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老牛）

职业法律人

理解卡夫卡的小说难度实在很大。他在法律方面的专业经历是他小说写作的现实源泉之一，这使得《审判》《法的门前》《在流放地》等一系列与法律有关的小说远远超出文艺范畴，成为需要付出极大智力劳动的阅读活动。在我看来，卡夫卡是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作家，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和伊恩·麦克尤恩的一些小说中都能找到他的影子。相信法治，在法律所规范的秩序中行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在回响着的、不假思索的主流之声。然而，对于卡夫卡和他身处的时代来说，他却并不将这样一个前提视为理所当然。他之所以是天才，是不朽的小说家，恰恰在于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对他的时代来说艰难而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这些法律的运作从整体和根本上讲就是一场谬误呢？当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与他同时代的人还无法像我们今天一样，从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语电影里看到“水晶之夜”来临前因深信“只要遵纪守法就一定不会错”而拒绝离开德国的犹太父亲；也绝无法像卡夫卡身后的读者那样，在茨威格的《昨日世界》中读到他突然被警察闯入搜查房间、不得不连夜离开维也纳的命运。这些情景都曾在卡夫卡的小说中被模糊地预言过，或者说，被卡夫卡隐约“看见”过。卡夫卡死于1924年6月3日，年仅41岁。他是家中的长子，有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两个弟弟夭折，活到了成年的三个妹妹后来都死于集中营。卡夫卡的疾病和早逝，让他免于亲眼目睹他所预见的世界变成了真实的地狱。

1938 年11月17日，柏林街头一家在“水晶之夜”被打砸的犹太人商店

已逝耶鲁大学文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德语系教授西奥多·齐奥科斯基在《正义之镜——法律危机的文学省思》一书中写道：读者长期以来都注意到了在卡夫卡的所有作品当中“法律”的重要地位，这不仅仅表现在他的日记中频繁的隐喻，也表现在许多故事的标题中……然而，“即使是那些对于法律与文学有着见多识广兴趣的读者，仍然没有注意‘法律的强制性与设定性力量’。卡夫卡是一个敏锐地注意到了他所处年代正在进行着的法律辩论的职业法律人”。

1901年，卡夫卡作为一名法学学生进入布拉格大学（今捷克查理大学），他在那里学习了8个学期的法律课程，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按照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大学要求，进入大学时，他已熟练掌握了拉丁语，有一定希腊语基础。大学里前两年课程的大部分时间，他学习了市民法与教会法，还有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大学课程的后半部分，他主要学习了当代法律：奥地利民法和诉讼法、一般宪法概论及奥地利宪法、经济与贸易法、行政法，以及刑法和法哲学史。根据齐奥科斯基的考证，“可以很有把握地断定，卡夫卡对于犯罪心理学与司法程序思想有着第一手的了解——尤其是，刑罚的目标不是针对犯罪而是犯罪人。卡夫卡通过法哲学的学习，深入理解了当时德国与奥地利进行着的现实法律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法律与道德的矛盾。取得博士学位后，1906～1907年，卡夫卡成为布拉格省级刑事法院的一名实习生；1908年5月，他参加了布拉格贸易学院关于工人保险的专门课程，这一年，他写出了关于建筑行业保险责任的报告。毕业后，他在布拉格的工人意外保险公司以法律专员的身份工作，出色的专业能力使他在1913年被提升为保险公司副经理，直到1922年因健康原因退休。卡夫卡的小说充满了法律术语，比如听审、法庭、法官、律师、客户、过错、辩护、诉讼、正当理由和判决等，法律人的思维渗透了他的写作，更不要说《审判》这部以法律为主角的小说了。如果你读起来觉得味同嚼蜡，或者读完了觉得不知所云，不必羞耻，我猜有很多读者与你一样深感共鸣。

电影《审判》剧照（1962）

莱纳·施塔赫在《卡夫卡传》里写，卡夫卡不是某个深不可测的机构里一个默默无名的螺丝钉，相反，身为高级职员，他可以自己做很多决定。职业生涯慢慢挤入他文学想象的空间，办公室的世界开始流入文学作品。“个体的互换性和大集体的官僚主义注册登记（《失踪者》），堆积如山的公文档案（《审判》和《城堡》），宛如白日梦境的办公室和工人生活的悲惨（《审判》），职员们的狗咬狗社会（《布鲁姆费尔德，一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冷漠地处理人的机器（《在流放地》），在采石场和工地上的死亡（《审判》和《失踪者》）。”职责和生活、公务和生活、组织和生活，这些关系都在他的工作中运作着，它们在文学作品里神奇地互相联结了起来。

1914年7月29日，卡夫卡想到了约瑟夫·K这个名字。他搬进妹妹的屋子，潜入孤独，直到8月10日前后他的脑中突现至关重要的灵感。他在本子上方画了一条横线，标出一个新的开篇，在下面写下一串奇怪的句子：“一定有人诬告了约瑟夫·K，肯定的。在这天早上，他被捕了，什么坏事都没做。”

阁楼上的法庭

关于《审判》的开头，有一则流传很广的逸闻。有一次，卡夫卡给几个朋友朗读《审判》的开头，读着读着大笑起来，笑得“一时都读不下去”，听众也受其感染，“忍俊不禁”。这个开头为何令人发笑？卡夫卡写了另一句话：“我们的那些机构，就我对他们的了解——我也只了解其中那些级别最低的成员而已——就他们来说，是从来不会在普通民众当中寻觅罪行的，而是正如法规中宣称的那样，是由罪行所牵引，必须派我们这些看守过去：这就是法律。”它像是一个把方向逆转过来写的句子，与“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异曲同工，时间同时向正反两个方向延伸。这种倒转过来说的句子在《审判》里很常见，像是一个个现实世界的镜像，在文学里提醒我们，“真实与现实是反着来的，你的左手是你的右手，逆时针才是顺时针”。卡夫卡并非一个职场失败者，让他倍加痛苦的与其说是他的现实遭遇，不如说是他以自己极度纤细敏感的灵魂触角探测到了许多社会深层看不见的地方。他在自我的灵魂中形成图像，“法律”的开关开启时，这一现象不过是表层的冰山一角，其下是巨大的社会关系现实和隐藏的权力地形。卡夫卡能超越自己职业法律人的身份看到一种文学的真实：法律不是社会诞生之前就已先验存在的事物，因而并非自然秩序；它的起源是人为设定的一系列规则和命令，既然如此，其起源就值得另作探究。当一条法律规定落在我们头上时，罪行却在另外的地方——这是何其天才的认识。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卡夫卡研究者任卫东告诉我：“卡夫卡作品里写的法是一个似乎无处不在的东西。卡夫卡在生活中天天接触法律，工作就是与各种条文条规打交道，他在《审判》中写的却不是这个。他的作品中有两个法律制度同时存在。一个是把他逮捕了，存在于阁楼上那种阴暗角落里的法庭；另一个是主人公认识一个大法官，他与这个大法官有交往，有联系，彼此熟悉和相互知道，有时还聚会，这是我们日常现实生活中的那一套法律制度。阁楼上的法庭更像是一个完全抽象的法律制度存在，但那个法庭是他无比熟悉的，他能够在法庭没有通知他的时候就知道到哪儿能找到这个法庭，像他自己。”

“阁楼上的法庭”是律师办公室的所在地，也是存在于卡夫卡想象中的梦魇世界。K的初审安排在一栋出租公寓的阁楼上。在奥逊·威尔斯和大卫·休·琼斯的电影中，这栋出租公寓更像工人阶级聚居区，生活着各种职业的蓝领，喧哗纷杂。律所藏身在小区的楼顶，推开一扇单间居所的后门，会看到门内人群聚集的审判法庭，K在那里发表批判司法荒谬性的演讲，人群在那里围观当众性爱，庭审座位上摆放着色情书籍……这些场景都如同大卫·林奇式梦境，与现实世界的司法部门完全不同，更像是对“法院”诞生之前这个庞大体系潜意识的具象化。在阁楼上的法庭里，每个律师都在低矮狭小的房间工作，房间仅通过一道狭窄缝隙采光，这道缝隙位于天花板上很高的地方，在这房间里的人如果想透过缝隙看看外面，必须先找来一位同事，让他将自己驮在背上；一旦透过了缝隙，外面紧挨着缝隙处的某根烟囱里冒出来的浓烟会窜进人的鼻子、熏黑人的脸。房间的地板上则有个洞，大到足以让一条腿陷进去，陷进去的腿会出现在阁楼第一层的天花板上。这是卡夫卡对法院系统最底层组织结构的具象想象，去往更高阶的狭窄通道和跌入下一层的漏洞都存在着，律师辩护行为主要的价值不过是在律师的个人关系网，即与法院官员们的关系。这些官员是指低阶官僚系统里职位相对较高的公务员，只有通过这些关系，审判进程才会受到影响。而高官绅士之所以愿意与“明白事理”的辩方接触，也因为他们缺乏与普罗大众间的联结纽带，缺乏对普通人际关系的正确认识，解决不了那些极其复杂的案子。低阶律师实际上缺乏知情权和能动性，法院系统官阶升迁路线的冗长无尽，这些都让审判成为一种消耗。卡夫卡的经验在这里发话了：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接受现有的规则，哪怕违背内心的强烈意愿也要保持沉默，因为在庞大的法院生态体系中，“如果有哪个人尝试着去改变自己所处位置的某样东西的状态，那么他当下的落脚地没准就会消失，人也会坠落下去”。

在卡夫卡工作的办公室，现实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战争打破了保险公司原先的工作模式，卡夫卡的精神危机更深重了；经济下行，官僚机构很难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卡夫卡的主业是事故预防，他面对着很多具体难题：如何与留下来接替企业主、对法律一无所知的副手打交道？受伤的工人上了前线，生死未卜，是否该给家人支付工伤抚恤金？工人因参战致残，返回工作岗位后是否还能享受全额保险？对卡夫卡来说，写小说是他从困惑与走投无路中寻路的排解。

阅读《审判》，就像在幽暗中跟随着主人公K寻找方向。K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卡夫卡一边不断为他创造出很多内在空间，一边让他在这些空间里寻找方向。这些空间时常带着模糊的隐喻，无论是律师的卧室，还是大教堂里的布局。天降的审判砸到K的头上后，他与女房东、女邻居、情人的关系，与母亲、同事、上司的关系，还有他与客户、律师和顾问的关系都如何发生变化？卡夫卡要为主角提前铺路，但究竟有没有路，他也总要等“路”在他场景想象的光线里慢慢浮现，那些床边的门，房间的通道，可以往下扔人的楼梯，全然是他意识的产物。他在一个限定的行动空间里推进小说；工作中的焦躁不安，劳累过度，身心俱疲是一回事，无论如何，在文学的世界里，他已持续专注了一年多，距他想要的故事只有一步之遥。

法门前

法门出现在《在大教堂》一章里。卡夫卡描绘的教堂让人立即想起菲利普·拉金的诗《去教堂》：

浓重而发霉的，不容忽略的寂静，

天知道已经酝酿多久了，无帽可脱。

这是一个再次滑入梦境的场所，卡夫卡在K旅行至意大利所到达的教堂里精心为他设置了通道。K本是出公差来意大利这座教堂为客户做导览，就像K的行为时常颇出偏差一样，他的时间感再次发生错乱，陷入乱流。他按照约定准时抵达，走进大教堂时钟楼正好敲响十点，但意大利人始终没有出现，难道是行长听错了时间？他不得不待在教堂中等待半个小时。这种时常出现的时间差错，在我读来，是K的内心与外部被日程表排满的机械社会之间的间隙，常常也是现实场景幻化入梦境的过渡地带。《审判》的每一次“出戏”，都会让紧随K在幽暗中寻找出口的读者与他产生一点间离，这种间离的效果唤起的不是道德审判意识，而是诙谐的感觉，读者是在这样的幽默感中开始审视K如何一步步坠入深渊的，K的厄运地图从而成为读者的逃生路线。K的走神是《审判》密不透风的压抑中的一抹喜剧色彩：他正为陌生人没有自我介绍便闯入他房间感到愤慨，突然却想起来他可以出示“自行车执照”来证明身份；他正与女房东谈论着毕斯特纳小姐的生活作风问题，突然想起自己来不及赴一个相熟妓女的约；他坐在出租车上，因为对一次审讯的传唤完全无视而得意，却随即意识到自己在心不在焉的片刻还是对司机报了法院地址。在一个旧信仰已然失落的世界，专注与祈祷都失去了锚点，臣民、职员、小市民和许多现代身份，都让人无法对统一的自我保持专注，取而代之的最终目的地成了想逃却始终逃不脱的法院。

当K的手指一次次指向黑暗和采石场的命运终点时，那个为K寻路的卡夫卡在读者的身旁悄悄耳语了一点别的音调。追随主人公视角的读者视角，不正是摄像机与观众的视角关系吗？且不也正是规则制定者与规则遵守者的视角关系吗？在15世纪的意大利语中，“mirare”的意思是“凝视”，到了19世纪，这个词的运用仅在射击领域，意为“瞄准目标”。当读者也是主人公的时候，《审判》的文本就像一台透视成像工具，顺着K手指的方向走，你就会发现他命运的秘密；卡夫卡则提醒读者，如果不想随K坠入厄运的旋涡，你要做的就是不追随。

电影《审判》剧照（1962）

在教堂里，意大利神父在寂静中鬼使神差地喊出了K的名字，告诉K他是“监狱神父”。著名的《法的门前》也出自这一章，是神父引用法典时提及的故事，用以解答K的迷惑。法门的故事大致是这样：在法律的大门前站着一位看门人，有个来自乡间的男人走到看门人面前，求他放自己进去，这位最低阶的看门人却说，现在还不能放他进去，并告诉他，在法律的大门里，从一个大厅到另一个大厅的通路上，每道门前都有一个看门人，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有权力。乡下男人不断贿赂看门人，看门人都照单全收，多年后，他已经忘了还有其他看门人，误以为眼前这个看门人就是进入法律大门的唯一阻碍。在他临死前，乡下人终于感到自己能够在一片黑暗中看到法律的大门里那道永不消逝的耀眼光芒。他问看门人，为什么这许多年的时间，除了他之外，就再没有任何人到这里来请求进入法律的大门内？看守告诉他，“除了你之外，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取得进入这道大门的许可，这道大门是专为你而设的”。看门人哄骗了这个乡下人吗？K与神父展开了讨论。

任卫东告诉我，卡夫卡的作品里往往有一个“空的中心”，是模糊不清的。“他绝不让这个意义特别明晰，这是卡夫卡的特点。《法的门前》里，乡下人就是要进去，他知道这里面有光，最后临死的时候也看到了那个光。他只看到了一个看门人，里面还有好多个守门人，让他不能那么快进去，但看门人还要不断鼓励他，不断地邀请他进去，待到他要进去的时候又告诉他，后面还有比自己更厉害的看守。卡夫卡把这个游戏做到了极致。”神父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其实神父就是守门人。“我是属于法院的人……如果你来了，法院就接待你；如果你要走，法院就允许你离开。”就像那个守门人，表面上给予了乡下人行动的自由，但实际上乡下人已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牵引，不得不来到法律的门前。K也是如此。他每周去法院貌似是自己的选择，但他在精神上早已被法院控制，压根没有别的出路。现代人以为自己拥有法律所保障的自由，实则仍身处无往不在的牢笼中。这也是《审判》冰冷的内核：卡夫卡个人的梦魇与现代社会的噩梦完全一致，即对个体生活的剥夺实则在我们所有人背后悄然发生。正如施塔赫所评论的：“每个人看似自由，可无论你如何选择，你永远都只是一个‘案例’，与之相应的规则、措施和制度存在已久，早已准备就绪，即便是你某些完全自发的举动、快乐的冲动都跳不脱那个彻头彻尾被管理、被规划好了的世界的樊笼。”

卡夫卡让乡下人选择等待，使他的行动从主动变为被动，这一改变似乎帮助乡下人接受了法。乡下人用他的生命来等，等到他老了，有了孩子气，即一种被称为“童心”的状态，他见到了法门之内射出的光芒。卡夫卡的倒转在这里再次发挥了讽刺作用。《圣经》上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卡夫卡倒转了《圣经》的意思，他说，乡下人只是在半盲状态下见到了光，他没有能力进入法之门，天国也并不属于有了童心的乡下人。《圣经》上另一句名言“寻找的就寻见”也被卡夫卡在这里做了倒转，他在一则格言中写道：“寻找的就寻不着，但是，不寻找的将被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