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2日，“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团体协议会”主要负责人在东京出席新闻发布会，回应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一事。由左至右依次为：事务局次长滨中纪子、代表委员田中熙巳、事务局次长和田征子、事务局次长滨住治郎

22岁这一年，田中熙巳第一次意识到：大多数日本人对1945年发生在广岛、长崎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

那是1954年的春天，距离“二战”结束已经过去八年半，战败不再是日本社会最重要的议题。金枪鱼捕捞船“第五福龙丸”载着23名海员，匆匆驶过太平洋中部的比基尼环礁。他们并不知道，就在112公里外的珊瑚礁上，美军刚刚进行了一场氢弹爆炸试验。灰白色的放射性尘埃飘到“第五福龙丸”上空，笼罩了它4个多小时。即使渔船立即掉头返回日本，路上耽搁的两个星期，也足以使全体船员罹患急性辐射综合征。40岁的无线电长久保山爱吉，在住院6个月后不幸身亡，成为全世界第一位死于氢弹核伤害的平民。一时间，日本报章到处充斥着关于核武器、辐射病乃至“原子金枪鱼”的真真假假的传闻。对这个在1945年遭受过两次核打击的国家来说，这一切似乎都是新鲜事。

但田中熙巳不会感到好奇。1945年8月9日，原子弹落到长崎那天，他就在爆心附近活动。为了对核问题有进一步了解，他还打算报考东京大学物理学系。当“第五福龙丸”事件开始发酵时，田中问他的同事们：“难道你们不知道，广岛和长崎在1945年，因为核爆炸直接消失了吗？那两次爆炸的幸存者，有不少就受到辐射病的困扰。”

回应他的是长长的沉默。许久之后，才有人接上茬：“你说的都是真的吗？那些幸存者，究竟有多少人？”

那一刻，田中想明白了一件事：如果核伤害幸存者不能主动站出来，留下证言，世界对他们仍将一无所知。

1954年在比基尼环礁氢弹试验中遭受核辐射污染的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该船如今被陈列在东京的梦之岛公园内

在“第五福龙丸”事件触动下，1956年，旨在彻底禁绝核武器，并为核伤害幸存者争取政府补偿的“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团体协议会”（以下简称“被团协”）正式诞生。正在放暑假的田中熙巳，参加了这个新团体的成立会，后来又先后担任过协会的事务局长（秘书长）和代表委员（联席主席）。从那时起过了60多年，“被团协”已经逐步发展为世界范围内，极富影响力的民间“废核”组织。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授予其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时，给出的理由是：“他们为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付出了努力，并通过亲历者的证言，做出申明：（人类）决不能再次使用核武器。”

然而，这也是一个正在经历残酷老去的团体。2024年的今天，田中熙巳已经92岁了，另一位代表委员田中重光83岁，就连相对“年轻”的事务局次长和田征子也将年满81岁。日本政府认证过的65万广岛、长崎核爆炸幸存者，尚在人世的仅余10.6万余人。“被团协”发行的机关刊物，印量相较鼎盛时期也遭遇了腰斩。但田中熙巳没有停下脚步：他依然有满满当当的日程表，要在日本各地举行巡回演讲，哪怕距离核爆炸发生那天，已经过了79年。

“我就是无法保持沉默”，他在2015年告诉《东京新闻》记者。

沉默之下

许多年后，当幸存者们的证言由“被团协”汇总到一起时，他们才意识到：原子弹落下之日，彼此间的距离竟是如此之近。13岁的初中生田中熙巳放假在家，离长崎爆心3.2公里。他很满意自己能通过辛苦练就的“耳功”，分辨出空中飞过的美军轰炸机的型号。16岁的邮递员谷口稜曄，蹬着自行车从长崎爆心1.8公里外路过，暗中庆幸当天没有出现遮云蔽日的美机。4岁的田中重光，住在爆心外6公里处，正在等待邻居家的女儿放学后陪自己玩耍。

时间随后就在蘑菇云下静止了。那一天是1945年8月9日：类似的情形，三天前已经在广岛上演过一次了。24.6万人的生命就此终结，而65万身在广岛、长崎，暂时从核爆炸下幸存的生还者，从此有了一个专门的称谓——“被爆者”（Hibakusha），意思是“被（核）轰炸的人”。他们中不仅有日本人，还有上万名朝鲜人、日裔美国人（主要是战前从美国回迁日本的留学生和探亲者）和欧洲人。甚至有上百位平时往返于广岛、长崎之间的平民，遭受了两次辐射伤害。日后声名远播的大画家平山郁夫、服装设计师三宅一生，都是广岛被爆者群体的成员。

被爆者们一开始并不知晓，他们经历的恐怖爆炸和灼人的热浪意味着什么；更不知晓，自己漫长的余生可能与辐射病、白血病、形形色色的癌症乃至遗传性疾病相伴。尽管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美军随军记者在第一时间拍摄了幸存者的惨状，美国1946年组建的原子弹伤亡委员会（ABCC）也为1.2万名被爆者提供了身体检查，并给出了治疗建议；但在日本战败，政治、经济、社会面临全盘重组的背景下，“被爆者问题”还是被悄悄搁置，留在了沉默中。

在2010年接受《朝日新闻》专访时，同为被爆者的田中熙巳分析了其中的逻辑。作为“二战”侵略国和战败国，日本遭受核轰炸，在舆论场中多少被挂上了“罪有应得”的标签。被爆者的身份，也因此和毙命的日本侵略军近乎无异，很少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另一方面，战后初期的日本政府急于取得占领当局的谅解，对美军核轰炸的后续影响，自然也做了有意识的遮蔽。“被团协”整理的资料显示，日本报纸上第一次出现被爆者全身伤疤的照片，是在许久之后的1952年，比美国和欧洲媒体要晚得多。这就难怪，尽管有不少日本人知晓，战败前夕落在广岛、长崎的“特殊炸弹”造成了巨大破坏，但对它的波及范围和后遗症却所知甚少。当“第五福龙丸”事件在1954年骤然发生时，核伤害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还是一件“新事”。

但对那65万被爆者来说，事情却并非如此。田中熙巳在核爆炸中失去了5位至亲，当他在1952年前往东京，边打工边备考大学时，被同事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有那种病（指辐射综合征）吗？会传染吗？”来自广岛、长崎的年轻女性，会因为夫家对辐射病后遗症的担忧，被强行解除婚约。一些被爆者终年身着长衣，把臂上和腿部的烧伤疤痕遮得严严实实，甚至给自己编造了新籍贯，就为了躲过好奇之人对辐射病的疑虑和恐慌。甚至到了1970年，热播特摄剧《赛文奥特曼》还在出现这样的情节：因核辐射发生变异的外星人，吸取地球儿童的血液以疗伤。

2023年5月19日，85岁的广岛“被爆者”代表小仓桂子在出席广岛G7峰会后，接受各国记者采访（视觉中国 供图）

如果说沉默的第一重负面影响，是造就恐慌和无知，那它的第二重影响，无疑更加恶劣。田中熙巳注意到，日本政府从1953年开始，每月都会为生还的“二战”士兵发放抚恤金和生活津贴；战死者的家属，也能不定期领到“特别慰问金”。唯独广岛、长崎的被爆者，因为大部分属于平民，内情又被掩盖，不仅得不到政府补偿，连辐射病的求医问药都成了大问题。辐射综合征的常见并发症是白血病，但其潜伏期可能超过5年。当一名被爆者在20世纪50年代初，确诊“迟来”的白血病时，他根本指望不上日本政府的关照，只能挣扎着自力求医，甚至默默走向死亡。

而“第五福龙丸”事件的发酵，使得核伤害问题第一次系统地暴露在日本公众面前。以谷本清、中村节子等人为代表的被爆者群体，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机。日本的被爆者必须站出来，向公众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完成核知识科普，同时敦促政府负起责任，为被爆者提供医疗和财务援助。为了扩大影响，他们没有把目光局限于广岛和长崎，而是提出了“原水爆被害者”的概念——“水爆”即水下核试验。不仅广岛、长崎的被爆者是受害者，像“第五福龙丸”的船员那样，被太平洋岛屿的水下氢弹试验波及的平民，也是同类，也值得声援和帮助。

1954年5月，东京地区的被爆者联谊会、妇女团体和工会率先发起签名请愿运动，要求禁止一切形式的和平时期核武器爆炸试验。他们在一年半时间里，征集到了3000万个签名，相当于当时日本人口的1/3。为了把救助被爆者和反对核武器的活动变得常态化，1955年，一群社会活动家组建了“原水爆禁止日本协议会”，简称“原水协”，并在广岛召开了第一届世界反核爆大会。“被团协”作为这一轮反核武运动的产物，也在1956年应运而生。至此，日本的“核沉默”终于被打破，但接下来的事态，甚至更加混沌和曲折。

证言的力量

在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反核团体中，“被团协”成立的时间不是最早的，社会影响也不是最大的，那它的独特性何在？答案来自冷战的影响。1960年，日美缔结《新安保条约》，其中第五条明确规定：美方有义务行使“集体自卫权”，保护日本免遭其他势力的攻击。在当时，这一条文针对的主要是苏联。而美方在行使 “集体自卫”时，可用的武器并不设上限。日本政坛的舆论风向，因此迎来了巨变——在1945年，美军使用核武器，是对日本的伤害和惩罚。但在《新安保条约》缔结之后，来自美国的核武器却成了日本的保护伞，甚至被视为对抗苏联的必要手段。在这种背景下，反核武团体内部发生了大分裂。1961年，日本最大的工会联盟“全劳会议”以回应苏联威胁为由，宣布退出社会影响最大的反核武团体“原水协”，另组新机构。到了1965年，日本社会党也退出“原水协”，成立了自己的团体“原水禁”。一时间，反核武运动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的角斗场，它离援助被爆者的初心反而越来越远。

1963年，英美苏三国在莫斯科缔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带来了一个新问题。一个后发国家，基于国防需要，是否有发展核武器的权利？围绕这个问题，“原水协”“原水禁”等团体再度陷入大论战。“被团协”作为“原水协”的早期成员组织，也成了各方拉拢的对象。伊东壮、坪井直等“被团协”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暂时退出一切上级团体，独立开展活动。这使得“被团协”得以远离喧嚣的立场斗争，转而从事真正对被爆者有帮助的社会活动。

从早期口号看，“被团协”呼吁的主要是销毁一切核武器，缔结全球性的废止核武器条约，并要求日本政府为被爆者群体提供援助和补偿。这些大而化之的诉求，与“原水协”等团体的宣言，可以说大同小异。但“被团协”不仅会喊口号，他们还对在世的被爆者进行了大范围访谈，采集了大量个人回忆证言和伤残者照片。这些证言被刊登在报纸上，编写成书，甚至制作成展览，在整个日本巡回展出，以感性素材向年轻国民宣讲核伤害的可怕。被爆者如果有医疗和法律方面的困难，也可以向“被团协”寻求帮助。换言之，“被团协”下调了期待，转向了实实在在的努力。

那位东京大学物理学系毕业生田中熙巳，正是这一切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的本职工作是日本东北大学工学部的教师，业余时间则是“被团协”宫城县分部的负责人，后来又升为整个协会的事务局长。1968年，日本政府颁布了迟来的《原爆特别措置法》，其中规定：被爆者可以定期接受免费体检，并领取医疗津贴。但许多被爆者对自己的新权益，根本一无所知。田中熙巳带着志愿者，帮助数千名被爆者建立了医疗档案，使他们可以领取应得的补偿金。直到那时他才知道，自己在东北大学的一位同事，也是长崎被爆者，但出于“幸存者羞愧”，多年来一直拒绝透露自己的经历。

1995年8月4日，在东京举办的“广岛、长崎核爆炸50周年纪念影像展”，一名年轻参观者正在端详“被爆者”周身疤痕的照片

除去在日本国内开展活动，“被团协”还把目光投向了国际舞台。1976年，联合国大会邀请谷口稜曄、田中熙巳等“被团协”领导人赴美国访问。他们惊讶地发现，纽约联合国总部陈列的关于广岛、长崎核爆炸的介绍资料里，遇难者的人数被标注为10.5万人，而不是最终查明的24.6万。他意识到，日本的被爆者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完全是陌生的。不仅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对广岛、长崎只有模糊的概念，欧美国家的反核武团体，对核伤害真正的影响也所知不多。为了扭转这种状况，田中熙巳开始在东京、仙台等地举办募捐活动，从民间筹集路费，把被爆者代表送往美国和欧洲，举行演讲和证言展。他还全力推动联合国大会，在1978年的裁军特别大会期间，把41位日本被爆者请到现场，和全球各国代表做面对面的交流。随着交流活动不断深入，就连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正是他在1945年下达了投放原子弹的命令——的外孙丹尼尔也踏上了长崎的土地，拜会了“被团协”代表委员谷口稜曄。白发苍苍的谷口脱下上衣，对丹尼尔展示了背部的疤痕。丹尼尔回忆说：“我的心都要碎了。这一切绝不应当重演。”

1970年生效的《核不扩散条约》（NPT），是全世界第一份公开承诺核不扩散、核裁军，并具备实际约束力的国际性文件。缔约国每隔五年，会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做一次程序审核。“被团协”也把自己的证言展示会，和这场审核会联结到了一起。从2005年起，每逢NPT审核会开幕，“被团协”都会在联大总部举办为期两个月的证言和照片展。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和回忆，把核伤害的不可控性，一遍又一遍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田中熙巳解释说：“只要世界上还存在核武器，所有人就都有可能遭受伤害。”“核武器保卫的是政治权力，不是国民。核武必要论只是借口。”

2017年9月20日，全球94个国家的代表在纽约签署了《禁止核武器条约》。它的条款比NPT更苛刻，也更接近“被团协”的初始目标。不过，日本不在签字国之列——当时的安倍晋三政府宣称，美国维持对日本的核保护伞，是平衡“外国核威胁”的必要前提。而在全球局部战争中，战术核武器依旧作为潜在的“可用”选项，被政治家反复提及。以“被团协”的力量，当然不可能全盘改变这种现实。但他们仍在继续发声，直到生命的终点。2021年10月，“被团协”前代表委员坪井直在1945年与核辐射遭遇的广岛去世。他最后的遗愿，是把自己的名字列进广岛核爆炸死亡者的大名单。他本就属于那里，也最终回到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