一段长达半个世纪的师徒关系，就从路易斯安那的新兵营开始了。当克雷默察觉到，基辛格对政治和人性有着极好的直觉，也急于搞清“二战”可能的后果时，他果断建议基辛格，以从事外交为志业。也是克雷默，最早启发了基辛格对历史的兴趣。他告诫基辛格：人性中有许多不变的成分，它们在历史案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要想成为杰出的外交家，最重要的是学习历史，而不是研究理论。克雷默还认为，美国过去的外交政策，过于书生气。它把希望寄托在抽象的原则上，却忽视了国情差异，因此往往以失败告终。要避免重蹈覆辙，就得直面现实，搞清楚每个国家的需求，再在它们之间维持平衡。这些真知灼见，对基辛格后来的外交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不仅如此，克雷默还把对“慕尼黑悲剧”的恐惧，注入了基辛格的头脑。1938年，英法两国在慕尼黑会议上，对德国大作让步，放任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二战”的导火索之一。这段历史，是克雷默最大的精神创伤。他反复强调：假如英法或者美国在1938年能足够强硬，假如他们面对希特勒的恐吓，能拒不让步，德国的扩张就会戛然而止，就不会有后来的“二战”，犹太人大屠杀也不会发生。换句话说，和平不能经由让步而取得。即使意在争取和平，也必须不时展现“肌肉”。这种思维，日后深刻影响了基辛格在美越巴黎谈判中的立场。不仅如此，自视甚高的克雷默，还引导基辛格相信：作为曾经的德国人，他们不仅是以流亡者的身份，乞求美国的庇护，也给美国这个缺乏国际政治经验的新大国，带来了古老的欧洲外交艺术。可以说，基辛格的“国师”心态，同样得自克雷默。

从1944年到1947年，克雷默和基辛格这对师徒，从美国的新兵营辗转到德国的战争前线，度过了相互学习切磋的三年。到了1947年，克雷默果断建议基辛格申请哈佛大学，并以直属上级的身份，开具了推荐信。他在信里写道：“我认为基辛格具有卓越的资质。他能够耐心、勤奋地学习和做研究。没有这种能力，哪怕是最具智慧的人，也注定只能做个聪明的业余爱好者。”后来为基辛格撰写授权传记的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精辟地形容：那一刻，克雷默的身份，不仅是导师，还是引诱浮士德的魔鬼梅菲斯特。他全然知晓，自己的门徒在进入哈佛之后，绝不甘心只做书斋里的历史学家。他注定会去从事真正的政治，并将直面人性的险恶与权力的腐蚀。对此，克雷默反复告诫基辛格：“胸怀大志者，将会面临形形色色的诱惑，比如贪婪和学术阴谋。但终极陷阱是你自己的性格。你希望全心全意，恪尽职守，但这份责任心带来的权力，以及它对正直信念的破坏，却是最致命的。”

在基辛格进入哈佛之后，克雷默也开始了自己的下一段冒险。他被美国国防部相中，出任安全政策高级顾问。在五角大楼，克雷默一直待到了1978年。他恪守自己作为导师和智囊的本分，不发表文章，不接受采访，也不要求升职。在服务于五角大楼和美国陆军的30年里，克雷默举荐了未来的国务卿黑格、未来的陆军参谋长艾布拉姆斯和未来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并被视为“冷战”时期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顾问之一。但与此同时，他和基辛格的关系也日益微妙。1958年，克雷默提醒崭露头角的基辛格：“你做事变得有些不近人情了。现在你接触的人里，有太多大人物，真性情的人却很少。不要让自己陷得太深。”1968年12月，在基辛格正式宣布加入尼克松政府后，克雷默给他写了最后一封信，再次忠告说：“当你位高权重之后，人人都想从你身上捞到点好处。你会感到孤独，并且诚惶诚恐。保持绝对正直，找到你的同路人，不要卷进无聊的派系斗争。”

没有人知道，基辛格是否听进了这番话。但在1972年，他和克雷默最终决裂，随后28年没有说过一句话。2000年，这两位世纪老人重新恢复了来往。三年后，当克雷默在华盛顿去世时，基辛格在葬礼上伤感地表示：“他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座灯塔。”不过，对克雷默的最精准形容，还是来自他的老朋友彼得·德鲁克。1979年，德鲁克出版了自传《一个旁观者的冒险》，书里专门给克雷默留了一章，标题就叫“发明基辛格的人”。

1961年2月24日，肯尼迪总统的演讲撰稿人索伦森、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乔治·邦迪、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以及总统秘书奥唐纳（由左至右）在椭圆形办公室外交谈

奇怪的精神父亲

“这种教导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因为它不是靠学术地位，而是靠您的循循善诱，为学生指明发展的方向。”——1950年基辛格给艾略特的信

可以肯定的是，基辛格的哈佛岁月，开端并不美好。因为他在战前已经读了一年大学，校方批准他直接插班到政治学系念大二，1950年就拿到了本科文凭。这段时间里，基辛格在同学中没有交到多少朋友。因为哈佛在战后一次性扩招了50%，连宿舍都不够分配，同学之间经常几个月打不上照面。出身东海岸富裕家庭的同学，对基辛格这位“老学生”也不太客气。但在哈佛，基辛格结识了几位慧眼识英才的老师，其中就有他的“精神父亲”艾略特。

威廉·扬德尔·艾略特（William Yandell Elliott）是一位古怪的教授。他在哈佛主要讲授政治学导论，自己的博士专业却是欧洲文学研究。“一战”期间，艾略特曾以炮兵连长的身份在法国前线服役，后来干脆留在欧洲求学，拿到了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在当时的哈佛教授里，艾略特也许是最了解欧洲，也最具备全球眼光的人。他不仅和学生谈论欧洲文化，还向美国政府建言：在未来的“冷战”格局中，欧洲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理应与欧洲结成一体。或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艾略特接纳了来自德国的基辛格，一直指导他直到1954年博士毕业。尽管他偶尔也对基辛格有些微词，批评这位大龄学生“实在太不优雅了，脑袋里装的全是日耳曼人那套教条不堪的系统论”。

平心而论，艾略特虽然一直看好基辛格的才华，但在学术训练上采取的是“放养”态度。他不关心基辛格的论文，也很少事无巨细地指导弟子的研究课题，只叮嘱基辛格“要从古典思想家那里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灵感”。基辛格那篇35000个单词的冗长本科论文，显然就出自艾略特的纵容。正是在那篇论文里，基辛格第一次宣称：在追求和平的善意与实际的和平状态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中间地带。要填补这个中间地带，光靠法律还不够，政治家也要发挥积极性，用高明的权术来瓦解威胁和平的隐患。换句话说，理想主义的目标，需要现实主义的手段作为补充。

到了1954年，基辛格更是直接抛出了研究19世纪欧洲外交史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要知道，和他同一年从哈佛毕业的政治学博士，还有13个人，其中12个人的论文写的是最热门的“冷战”政策。抛开现实问题，回到遥远的历史，除了克雷默的影响，和导师艾略特的偏好也有关系。在论文结尾处，基辛格大大方方地表示：“破坏政治秩序的通常有两种人，一种是征服者，另一种是先知。征服者用武力输出自己的观念，先知则追求永恒的、没有瑕疵的和平。政治家最应当警惕的就是这两类人。”在当时的语境下，“征服者”，无疑是指拿破仑和希特勒。基辛格呼吁用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来防范他们。“先知”，则是“一战”末期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正是他充满说教意味的“十四点方案”，导致“一战”结束后的世界陷入了新的动荡。基辛格力主用梅特涅式的“合法性”来约束这类人。

很难断言，艾略特有没有具体指导过基辛格的博士论文。基辛格的传记作者弗格森认为，当时已经58岁的艾略特，根本没有看过这篇论文的初稿。但艾略特的确鼓励了基辛格介入现实政治。在上世纪50年代的哈佛，艾略特最出名的事迹，并不是他那枯燥的政治学课，而是他主持的暑期研修班（后来演化为哈佛国际问题研讨会）。在这个开放的夏季课程里，艾略特会和来自全世界的学生，分享他对文学、人生以及政治的看法。他公开宣称：从事政治活动，对学者来说并不是一种堕落。相反，政治本身就是在人性的善恶之间做抉择。它可以检验学者在论文里描述的那些道德原则的可靠性。基辛格后来总结说：“艾略特眼里的政治，既不是历史研究的抽象主题，也不是展现辩证法才华的智力游戏。那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善恶斗争，是用行动给存在赋予意义，是用行动创造真正的史诗。”

实际上，艾略特自己就是一位醉心政治“实操”的学者。早在1942年，他就加入过罗斯福政府，出任战时生产委员会民用品部门副主任。从罗斯福到尼克松，有6位美国总统聘请艾略特担任外交或政治顾问。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美欧合作”政策，就和艾略特有不小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最早把基辛格引荐给尼克松的人，其实也是艾略特。1960年美国大选中，艾略特是尼克松的演讲撰稿人。当时他提议：为了提高美国外交的效率，有必要设置一个直接听命于总统的职位，由这个人越过国务院，直接制定和执行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随着尼克松以微弱优势败给肯尼迪，艾略特的方案无疾而终。但到了1968年，当尼克松最终赢下大选后，他真的执行了艾略特的方案，把“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这个岗位变成了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关键一环。而尼克松挑选的第一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就是艾略特的得意门生基辛格。可以说，没有艾略特这条暗线，基辛格绝不会和共和党政治家产生关联，继而在未来进入白宫。

要知道，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艾略特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的亲密弟子里，有未来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国务卿腊斯克以及《文明的冲突》作者亨廷顿。在夏季研究班里和艾略特促膝长谈的，还有未来的加拿大总理老特鲁多、以色列副总理伊加尔·阿隆乃至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可以说，艾略特一个人就串联起了美国东海岸的政治－学术精英群体，影响力还辐射到整个西方世界。对当时默默无闻的基辛格来说，挤进艾略特的“朋友圈”，意味着成为精英共同体的一员，可以向其他人“借力”了。实际上，艾略特不仅推荐基辛格担任哈佛国际问题研讨会的负责人，还积极为他寻找长期教职。基辛格能在40多岁时，就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智囊，和艾略特在外交系统以及学界的影响力是有直接关联的。这位个性独特的精神“父亲”，为基辛格的登堂入室，创造了重要的机会。

但艾略特也不可能给基辛格更多“身教”了。他比基辛格大27岁，“二战”结束时已经年近半百，错过了转型为政治家的最佳时机。美国政府也不可能把严肃的外交政策，交给这位性格浪漫、过于随和的教授去规划。1963年从哈佛退休后，艾略特终于可以一偿自己的夙愿，前往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教授英语文学。那时，昔日的门生基辛格已经是白宫的常客了。但两人见面的机会并不多：1960年大选失利后，尼克松迁怒于艾略特，逐渐疏远了这位尽心尽责的前顾问。而正在和尼克松建立往来的基辛格，显然拿捏了其中的分寸。和第一位导师克雷默一样，艾略特直接离开了基辛格的生活。1969年，就在基辛格进入尼克松政府的同一年，艾略特彻底退休，返回农场隐居去了。

“第一个基辛格”

“固执己见的知识分子陶醉于初尝的权力滋味，强力推行自己的理论，也不管对官僚机构或职业军人的士气有何影响。”——1963年基辛格对邦迪的批评

1954年，基辛格31岁，已经是一位崭露头角的历史学者。但这个身份不足以为他谋得一个体面的职位。当时，美苏“冷战”正在激烈进行，美国外交界最关注的是现实问题，对基辛格钟爱的历史研究是不大在意的。但是，基辛格很快发现了美国“冷战”政策的一个漏洞。1949年之后，美苏两国都有了核武器，都具备对敌方进行毁灭性打击的能力。未来的美苏冲突，会不会发展成核大战，就成了争论的焦点。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艾森豪威尔政府里制定核政策的专家，主要是物理学家和军人。他们只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要么认为核武器是不道德的，应该彻底禁止；要么宣称核武器才是最终选项，应当不惜代价拿来攻击苏联。这种非黑即白的看法，让政府变得左右为难。

面对现实需要，基辛格毫无过渡地舍弃了自己偏爱的历史研究，开始朝核战略进军。1957年，他出版了自己的新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自此蜚声海内。在这本书里，基辛格冷静地指出：核武器只是战争的手段，不是目的。核武器就像大炮、飞机一样，是可以作为一种威慑工具来使用的。如果美国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维护自己的利益，就不能对苏联示弱，要敢于冒局部战争的风险。而杀伤力比较小的战术核武器，在局部战争中是可以“适度”部署和使用的。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当然是信口开河。所谓“有限核战争”的思路，很快也被重新否定。但在当时，它却是一个独辟蹊径的主张，使美国政府可以在大规模核战争和放弃核武器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美国政治家第一次注意到，在哈佛大学，还有这样一位既懂历史，又关注现实的学者存在。基辛格一下成为政策研究界的新星。

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的重要性，就是在这个阶段凸显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邦迪才是“第一个基辛格”，是基辛格前半生极度羡慕并且希望成为的那种人。他只比基辛格大4岁，出生在波士顿的显贵之家，父亲做过助理国务卿，母亲是哈佛前校长的外甥女。邦迪本人走的是一条学术、政治两头挑的道路。1948年，当基辛格刚升大三时，29岁的邦迪已经有了三个身份：他既是哈佛大学主讲美国外交的客座讲师，又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的演讲撰稿人，还是著名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分析师。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就是邦迪所在的研究小组制定出来的。1953年，34岁的邦迪被哈佛大学聘为行政学教授，并兼任文理学院院长。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哈佛校园里地位仅次于校长的大人物。而基辛格在攻读博士时，就当过邦迪的助教，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

邦迪对基辛格的最大影响，是展现了学术精英全面参与政治决策的可能。这和艾略特那种业余爱好式的出谋划策，还不太一样。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邦迪就宣称：哈佛毕业生的最佳出路，是进入政府，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用自己的头脑为国家服务。当时美国有个概念叫“波士华”，它说的是：在波士顿附近的哈佛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来到华盛顿，成为政治决策圈的成员。这在美国政界新陈代谢的背景下，形成了一股潮流。邦迪本人，自然以“波士华”圈子的领袖自居。基辛格很早就注意到了这种趋势。博士毕业前，他主动找到身为答辩委员的邦迪，袒露了自己对政治的兴趣，并暗示：自己正在关注的核问题，对邦迪未来的政治事业会大有帮助。于是，在1955年，邦迪第一次把基辛格带进白宫，参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会议。《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炮打响之后，邦迪又支持基辛格出任外交关系协会下属的核政策研究项目主任，并在1959年帮他搞到了哈佛的长聘教职。有一段时间，基辛格几乎成了邦迪研究外交政策时的“脑替”，两人结成了政治上的师徒关系。

与亲切随和、待人坦诚的艾略特不同，邦迪自视甚高，目中无人。但他有艾略特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通天”人脉。1960年11月，邦迪的好朋友约翰·肯尼迪以微弱优势击败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他打算提名刚刚41岁，而且是共和党人的邦迪出任国务卿。虽然这项动议在民主党内部的反对声中遭到否决，肯尼迪还是任命邦迪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踌躇满志的邦迪，决心在政府里发展一个“哈佛帮”，把自己最优秀的学生都带到华盛顿。基辛格也得到了挑选职务的机会，他想去国务院，也就是美国的外交部。但邦迪否决了基辛格的想法，他告诉这位门徒：要想真正影响决策，就得待在离最高权力更近的地方。所以，与其去国务院，不如挤进白宫，在总统身边找一个位子。最后，基辛格决定加入邦迪本人的幕僚班子，负责研究欧洲问题。这个职位级别不高，但经常要跟总统开会，有机会参与最高决策。肯尼迪总统对基辛格的国际视野和业务能力，很快就有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基辛格被美国媒体称为“邦迪的神童”。有人甚至推测，他将来会成为邦迪的继任者。

然而，这对师徒的关系，渐渐出现了裂痕。新官上任的邦迪，一心要干一番大事业。他的终极目标是在未来当上国务卿，甚至有朝一日竞选总统。在这样一幅宏图里，年轻的基辛格不过是个“工具人”，邦迪根本不会给他承诺步步高升的机会。反倒是肯尼迪，对基辛格颇为器重。1963年遇刺前不久，他曾经询问邦迪，是不是该给基辛格安排一个更重要的岗位。或许是出于嫉妒，或许是心存防范，邦迪的回答是：基辛格是一个“不可靠的阴谋家”，还是个扎眼的共和党人，过早提拔他并非明智之举。这段评论，很快传到了基辛格的耳朵里。因此，肯尼迪遇刺以后，他虽然继续为约翰逊政府工作，但和邦迪的关系已经变得相当冷淡。两人再也没能恢复到当初推心置腹的状态。

而邦迪本人，最终也没有实现他的宏图。挚友肯尼迪遇刺以后，约翰逊留用邦迪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甚至把他的二哥威廉也提拔为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但失去了肯尼迪的庇护，邦迪的傲慢和强硬，迅速惹怒了整个官僚机器。十几年后，基辛格在《白宫岁月》里感慨地写道：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往往会因为自视过高，断送政治前途。他们总觉得，自己比总统、参联会主席和国防部长更懂国际政治，时刻想要指手画脚。这种因为智力优越感形成的习惯，又会发展为部门间的权力斗争，最终闹得无法收场。邦迪便是在得罪完所有人之后，被迫于1966年离开白宫，重返学术界。近距离观察了这出悲剧的基辛格，从此也把邦迪当成重要的反面教材，引以为戒。可以说，正是邦迪这位“第一个基辛格”的倒下，催生出了后来那个圆滑世故、善于安抚尼克松的“2.0版”基辛格。

1968年7月11日，基辛格的政治投资人、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中）在华尔街参与拜票，希望在当年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上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TPG/alamy 供图）

从洛克菲勒到尼克松

“曾有相当多的哈佛学者到华盛顿为肯尼迪效力，基辛格不过是其中之一。不同之处在于，他一直对洛克菲勒忠心耿耿。”——尼尔·弗格森《基辛格：理想主义者》

尽管在政治生涯的巅峰期，基辛格曾与尼克松有过亲密无间的合作，但他在共和党内部的“天使投资人”，并不是尼克松。1956年，当基辛格参加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内部会议时，第一次结识了48岁的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后者是美国前首富老洛克菲勒的孙子，通称“小洛克菲勒”，一生从未有过生计之忧。但在洛克菲勒家族的男性后代里，小洛克菲勒却是以才具平庸著称的。他曾被普林斯顿大学拒之门外，也缺乏商业嗅觉。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小洛克菲勒选择从政。他担任过罗斯福政府的助理国务卿，也是艾森豪威尔的外事特别助理。在这两份工作上，他除了擅长组织国际援助，几乎弄得一团糟。1956年，小洛克菲勒已经决意离开联邦政府，专心经营自己的政治大本营纽约州，为将来参选总统做准备。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他和基辛格相遇了。

从认识小洛克菲勒的第一天起，基辛格就断定：这位大亨一定当不上总统。后来他在《白宫岁月》里解释说，小洛克菲勒的家庭出身，妨碍了他的政治事业。他担心民众质疑，自己想当总统是为了扩大家族的财富，所以总是瞻前顾后，不敢表露内心的真实想法。这样的性格，在面对坚韧的竞选对手时是很吃亏的，所以永远都差半步。但洛克菲勒也有他的优点。首先，他是一个为人慷慨、永远充满乐观气质的人。一般人趋之若鹜的巨额财富，在他眼里不过是寻常之物，因此他从不焦虑。作为政治领袖，洛克菲勒会慷慨资助自己的亲信，也乐于提携年轻后辈。面对险恶的政治角斗场，他虽然缺乏孤注一掷的勇气，却颇有君子风度，这对急于出头的基辛格显然是一大利好。

不仅如此，洛克菲勒从自己过去的经历里，已经明明白白地知晓：他缺乏外交才能。而要竞选总统，阐述外交政策是不可或缺的。既然自己没有，就从外界借用。1956年刚认识基辛格，小洛克菲勒就注意到了后者的才气和表达欲。他当即决定，任命基辛格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研究主任，并时不时把自己的豪宅和庄园借给这位新智囊使用。在1957年的一场谈话中，小洛克菲勒还告诫基辛格：“你强势，我也决绝。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两败俱伤，要么好好合作。”于是，在继续为民主党政府工作的同时，基辛格也开始深度参与小洛克菲勒的总统竞选布局。

这并不是一段圆满的政治故事。从1958年到1970年，小洛克菲勒四次当选纽约州长，稳稳守住了大本营。但在总统大选中，他连共和党内部的初选都突破不了。1960年，赢家是尼克松。1964年，赢家是更强硬，也更保守的戈德华特。到了1968年，小洛克菲勒第二次在党内初选中不敌尼克松。他的巨额财富、君子风度和乐观精神，每当面临殊死一搏，都会一溃千里。身为核心智囊的基辛格，每一次都竭尽全力为小洛克菲勒助选，但都无果而终。

然而，小洛克菲勒的慷慨气质，再度发挥了作用。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很难当上总统——他最终在1974年成为福特的副总统——并且赢家尼克松也急需外交政策智囊时，立即决定把基辛格“转租”给对方，好回报基辛格的多年追随。正是小洛克菲勒的这个决定，促成了1968年11月22日，基辛格在纽约第五大道与尼克松的正式会面。几天后，尼克松正式任命基辛格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他担任的，正是8年前麦乔治·邦迪的那个职务。

初见尼克松，基辛格就注意到：新总统有严重的“社恐”倾向。他在会见每位客人之前，一定要把自己想说的话写在小本子上，提前练习几遍，否则就会出现冷场。不仅如此，尼克松还是一个内心极度骄傲的人。他特别害怕被人拒绝，所以聊起天来永远在兜圈子，很少直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针对尼克松的这些特质，基辛格意识到：自己要充当的，不仅是总统的参谋，还要扮演心理治疗师的角色。他必须让尼克松感到安全和放松，这样总统才能在足够理智的状态下做出决定。他还要对尼克松做出鼓励和认可，以安抚总统的自尊心。

于是，法拉奇在1972年看到的那幅景象，就成了白宫里的常态。每天，基辛格会好几次穿过走廊，走进尼克松的房间，有时是汇报情况，有时则是闲谈家常。当尼克松打电话过来时，他也会在第一时间接听，哪怕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在这种直接接触中，基辛格会装作不经意地向总统透露，自己最近正在审读哪些报告，自己领导的国安会又在讨论什么新问题。这样的信息交流，让尼克松时刻感到自己正在参与一切重要的外交规划，而不是被基辛格或者其他顾问蒙在鼓里，这对总统的不安全感有很大的缓解。

另外，基辛格还时不时向总统引荐几位自己熟识的学者，请他们来白宫做讲座，或者一起吃饭，这也让尼克松相当受用。要知道，尼克松从30多岁登上政治舞台起，就是美国鼎鼎大名的保守派。他在自由派知识分子扎堆的大学校园里，是很受鄙视的。尼克松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老是怀疑学者们会看不起他。现在，基辛格这位大知识分子成了总统的重要顾问，还把他介绍给其他学者，这让尼克松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在《白宫岁月》第四卷里，基辛格还提到了一件荒唐的小事。1972年尼克松结束对北京的访问后，美国有几家报纸提出了批评意见。尼克松马上找到基辛格，递给他一份自己起草的备忘录，要求基辛格召开新闻发布会，告诉美国新闻界尼克松为这次出访做出了巨大贡献。尼克松的办公室主任甚至给基辛格准备了一份“小抄”，上面列出了尼克松的十大优点。基辛格感慨地说，自己是又好气又好笑。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消息已经震撼了全世界，尼克松却还在介意有几家报纸不喜欢他。这种不安全感，使得尼克松最终在国内政策上越过了边界，引发了后来的“水门事件”，自己也因此下台。但在外交决策中，由于基辛格懂得精心安抚总统的情绪，两个人的关系一直相对融洽。

尼克松在美国媒体和学界的恶劣形象，也给了基辛格自我发挥的空间。媒体质疑甚至敌视尼克松，但对出身哈佛的基辛格却相对友好。他既不像邦迪那么傲慢，也不像克雷默一样谨慎，而是长袖善舞，妙语连珠。某种意义上，基辛格充当了尼克松的“光明”分身。他乐于会见记者，甚至主动约会好莱坞女演员，给自己营造花花公子的形象。这种自我塑造，满足了媒体的窥探欲，也弥补了基辛格青少年时代默默无闻带来的创伤感。他还反过来利用媒体，借助花边新闻，掩盖真正重要的政治决策。当然，这种操作，有时也会激起尼克松的嫉妒。因此，基辛格需要在日常相处中，对尼克松保持足够的尊敬和奉承。法拉奇观察到的那个矛盾的基辛格形象，正是因此出现的。

当然，尼克松需要的，远不只是基辛格的“心理按摩”。重用基辛格，也是他的政治斗争手段。1968年当选总统之后，尼克松任命的第一位国务卿，是他早年的好友威廉·罗杰斯（William P.Rogers）。罗杰斯当过司法部长，性格强势，但对外交问题涉猎不多。尼克松做出这个任命，是希望用罗杰斯的个性来压服自行其是的国务院系统。但罗杰斯根本不甘心只当尼克松的传声筒，他很快就跟国务院里的政策专家结成同盟，一起和尼克松争夺外交话语权。但尼克松的个性是回避冲突的，他不想立即罢免罗杰斯，于是绕过国务院，通过基辛格领导的国安会去推进最重要的外交布局。基辛格管这种做法叫“后门外交”。中美关系正常化等重大决定，都是通过“后门外交”去推进的。1973年，深感屈辱的罗杰斯最终宣布辞职。基辛格遂以国家安全顾问的身份，兼任国务卿，成为不折不扣的二号人物。

然而，基辛格对尼克松，从来只有引导和附和，没有规劝。当“水门事件”的恶果终于酿成时，他便顺理成章地“跳船”，继续留在福特政府里。法拉奇讽刺说：“他甚至都没有前往医院，看看那位躺在病床上的老国王。”后来披露的信息证实，基辛格从一开始起，就是内部录音和窃听行动的推动者。他甚至不止一次推卸责任，把内部情报泄露的责任甩给下属，好让自己全身而退。但在尼克松退场之后，基辛格的人生目标，已经不再是改变世界。他开始为撰写回忆录，继续维持公众影响力做准备，也依然擅长利用媒体，保持恰到好处的出镜率。随着亲历过当年历史时刻的人们逐渐逝去，基辛格讲述的历史，成为唯一的权威版。

（参考资料：《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美]亨利·基辛格著，冯洁音、唐良铁、毛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基辛格：理想主义者》，[英]尼尔·弗格森著，陈毅平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美]亨利·基辛格著，方辉盛、赵仲强、陈瑶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基辛格传》，[美]沃尔特·艾萨克森著，朱敬文、李耀宗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