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阿勒泰》中，于适饰演的哈萨克族青年巴太身上展现出强烈的时代冲突

抓住散文的气质

如何将一部情节疏淡、注重抒情的散文集改编成可看性强的影视作品？这几乎是所有人听说这部剧时的第一反应。导演滕丛丛也并非一开始就有成熟的想法，但她仍然坚定地买下了《我的阿勒泰》的改编版权。那是在2018年，她刚拍完自己的电影处女作《送我上青云》。在此之前，她一直对李娟笔下的世界念念不忘，觉得这本书给自己带来了一个“新的看世界的角度”。

拿到版权后，滕丛丛第一时间想将这本书改编成电影，便联系了自己的大学同学、制片人齐康，想聊聊项目开发的想法。齐康在她的推荐下看完了散文，书中所呈现的游牧民族的生活以及作者对待生活的达观态度触动了他，“这能让长期生活在城市中，面对各种焦虑和压力的人，得到精神上的放松和治愈”。同时，他也如实向滕丛丛反馈了自己的另一个感受：“故事上很难架构，文艺属性比较强，从纯商业逻辑上来看不太讨喜，要做的话成本不会太高。”考虑到当时的市场环境，电影的改编工作就此搁置。采访中滕丛丛告诉本刊记者，那时的她“并没想得太明白，也没那么着急”。

又过了一年多，滕丛丛再次找到齐康，问这个事情还能怎么盘活，“能不能做成剧？”2020年，长久的居家生活让她觉得自己跟李娟书中的世界更加贴近了，“每天的生活很简单，只是关心粮食和蔬菜”，继而又很渴望“去外面的世界看风景，去感受大自然”。改编《我的阿勒泰》的冲动更强烈了，“一定要把这个做出来”。那时，齐康正在开发爱奇艺的另一部迷你剧《平原上的摩西》，积累了一些相关领域的经验，加上公司也很支持迷你剧的探索、创新，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然而，剧本创作中的焦虑始终如影随形，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寻找作品在艺术性和商业性之间的平衡。开发过程中，国内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作品，他们看了很多国外的迷你剧。“我们不希望做成曲高和寡的东西，还是要引发大众的共鸣，跟大众产生对话。”齐康说。最重要的是“不改变李娟原著的气质和底色”，这是项目之所以成立的初衷。

如何抓住原著的精神气质，成为这部散文集改编过程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滕丛丛承担了主要编剧的任务，与她一起合作的还有另一位编剧彭奕宁。两人从原著中提炼出了最吸引自己的两点：一是作者对哈萨克族人及其生活的观察；二是作者在苍茫环境中面对生活的态度。前者自由达观，后者敏感鲜活。

滕丛丛说，她从书中感受到一种被“治愈”的心情，“人对物质生活和功名利禄不苛求，他们并不富裕，但可以安然自得，把生活过成诗。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智慧”。因此，这部剧中处处散落着一些无需推动剧情发展的“闲笔”，目的就是保留原著中的恬淡气质。李文秀（周依然饰）从乌鲁木齐回到“彩虹布拉克”，晚上睡觉时床突然塌了，一旁的母亲张凤侠（马伊琍饰）丝毫不受影响，嘟囔着说句“又不是天塌了”，然后接着睡。时间渐渐流逝，李文秀身上的松弛感也开始浮现，住在漏雨的帐篷里，能淡定地想办法用塑料袋接雨，不仅不叫苦，还十分得意于自己的小聪明。

剧中，原本追求远方的李文秀最终在生活中找到了理想

彭奕宁则很喜欢原著中时时流露的幽默感，一种夹杂着淡淡忧伤的幽默感，“能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中经常开玩笑，是一种特别可贵的品质，凸显出人是非常坚韧的，又好笑又让人心疼”。剧中一些引人发笑的场景，总是适时抖落出生活的艰难。张凤侠家中的电视因为信号不好沦为了摆设，她便用石头砌出了一台“电视”，为奶奶口播电视节目，一群人围成一圈煞有介事地观看。这是原著中没有的段落，但苦中作乐的精神却与原著一脉相承。

为了呈现原著的精神气质，剧集充满了对书中人物性格和生活场景的还原，但并非一一复刻，而是进行了二次创作。滕丛丛从书中提炼出了张凤侠这个人物的性格，并在剧中为她注入了新的特点，一种“江湖侠义”。书中外婆的角色也改成了奶奶，这样一来，张凤侠与奶奶之间便不再有血缘关系，她照顾奶奶便不再是出于道义，而是出于“侠义”。“有时候血缘是一种家庭的束缚，还有道德的捆绑。”滕丛丛说。张凤侠对待奶奶的方式尽显她的率性本色，不管是当奶奶吵着要回沈阳，还是把一块玻璃当成绿宝石，张凤侠都会顺着哄她，从未流露出不耐烦或强制干预的态度，“她很尊重婆婆，会跟对方平等地对话，这是这个女人身上非常美好的品质”。

对于书中内容的选取，滕丛丛非常注重自己的第一感觉。构思剧本之前，为了“清空”自己的思绪，她刻意时隔两个月后再捧起原著，想营造一种首次阅读的体验，然后仅凭直觉标注出书中打动自己的细节，这些细节就有了被转化成影像画面的可能。剧中女澡堂那场戏便是这样选出来的。原著中李娟用细致的笔触描绘了“我们这里的女澡堂”，她写道：“异样的欢乐氛围在哗哗流水中一鼓一鼓地颤动。”滕丛丛的女性视角为这场戏赋予了温暖明媚的质感，暖黄色的色调中，水汽氤氲升腾，女人们互相搓澡，孩子在一旁嬉戏打闹，歌声渐渐响彻澡堂：“金色阿勒泰，山水之灵，绿草如茵。”镜头最后定格在李文秀因被眼前景象感染而发着亮光的双眸上。“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质感的体现，也是一种情怀的体现。”滕丛丛说。

剧集原创了托肯这一角色， 她在家庭中的处境是一部分女性的缩影

造梦，也破梦

2020年，她和彭奕宁踏上了去新疆的采风之旅，这成为弥补散文内容空白、构建剧集主线故事的重要素材来源。原著书写的世界停留在2000年左右，这成为两人深入牧民生活区以后着力想要挖掘的历史。在持续走访了多户牧民家庭后，滕丛丛得出一个深刻的感受，“古老的游牧文化正在明显地消失。新一代的哈萨克族小孩，接受的是现代化的教育，读书、生活都在城市里，他们享受过现代文明后，很难再回到那种古老、寂寞、艰苦的游牧生活”。这种感受最终形成了剧集的叙事主线，《我的阿勒泰》剧中，巴太（于适饰）一家人的代际冲突贯穿始终，年轻的巴太希望留在马场工作，他的父亲苏力坦则希望他留在牧场，两人之间的矛盾越积越深，最终爆发。在滕丛丛看来，这是“新旧两代人之间的摩擦，也是两种生活方式的摩擦”。

事实上，游牧文化的消失在散文集中也有所体现。在李娟的另一本书《冬牧场》中，她也以旁观者的视角记录了这一现象。2010年，李娟跟随哈萨克族牧民居麻一家深入阿勒泰沙漠深处的冬牧场，见证了牧民艰辛繁重的劳动日常，以及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的变迁，孩子们喜欢玩手机、看电视，努力学习汉语，都想去城里打工，大人们也在考虑定居生活。李娟在书中称哈萨克族人为“全世界最后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民族”，她写道：“我的眼睛比镜头更清晰更丰满地留住了一切——这最后的游牧景观，这最深处最沉默的生存。”

哈萨克族女性的生存困境，也被滕丛丛以敏锐的直觉捕捉到了，原本书中的寥寥数语，被她看出是可以扩大深入的冲突，融入对现实的关照。书中曾提到一双孤儿，父亲渡河时被水冲走，很快妈妈便改嫁，按照传统，嫁人的寡妇不能带走前夫的孩子，于是兄弟俩一直跟着爷爷生活。滕丛丛十分留意这个细节，在新疆采风时，她专门去找当地女性聊天，了解她们的生存处境。后来剧中便有了寡妇托肯这一角色，一个总是被丈夫忽视的哈萨克族女人，一肩扛起照护孩子的责任和繁重的家务，丈夫死后她想改嫁，却被娘家指责丢人，公公还不允许她带走孩子。

采风过程中的所见所闻，让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创作者对生活在马背上的人群产生了更直观的认知。彭奕宁至今难以忘记那种“身处特别宽阔的草原当中，心胸为之一畅”的感觉，生活在这里的人也给她留下“自由、松弛”的印象。一次，剧组向一位小姑娘问路，小姑娘直接坐上车，要给他们带路，对人毫无戒备心，到了目的地，再等着路过的人捎她回去。哈萨克族人的婚礼总是有持续不断的舞会和活动，从婚礼前一天一直玩到婚礼后几天，夜以继日地唱歌跳舞，仿佛不知疲倦。在这段短暂的旅程中，彭奕宁收获了相当密集的赞美，从“衣服很好看”到“你好棒”，再到“我喜欢你”，牧民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让她深感意外，“他们真的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表现在剧集中，几乎每个哈萨克族人都是直来直去的性格，巴太敞亮直接地向李文秀表达了爱意，巴太的嫂子托肯整天把“我爱你”挂在嘴边，带动内敛的李文秀也变得活泼起来。

游牧民族的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冲击，还表现在与外来人口在不同价值观上的碰撞。剧中巴太和李文秀之间的感情，始终笼罩着一层文化冲突的阴云，能否留在牧场生活决定着父辈对待他们感情的态度。巴太心爱的赛马意外离世，则成为两人所代表的不同文化碰撞的具象展现。剧中唯一的“反面人物”是高晓亮（蒋奇明饰），为了钱不择手段，充满赌徒心态，为挖虫草不惜破坏游牧区的生态环境，与当地人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滕丛丛告诉我，加入这条叙事视角是她从原著中领悟到的真实——岁月并不是一直静好。实地采风后更让她确信：“我愿意造个梦给大家看，但做完梦后，我们总有面对现实的那一刻。”

在《我的阿勒泰》一书中，作者曾用了最长的篇幅来描述木耳的出现和消失，所呈现的正是外来人口对当地生态及生活的影响。伴随着嘈杂的人群进入深山，野生木耳也突然出现在老林中。随着木耳越来越受欢迎，价钱越来越高，采摘者也越来越多，几年后，木耳突然消失了。后来人们又开始挖虫草、挖党参、挖石榴石，争先恐后地掠夺，山脚下、森林边四处狼藉。

遥远的阿勒泰并不能承载田园牧歌的想象，这是原著中自然流露的忧思，也是剧集不想回避的表达。最终，剧中李文秀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也迎来了自己的成长，从胆小莽撞变得成熟勇敢，见过世界以后，再次选择回到“彩虹布拉克”。这是滕丛丛一开始就想好的收尾方式。“最后我们能看到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不完美，划破这个乌托邦的梦，但一切都不是无来由的，主角也要经历世事无常和突如其来的成长，才能找到那份坚定的自我到底是什么。”她想用李文秀的变化来投射年轻人的成长心境。“我们扪心自问，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也不是能看明白这个世界的人，都是摸爬滚打一点点探索边界在哪里。等到相对了解了，才能够跟这个世界更好地融合。”

导演滕丛丛，她想通过《我的阿勒泰》为观众带来“新的看世界的角度”

自然很大，人很小

《我的阿勒泰》播出结束后，许多观众觉得8集时长不够，尤其是后面几集情节推进加快后，许多细节仿佛没能来得及展开，而观众还想继续看下去。殊不知，8集的体量已经是剧集扩充内容后的结果，最初原定计划只有6集。齐康作为制片人主导的另一部迷你剧《平原上的摩西》就只有6集，他考虑的是整体市场的状况。“大家的生活都很忙碌，时间很有限，想要赢得观众，或许得想办法让内容更凝练。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结果，如果真的做到十几二十集，效果还会是现在这样吗？”

《我的阿勒泰》拍摄了56天，相当于每7天拍摄一集。“这个周期对于一部剧集来讲，很奢侈了；而对于从电影转型剧集创作的导演而言，这样的周期又显得有些局促。”齐康说。对滕丛丛来说，8集的创作体量已经逼近她在体力和脑力上的极限，通常一部90分钟的电影也需要拍摄五六十天，而这次她用同样的时间拍摄了300分钟的剧集，“我没有把它当成常规剧集去做，而是把它当成电影在做”。

为了呈现电影的质感，在文学思维之外，滕丛丛还希望能用影像手段来支撑她的表达。原著中作者对新疆环境的描绘在行文中随处可见，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这方生活的重要一环。为了最大限度地呈现原著的这种特质，滕丛丛采风时围绕阿勒泰走了一圈，最终剧集的主要取景地定在了哈巴河县，县里的丰富地貌给了她拍摄的信心，湖泊、草原、戈壁、沙漠等一应俱全。“它的风景跟我们的主题很契合，在这样一个天大地大的地方，人是很渺小的，所以会敬畏自然，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琐事都真的不算什么了。”因此，剧中经常用到大而全的远景。“在这样的地方我还老拍近景的话，有点暴殄天物吧？”滕丛丛说。

摄影指导刘懿增常年从事电影拍摄，在明悉导演的需求后，最让他犯难的问题是，这部剧要考虑的不是简单地把景拍好看，而是如何用镜头捕捉李娟笔下感性抽象的意境，那也是他阅读原著时最被吸引的地方。早在看散文时，刘懿增就开始不停思考剧集的影像基调，最后他想明白了，“许多镜头运动时，一定是很缓慢柔和的、轻描淡写的感觉”。这意味着摄影机要始终保持稳定，而在天气变化莫测的草原、戈壁上，这为摄制组徒增了许多困难。

柔和的运镜是为了呈现人在自然环境中的放松与和谐。刘懿增向我举了一个例子，李娟书中经常写到自己在草原上就地而眠的情景，但这里的睡觉不是简单地躺倒，而是充满了人对周边环境的感知，包括感受到阳光的抚摸，闻到青草的气味，“她的语言其实很朴素，但朴素里有种味道，带给人强烈的沉浸感”。刘懿增将自己的理解融入了镜头语言之中，拍摄李文秀在草地上睡着的场景时，镜头非常缓慢地从近处摇至远处，人远远地淹没在开满黄色小花的草地上，周围的鸟声虫鸣尽收耳畔。

李娟笔下的人在自然面前通常显得很渺小，这也是摄制组到了新疆以后最大的感受。为了呈现这种渺小感，刘懿增在呈现人和环境的关系时，常常把人放置在画面的最下方，更多的空间留给景物。这样的构图手法被反复使用，在城市和草原中呈现出了一组对照关系：当李文秀在乌鲁木齐工作时，人行走在巨大的立交桥下，如同困在钢筋水泥的世界；当她到了草原，巨大的背景变得满眼翠绿、天高地阔，人的心境也随之变化。

与此同时，在刘懿增的理解中，李文秀作为一个作家，其实拥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中的世界，一个是写作中的世界。在现实面前，她可能会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但在后者主观的世界中，她又可以变得无限大，“一支笔、几张纸、一瓶墨水，就能构建起她的世界”。为了突出这种意象，刘懿增想到了一种超现实的表现手法，当李文秀终于在草原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写作方向后，镜头给了她端坐写作时一个透视的特写，提笔吸墨的一瞬间，墨水滴落在瓶中，泛起一团黑色的涟漪，“就像滔天巨浪一样”。刘懿增想用这样一个非写实的镜头，放大人物的内心世界。

剧情最后，在一场与外来人的争端中，巴太为了救人亲手射杀了自己最心爱的马，在哈萨克族的传统中，马拥有极其尊贵神圣的地位，巴太的痛苦既可视为失去至亲的痛苦，也可理解为草原文明遭遇现代化冲击的艰难适应。在刘懿增的镜头中，巴太坐在马背上拉弓射箭时，在夕阳的逆光下，形成一个半人半马的剪影，人和马仿佛融为一体，“在巴太身上，体现了人和动物特别真挚和简单的感情。这一切画面背后想呈现出来的，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一切都很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