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晓筱

一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日，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丈夫早早结束了在修士邸的跨年活动，启程回到了伦敦的霍加斯出版社。五年前的三月，他俩一起创立了这家出版社。弗吉尼亚·伍尔夫打算在这一年的三月，首次在自家出版社推出自己的小说《雅各布之屋》以示庆贺。这部小说早已完成，她也早早给自己定下了进一步的写作计划：撰写书评，写作传记，动手写一部名叫《论阅读》的随笔集。此外，她还刻意指出：“我敢说，只要我一开始动笔写《论阅读》，就会开始构思另一部小说。”书评、传记、评论、新构思的小说，任务之繁重，不禁让她在日记里犯难：“我的手指写得了这么多字吗？”

霍加斯出版社门牌

不幸的是，问题不止这一个。回到霍加斯出版社之后，她很快就病倒了。延续自冬季的寒风和大雨漫过春季，不断折磨着她脆弱的身体。流感时好时坏，时而为下床走动鼓起的勇气，很快又在被窝中衰疲。流感就这样把她搞成了“不会嘀嗒走响的钟表”。这段听不见嘀嗒声的日子从一月五日起扰乱了她开年的所有计划。

寡淡的日子里，她渴望见人，多半时候友人只存在于她的脑海中。她在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记里把他们想象成了大理石雕塑，而她则位于雕塑群中间。有时一尊雕塑会朝她靠近，有时另一尊会滚向角落。回忆如在棋盘上移动棋子。她惊觉距离上次某个朋友朝她靠近已过去了八个月：“八个月——人生能有多少个月？”她无疑在焦虑一月二十五日即将到来的四十岁生日。她感到“时间就像影院里上映的电影。我试图让它停下来。我想用笔将它刺破。我试图将它定格”。伍尔夫对四十岁的焦虑既来自姐姐凡妮莎，也来自文坛上的诸多作家的新作。姐姐在流感期间，毫无顾忌地往返于巴黎和伦敦，日子有声有色，而此刻的她只能在病床上，不无嫉妒地在日记里月旦文坛。她渴望生活，渴望写作。

生日前夕，刚见好转的她随即二次感染。这一次，她觉得自己成了“动物园里的一条鳄鱼”。这条趴伏着的“鳄鱼”把开年时的写作和出版计划堆在时光的草堆里，唯有阅读“如同死去的叶子一样”滋养着她的头脑。当然，“动物园里的鳄鱼”也意味着要迎接“如绵绵细雨”前来“参观”她的人。为了方便接待访客，她索性把床搬到了客厅的壁炉旁。她开始觉得，现实中的人就如书里的人，所说出的言语中存在一片沉默的区域，那里似乎蕴藏着更为真实的信息。言语如光，沉默似影，声响和光影之间的类比，也落在她对女性友人的观察中，她感慨地说：“我们就这么聊着，火光渐淡，一切没入影中，对于超过四十岁的女性来说，这种光亮程度对于她们的气质来说最适合不过了。我观察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她们动不动就会找借口背对着窗户。”这番话也是她说给刚过四十岁的自己听的。

当然，这种状态并不意味着认命和退缩。到了二月十八日，她在日记中说：“我已认定我不会受到欢迎……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人们要怎么说随他们去说。我渐渐意识到，作为一名作家，我感兴趣的不是气力、激情和其他不同寻常的东西，而是古怪的个性。”古怪的个性究竟是什么？它又是否能将多项写作计划统筹在一起？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英国进入夏令时，官方将时间拨快了一小时，企图校准时令与气候之间的偏差。尽管在这之前，伍尔夫的日记中依旧记录的是迟迟不肯转暖的天气：巨大而松软的雪片、泥水满布的天空，溟蒙中被延长的黄昏。但到了三月十二日那天，她在日记里提到自己已开始动笔，正在为《论阅读》写一篇前言。

近两星期后，到了三月二十四日，她在日记里记录了写作进度，并流露出那段时间里少有的雀跃：“我秉持一贯非凡的热情正在写《论阅读》的第一章。我从未像现在这样享受写作。这句话我说过多少次了？这种快乐会持续下去吗？我不记得了——我说我将在六个月内写完这本书——无论如何也要在一年内写完。”如果“热情”和“享受”可以延续到未来，那么由此兑现的决心也必源于她写完的那篇前言。根据萨塞克斯大学图书馆收入的《修士邸手稿》（Monks House Papers）来看，伍尔夫将该篇命名为：《拜伦和布里格斯先生》（Byron and Mr Briggs）。正是这篇文字，在夏令时到来的那一天，以文字校准了她心力交瘁的春天。

弗吉尼亚·伍尔夫

二

《拜伦和布里格斯先生》（以下简称《拜》）共计三十八页，现存两个版本，其一收入在《伍尔夫散文集·第三卷》的附录Ⅱ中，该版本保留了伍尔夫用黑紫两色墨水书写的初稿及黑蓝两色铅笔留下的修改痕迹。另一版本刊登在《耶鲁评论》一九七九年第三期中，其稿样为编稿者假定的清样。

《伍尔夫散文集·第三卷》

《伍尔夫散文集》和《耶鲁评论》之所以刊载这篇文章，是因为《拜》并非伍尔夫的废稿，它虽未以整篇的样式出现在任何一本伍尔夫的散文集中，但更像是弃以待用的草稿形式，为日后正式发表的《普通读者》《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乃至《达洛维夫人》奠定了基础。当然，若参考她的实际经历来看，这篇弃稿也包含了她走出疾病、缓解焦虑的具体方法，对于了解她的生平和创作过程的细节来说亦不失为一份重要的档案。

严格来说，《拜》并不是一篇评论，其中的信息虚实参半。在全文的开篇，伍尔夫用一种偏向日记的笔调说：“一九二二年的春天令我难以忘怀，原因在于 E.K.桑德尔斯出版了一本名为《年轻的火焰》（Flame of Youth）的小说。”在原稿中，伍尔夫在“我”字后面曾添加了一个括号，并补充道：如果自我主义是可以原谅的话。据多位研究者推测，E.K．桑德尔斯可能指的是艾拉·金·桑德尔斯（Ella KingSanders），但这位作者并没有出版过这本小说。因此，在尚未考证桑德尔斯究竟是谁的情况下，只剩下两种可能：其一，桑德尔斯是虚构的。其二，作者虽为实，但《年轻的火焰》为虚。无论何种情况，伍尔夫都在文章的开头加入了虚构的元素。照此来看，她在括号里补注的话，毋宁说更像是一种小说中的戏仿修辞，而非自谦之语。

不过，《拜》也并不完全是虚构的小说，其目的还是为了论述。在她的想象中，这本小说是桑德尔斯的处女作，长达四百页，出版社信誓旦旦地保证它将是一部佳作，她则受邀为这本书写一篇书评。不过，她在一天内抽空阅读了这本书之后，第二天早上硬挤着也只能在纸上写下一点点印象。这让她绝望地感到自己的文学评论生涯已宣告结束。她开始思考语塞的原因，并思索是否会有另一种书写评论、讨论阅读的方法。

在她看来，英国每天出版的书籍或如涓涓细流，或以奔腾之势，汇聚成一整条流动的河流，这些水流包含盐分和颜色。不过，“颜色”这个词随后被划去，以“滋味”替代。虽然伍尔夫并没有明说造成语塞的原因，但笔者认为，答案就在从“颜色”到“滋味”的修改中。颜色是视觉呈现，强调的是每年出版书籍数量的眼花缭乱，伍尔夫更在意书籍的内在价值，这一点显然与她所说的“盐分”有关，但“盐分”还不是“滋味”，滋味是对盐分的调配，如何将“盐分”变成“滋味”，换言之，如何用某种方式将书籍的内在价值析出才是核心问题。

里士多德以降，经德莱顿，到同代的圣·伯夫、马修·阿诺德等人都可以称为专业的批评者。他们阐释文学作品的价值，影响深远，但在伍尔夫看来，这些批评家提出的观点，在经过两代人之后就被稀释。文学的价值或许对两代人来说并不相同，但太多鹦鹉学舌者，最多只做了一些分类的工作，她不客气地指出：“任何一头猪都能把这些批评者划分为不同的流派。”这么做无疑是在同义反复，因为“无论哪种批评，最终还是会追溯到某位天才这里，正是他把所见及确认为真理的东西强加给别人的”。显然，稀释不等同于析出。在这背后人们容易忽视的是：“所谓批评家，就是那些在某个方向上带着压倒性偏见展开阅读的人。”对于后来的评论者而言，这项偏见就如同面对书籍的瞄准镜，“一本本书籍在他面前缓慢移动。嘭！他射出子弹。兔子逃脱，接下来他所能做的只不过是重新上膛子弹，再将准星瞄准野鸡”。在她看来，瞄准镜是外在设备，并不能替代评论家所应具有的“个性”，这一点也就暗合了她在日记中所列出的“古怪的个性”。“古怪”倒不意味着剑走偏锋，而是指与专业批评和拾人牙慧的评论者相对的阅读态度，它隶属于普通读者。

弗吉尼亚·伍尔夫

这就是伍尔夫首次提出“普通读者”这个经典术语时的语境，只不过在一九二五年正式出版的《普通读者》中，她只保留了其中的几段文字。而在《拜》中，伍尔夫对这个概念进行了一系列的阐释。唯一的问题在于，“普通读者”也是一个术语，她又该如何保证这个术语不是另一种“瞄准镜”呢？詹姆斯·伍德曾对这个问题给出过答案。在他看来，伍尔夫之所以不用“瞄准镜”框定目标，是因为她认为“批评中纯粹的总结语言是不存在的”。为此，伍尔夫就用文学特有的比喻性语言来书写评论，为的是在面对批评对象时传递出一种“强大的犹豫”，以此捍卫小说等文学形式的“终极的不可描述性”。诚然，如果“终极的不可描述”无法抵达，那只有将重点放回到书写过程中。只不过，从《拜》中呈现的内容来看，伍德说得还不够全面。除了比喻性的语言之外，还应包括设置角色和构建场景这两个方面。

三

虽然文章题目中出现了诗人拜伦的名字，但这篇文章并不是谈论拜伦的专题论文，所涉及拜伦的文字也只侧重论述拜伦本人的个性。在她看来，浪漫主义诗人多半会从普遍性出发思考生活，再加入个性，最后用“严谨和持久的语言”将混杂了诗人个性的普遍生活表达出来。而拜伦“写出了散文的完美状态”，更像是一位“小说家——也就是说，他的观念皆出自对真实生命的观察……相比之下，雪莱的文章显得坚硬和呆板”。严谨、持久、坚硬、呆板，这几个词实际上都指向文字的确凿性。相比之下，拜伦是那个“指明了诗歌何以成为灵活之手段”的人，他在写作中更注重非确定性，阅读他的作品，就像在直接了解他这个人的个性。

阅读如识人，这无疑是普通读者最常见的阅读策略。他们在接触拜伦时，一定会遭遇围绕拜伦所建构的诸多神话，他丑闻不断，形象多变，既是那个写诗的人，也是活成诗的人。在他们心中，拜伦不再是一个亟待用特定研究视角框定的对象，而是一抹飘忽不定的魅影，不断在普通读者心中掠过，他们更关心该如何去捕捉这抹魅影留下的痕迹。

在这些普通读者当中，就包括一个被伍尔夫虚构出来的人物：汤姆·布里格斯先生（一七九五至一八五九）。根据生卒年份来看，布里格斯就是拜伦的同代人，他热爱阅读文学，但不求形成某个特定的结论，也会在闲聊的时候说几句评点的话，但心里也明白自己的观点并不重要。驱使他去阅读的唯一动机仅仅是阅读的乐趣。布里格斯先生去世后，其后代也继承了热爱阅读的习惯。那么，他的后代在阅读拜伦的书信时还会去考证那个和拜伦同代的祖辈吗？他们会去了解这位祖辈也是一个热爱阅读文学的人吗？显然不会。他们读到的拜伦也只是显现在书信里的形象。拜伦或许曾声名狼藉，也或许在诸多专家笔下意义深厚，但重要的只有一点：布里格斯的后代喜欢读他。在读者眼中，或许比起写诗的拜伦来说，那个呈现出不同的个性，生平异常丰富的拜伦才更为重要。伍尔夫说：“一九二二年弥尔顿之所以还活着，仅仅是因为此刻成千上万个不重要的人还在捧读他的诗章。”同样，拜伦还活着，就是因为布里格斯的后代还对他感兴趣。在这里，伍尔夫无疑在强调文学作品就如同鲜活的个体，它不甘心按部就班地被人接受，也并不在意读者的期待。布里格斯先生及其后代的阅读感受或许不重要，也无法和正统文学批评相提并论，但他们保持着朴素的阅读兴趣，他们阅读也识人，他们的阅读就是一场招魂。

弗吉尼亚·伍尔夫

招魂不同于打猎，无法在清晰的瞄准镜中锁定目标，只能在文字背后捕捉模糊的印象，正因此，整个过程是无法持续的，也无法用“严谨和持久的语言”进行捕捉，只能依靠一种她在多篇文稿中提到过的“编撰”（making up）的力量。也正是这股力量让她在日记中想象出访客如棋子般朝她靠近的场面，才会杜撰出布里格斯先生及其后代去阅读拜伦的情况。伍尔夫说：“这就好像你借助生活中的每一个暗示，让自己活得更充实。”同样，这股力量也让阅读变得更充实。一旦编撰的力量形成就不会消散。伍尔夫敏锐地觉察到，此时文字背后的形象已召唤成形，引起了普通读者的注意，他们并不打算放过这个形象，就好像“当一张脸引起你的注意后，你会凭本能给这张脸的主人一种性格，并架构一种关系，赋予其职业、习惯、欲望等，直到达成某种完整度”。至此，编撰进一步凭借“达成某种完整度”而演变成了拼缀（making whole），它是普通读者的思绪在阅读余兴中的进一步蔓延，要想容纳它，就需要架构场景。于是，伍尔夫在《拜》中设想了一场“车厢游戏”：在一节三等车厢里，当人们看到两个不同性别的对坐者时会不自觉地想象他俩是什么关系，两人是否相爱？如果不是，两人是否都是住在城郊的人？这一连串的猜测不会有准确的答案，或许每一个猜想都是误读，被遐想的人或许也会到站下车，但重要的是，人们在做这个游戏时，保留了一种悬停的权利，它不求确凿，意在暧昧，企图在赋予观察对象的光晕中，保持阅读和识人的活力，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开始从视觉形象中析出作品背后的滋味。

几年后，这场“车厢游戏”将成为《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那篇文章中的重要部分，但在《拜》中，伍尔夫显然还传递出了另一层意思。在发现“编撰”和“拼缀”之后，她似乎不自觉地就进入了创作小说的状态。她在《拜》的最后部分，搬出了更多的虚构人物，也进一步扩大了场景。这是一场聚会，有趣的是，参加这场聚会的都是她昔日笔下的人物：《远航》中的佩珀先生、克莱丽莎·达洛维和特伦斯·休伊特，以及《雅各布之屋》里的茱莉亚·赫奇和罗斯·肖。他们谈论阅读，他们评点人物，他们都是普通读者。当然，他们也是伍尔夫笔下的角色。把他们再一次搬出来，也在暗示“编撰”和“拼缀”不仅适用于阅读和识人，也是一种创作行为。

在这一次聚会当中，伍尔夫在一旁倾听和点评人物的言论。此刻的伍尔夫究竟是什么身份？她是创作这些人物的作者，还是点评这些人物的评论者，又或是阅读这些人物的普通读者呢？显然，她模糊了作者、评论者和普通读者之间的界限。她本人当然不是一名普通读者，但她希望借助普通读者的视角去呈现书籍背后的人，其目的不在于通过书写传记或评论将这个人物冲印出来，而是借助比喻的语言、虚构的人物及杜撰的场景，保留人物浑浊朦胧的底片。在诸多人物中，她不打算放过克莱丽莎·达洛维夫人，等待进一步析出她身上的“滋味”。

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这一天，外在的时令变了，但伍尔夫并没有应景地拨快自己的时钟，她悬停在自我写作生涯的路途之中。她所处的位置并非十字路口，悬停也不是为了选择事业的方向，反倒生发出了独属于她，也属于现代主义小说的犹豫时刻。正是在这样的时刻里，阅读、识人和创作获得了统一的书写使命：阅读过程类似创作行为，识人所需的编撰和拼缀，也成了她在写作意义上的自我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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