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热闹商区的“敞开酒馆”，将学术分享作为一种社群产品

“要读能够让人理解和体会生活的书”

教师节当天晚上7点，我在线上等候一场读书会开始。几分钟后，Zoom会议室里人数达到了10人。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梁永佳坐在办公室里，旁边还有几个他的博士生，网络的另一端，是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阮勇斌、一位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一位音乐人，以及几位海外高校的在读博士生。讨论围绕一本刚在国内出版的新书《人类新史》进行，2021年其英文原著一经推出便获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被评价为融入了人类学、考古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反思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人类文明史叙事，提供了关于人类大历史的新论述。8月底，梁永佳刚在北京大学参与过一场关于这本书中文版的圆桌讨论，回到杭州后他发起了这场读书会，邀约大家研讨书中内容。

读书会没有准入条件，面向不同领域的人士开放。作为此次读书会的领读人，今年刚升入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博士一年级的朱佳亮准备了一份长达62页的PPT，并通过屏幕共享给所有人。PPT总结了书中后六章的内容概要，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举行过一次关于这本书的研读，讨论了书中前六章的内容。“农业并不意味着土地私有或领土权，或者不可避免地背离觅食社会的平等主义”“人类天生适宜小团体运作，不具备相应的心理能力应对大规模的群体生活”……Zoom会议室里，朱佳亮花了一个小时阐述书中的主要观点，其间群内对话框也活跃起来。

自由讨论环节，梁永佳鼓励大家积极发言。阮勇斌提出，书中内容让他想到了人类学家张光直的观点，“欧洲文明在世界文明中是个特殊的例外”，进而从欧洲的断裂文明一直讲到中国的延续文明。一位正在美国读博的女孩提出了她的疑惑：“书中涉及的原始社会案例是否能代表当时人类的主体？”梁永佳针对她的问题做出了解答：“对那个时代的研究，无法用统计学建立普遍的主体性，这种关于‘主体’的统计学思维，建立在个体主义价值观上，假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重视捕捉多样性，并用回归分析判定‘主体’。那种方法难以推测史前史，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只有零星的所谓‘个案’。”最后，梁永佳指出了一些学术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比如习惯用“平等”“等级”等概念为前提，他说：“术语本身就隐含了结论，想看到别的东西就必须改变术语。”“会识文断字才叫文明，是识字文明的偏见，人类有大量文明是没有文字的。”音乐人也加入了讨论，将话题拓展至音乐领域，“音乐或许是早于文字对文明的传承”。讨论的气氛越来越热烈，原本计划在8点半结束的读书会，一直持续至9点10分。

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教授梁永佳

这是一场内容足够严肃的学术讨论，却又以相当轻松自由的方式在进行。两天后，我来到梁永佳位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办公室，此前梁永佳组织的读书会都是在这里举行的。担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后，梁永佳的日常事务很多，不过仍会抽出许多时间组织读书会，“大概花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时间”。读书小组以共同读书的形式发起，每两周举行两到三次，书单和参与人员都高度开放，提倡互相分享与交流，线上和线下的形式自由结合。“我不知道这种氛围会持续多久，但我相信学习的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大，如今接触知识的方式已经非常开放，大学越来越失去了集中教育的功能，变成了一个授学位的地方，而那些非正式的变通和暂时的组合，可能才是真正起作用的。”梁永佳说。

朱佳亮正在读博一，还未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课业压力不算重，他说自己加入读书会“主要是为了开阔视野”。朱佳亮本科就读于浙江大学生科院的生态学专业，成长过程中却对生命的意义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惑，“想知道人为什么而活着”。他试图借助人文学科的知识来理解生命，大三期间，他开始系统地接触社会学，一年后通过保研顺利进入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学习。“那时候突然有一种认识，不能只看到自己一个人，要去了解社会背景在怎么样变化，要有更广阔的视野。”两年后，他通过硕博连读升入人类学专业，希望成为梁永佳的博士生。今年9月刚加入读书小组的朱佳亮，已经与大家共读了三本书：《礼物》《人类进化中的宗教》和《人类新史》，都是人类学领域的专业书籍。

朱佳亮记得，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礼物》是梁永佳讲解最细的一本书，其他的书他带大家一次读两三百页，《礼物》每次只读十来页，“逐字逐句地分析”。梁永佳对他们说：“就算对读文献没有兴趣，也一定要读这本书。”莫斯是现代人类学理论的重要奠基者，他以“礼物”为研究主题，探讨了一系列古式社会中的礼物交换制度，以及物权与契约等经济概念的源起及本质。梁永佳告诉同学们，这本书创造性地揭示出一种关于“交换”的社会事实。读研期间，朱佳亮也在梁永佳的课堂上读到过这本书，但远没有在读书会上讲得仔细。读完这本书后，朱佳亮觉得自己对人类学更感兴趣了，“（这门学科）让我认识这个世界的眼光变得非常宽广，能够接纳各种各样的全新的思想，也更能理解身边人的心理状态。”

带自己的博士生参与读书会，梁永佳有配合教学的考虑，同时又区别于学校课程的设置，“国外的一流大学都有一个完备的人类学系，规模也很大，但在中国的大学里，人类学是社会学系或民族学系下面的二级学科，课程里没办法上这么多人类学的课，或是读这么多作品。而另一方面，人类学现在有很多新的流动和变化，很多作品没办法及时纳入正式教学体系，所以非正式的学习空间特别重要。”在他看来，读书会是课堂的重要补充，“读书小组是探索性的，要读一些现在市面上重要的作品，或者是一个没有开发的课题；而课程不一样，课程要读基本的作品，读经典，要读你的研究领域。”每次阅读的书单都由梁永佳筛选，类型涉猎广泛，包括考古学、金融、医学和哲学等，他在其中融入了更多的个人志趣，他提醒大家：“一定要读有超越性的书”“要读作者花了很多精力写的书”，以及“能够让人理解和体会生活的书”。

为了营造多元化的交流氛围，梁永佳组织的读书会一直面向不同地域和不同教育背景的人，保持这种松散形式的另一个原因，也是为了破除学术圈“抱团”组圈子的可能性。在他发起成立的读书小组里，既有在海外留学的硕博生，也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年轻学者，还有非“双一流”高校的本科生，甚至从事不同行业的社会人士，分别来自广州、上海、伦敦、迪拜等不同地方，通过网络连线进行交流。梁永佳认为，大学的功能正在不断地分散到社会上去，“因为书很容易拿到了，不需要一个大学的物理空间来实现教育”。

酒吧里的学术话题分享，PPT和酒杯是标配

这些年，梁永佳一直在负责组织“全国大学生人类学夏令营”，每次夏令营结束后，都会剩下一些愿意再往前走的人，他们会一直跟梁永佳保持联系，许多来自非“双一流”高校的本科生，也会加入读书小组一起阅读，“他们很聪明，也很有韧性，跟我也没有行政关系，读书完全是出于兴趣，要单纯很多。要知道，现在的大学选拔制度，经常会淘汰掉人本真和纯真的部分。”广州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刘新怡在2023年报名参加了浙江大学的人类学夏令营，她对人类学的兴趣是被学者项飙开启的，那本《把自己作为方法》让她意识到，“学术研究对人本身的思考可以很真切，跟自己产生共鸣”。在夏令营里，刘新怡觉得自己不再被贴上“双非院校生”的标签，老师更专注于她提出的问题。连续参加了两届夏令营后，今年7月，刘新怡被邀请加入梁永佳的线上读书会，她记得梁老师当时在群里征求大家的意见说：“在学校的学习中，会不会觉得哪些课程是缺乏的？学习跟就业之间缺了什么？”这让她感到很意外，很开心老师跟学生之间能有更多交流。

刘新怡加入的读书讨论更多涉及一些与产业相关的研究，固定在每周一晚上7点开始，群里有海外高校的硕博生、大学青年教师，也有一些创业者和企业家。两个月里，梁永佳带着他们读了五本书，包括《清算》《末日松茸》《视界》《香港重庆大厦》和《毫无意义的工作》，这些书都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分析流行的商业现象。刘新怡最喜欢的环节是领读结束后的互相交流，群里成员来自各行各业，看待问题的视角足够丰富多元。刘新怡出生在农村，一路从农村的小学读到县里的初中、市里的高中，再到省会城市的大学，一路的成长经历让她意识到接触不同人群的重要性：“我知道这种视角的不断丰富和转换，能给我带来很大的收获。”

到浙江大学任教之前，梁永佳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工作。新加坡的学术研讨气氛令他记忆深刻，那是他真正体会到小型读书会妙处的起点。

2009年，他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亚洲研究院工作，那是一个跨学科的平台，由来自世界各地研究亚洲社会科学的学者组成，每个月，他的学术领导杜赞奇教授（Prasenjit Duara）会组织大家召开一次读书会，这样坚持了四年。有时候，梁永佳一个星期什么也不用做，只需要专注读一本书。读书会筛选的书往往都是近十年以内出版的，五年以内出版的居多。“我每读一本书，都想着一定要把它读好，读到谁都没有我读得好，但到了现场还是会发现是别人在教育我，当然我也可能会启发别人。这就是特点，每个人都从不同的学科研究领域读这本书，能看到你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所以说讨论是特别重要的。有时候关于一个问题，讨论后会形成非常重要的看法，甚至决定了你下一个要做的课题。”梁永佳说，这跟他在北京一些读书小组上看到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北京，学者更倾向于读经典作品，而不是当代作品，我总结他们是‘书不读二战以后的’，这非常重要，但不够。因为作为一个学者，你要知道你的同行在做什么、当代人在做什么，还要跟他们合作研讨。以后我会在读书会上连线作者，这样的研讨会更有效。”

对学术感兴趣的年轻人，工作后依然在寻找智识交流的乐趣

而相较于那时候的北京，如今他在杭州感受到的学术交流氛围又更加淡薄，“北京的大学多，清华东路是世界上大学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在杭州这方面是挺孤独的”。

浙江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副教授夏翠君同样感受到了这种孤独。像梁永佳一样，她也尝试面向自己的本科学生发起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夏翠君毕业于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一年前她曾作为访问学者回到母校，跟着梁永佳学习人类学，结束访学后，加入了梁永佳的读书小组。“他们经常啃那种很难的经典，注重人文社科的底蕴，有一个学习的内在脉络，更知道哪些书是重要的。这种培训在我们外国语学院比较少，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而在她任教的浙江科技大学，夏翠君同样比较少感受到这样共同学习的氛围，“大家都是各忙各的事情”。

夏翠君一直重视不同学科的交叉学习。她回想自己读本科时，老师和学生都只关注语言学习本身，而不在意探索文章背后的人文精神、社会背景，“那时候的学习是不成任何体系的，觉得把一篇文章搞懂就算学好了”。到了博士阶段，学习重心转移到了借助语言学习背后的社会文化，她感到自己的语言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学习过程中，我的注意力不再被生词吸引，这只是最肤浅的表面的语言现象，我是被它背后有趣的内容吸引了，讨论过程中词汇量自然积累了。”

一直以来，夏翠君都为自己学生的就业感到担忧，学生毕业后要想从事专业工作，常常只有语言学、文学和翻译几个选项。如今，在夏翠君任教的浙江科技大学，语言专业的发展开始出现整体人文转向的趋势，跨学科的学习在课堂上也越来越多。夏翠君有一门主讲课程是跨文化交际，很多学生被一些跨学科的书吸引，课后还主动来找她推荐书单，咨询升学或就业规划。视野打开以后，夏翠君给学生挑选的书不再只有英文书，“只要是好书，中文也很值得看，不是说英语专业的人只能读英语书”。课堂之外，为了满足有精读需要的同学，夏翠君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小组里人最多时也就只有10人，全凭自愿和兴趣加入。她为学生挑选的书往往横跨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各个领域，希望以此打开学生的视野。夏翠君很珍视这种课堂之外的自主研讨空间，“跟每个人都能发生关系，不会让人意识到背后的学科差异那么大”。

“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为了将小型读书会更长久地经营下去，梁永佳曾经考虑过专门找一个读书的空间，最终还是由于各种原因作罢。他告诉我：“很多地方都希望我们至少能给他们带去人气，这是不太容易的，杭州没有那么大的文化市场。”梁永佳很慎重，他的读书小组至今没有走出校园。

不过在杭州，在校园之外的街头，我发现已经有人将以学术主题为吸引的讲座作为一种社交方式，带入了与大众联结的场所。

中秋假期的第二天，也是台风“贝碧嘉”登陆浙江沿海的日子，我的手机收到“请减少外出”的短信提醒，杭州街头仅剩下少量的行人和车辆。距离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6公里远的“敞开酒馆”却照常活动，预告当晚8点这里举行一场学术主题分享，题目是“历史叙事与身份认同”，主讲人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的在读博士生Andy。分享开始前的半个小时，雨势减小，人群三三两两走进酒吧，Andy请酒吧工作人员为他准备好播放PPT的投影幕布。活动正式开始后，观众有十余人，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每个人都点了一杯酒，一边喝酒一边“听讲”。酒吧主理人本立告诉我，受天气和假期的影响，当天来酒吧的人不算多，“平时活动基本都坐满了”。在酒吧的另一角落里，有人在算塔罗牌，也有人在分享诗歌。

Andy当天的分享讲述了东北在主流话语中的形象变迁——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老大哥”到市场经济体制下“零余者”的身份转变，再到“东北文艺复兴”的文化叙事。内容分享以Andy在东北的实地走访为基础，持续了半个小时，之后就是大家的讨论，“身份认同”变成了主要话题，不停有人分享自己曾被贴过的“地域标签”，探讨身份被主流话语塑造的问题。伴随城市迁徙产生的身份困惑，如何确认自己是不是“新杭州人”的话题持续了很久。谈话中少见理论和概念的辨析，而是紧贴个人生活中的体会和认识，几乎人人都能有话可说，聊到我熟悉的有关城市的电影时，我也加入了大家的讨论。话题不断裂变，其间不断有人离开或加入，一直持续至后半夜。

杭州“纯真年代书吧”，这里经常举行文化活动，偶尔也有学术话题分享

本立和朋友勃克在今年5月开了这家酒吧，这里除了可以喝酒，还以社群共创的模式运营各种活动，参与者可以一起唱歌、看脱口秀、玩桌游以及体验冥想式按摩等。酒吧大厅没有任何隔断，不同的活动常常被放到一起举办，只通过桌上的立牌以示区隔，参与者则可以随意流动，即使只喝酒也不用担心被干扰。“这里更像一个广场，大家聚在这里，各做各的事情。”勃克说。三个月里他们已经举行了上百场活动，活动成为酒吧创建社群网络的基础。常常可见各种类型的话题分享，通常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比如：如何从事自由职业；浙商的家庭教育；做播客遇到的坑。其中也不乏一些与学术有关的话题，分享者大多是在校硕博生，本立也曾分享过一场，主题是：“如果你变得不幸，哲学能做什么？”他喜欢陈嘉映的《何为良好生活》，曾经在酒吧的活动中分享过四次，他说：“何为良好生活显然是个大哉问，交流并不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凭借这本书找找回答这个问题的方法。”

作为一个主营青年社群的空间，学术分享在敞开酒馆的活动中占比并不多。开辟学术分享的板块，更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本立的个人兴趣，他在研究生期间学的是政治哲学，一直希望能做到深入浅出地传播学术。“学术论文有它的表述规范，对外普及的时候那套表述方式是完全失效的，很多博士生拥有大量的知识，但这个知识跟社会没什么关系，经常让人觉得太不切实际了。我们在做学术分享时，虽然东西不那么严谨，但是希望能做成有趣的有价值的话题。”由于不想太突出学术的标签，本立还经常跟分享者商量，讲座中最好不要出现PPT、人名或书名，鼓励他们多讲案例、少讲理论，少谈点主义、多聊聊方法。

虽然都是非正式空间里的交流与对话，但我发现，正在酒吧里流行起来的学术分享与梁永佳的读书小组有着迥然不同的诉求。在酒吧，学术通常是作为打开话题的入口，从而寻求建立社交关系的可能性。翻看敞开酒馆过往的活动记录不难发现，艰深的学术话题在这里往往会变得简单易懂，与普通人关心的问题发生关联。在一场“哲学话聊派对”中，酒吧邀请了几位有哲学专业教育背景的分享者，讨论的框架从维特根斯坦、伦理学、经验科学出发，最终话题却轻轻落地，诸如：“什么是善？做一个好人除了得到好人卡有什么用？”“什么是死？如果没有死后世界，该如何面对死亡？”

我在敞开酒馆见到的王子綦，是一名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从业者，在英国留学时，他就听说了学术酒吧的兴起，听说杭州也有一家，他便赶来看看。王子綦喜欢哲学，每当遭遇人生困惑，都喜欢读读哲学。那时候，他在英国从事证券交易员的职业，拥有别人眼中高薪体面的工作，自己却并不开心，总是想：“别人眼中的好东西一定是我想要的吗？”哲学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的焦虑，“我的理解中，哲学就是为人的异议辩护，它只是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更多的可能性”。后来，他回到国内工作，闲暇之余总是去参加各种读书会，还在纯真年代书吧组织过《庄子》和《理想国》的共读，同时也在考虑创办一个哲学酒吧。他喜欢酒吧里去中心化的氛围，以及人与人之间较强的边界感，“不是所有人听一个人讲，聊天也不用涉及人的隐私”。

然而对有明确商业诉求的空间来说，一旦投入运营，谁也无法保证这种以学术为标签的模式能持续多久。敞开酒馆的另一位主理人勃克曾有十多年互联网工作经验，他告诉我，自己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做出成功的社群产品，“活动的风向是会变的，现在流行学术分享，以后可能会流行飞盘或者骑行，但大家的社交底层需求是不会变的”。

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相比，杭州高校不多，如何持续挖掘到有潜力的分享者，对酒吧来说并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本立刚来杭州不久，邀请的讲座分享者往往是自己的朋友，或是因酒吧其他活动留存下来的顾客，讲座的举办也常常很随性。他几次尝试过邀请一些浙江大学的朋友来分享，也曾遭遇过拒绝，对方表示“不喜欢在这种公开场合分享”。Andy是本立几年前在武汉工作时认识的老朋友，得知本立在杭州开了一家酒吧，他原本只打算过来看看，顺便答应了做一场分享。Andy的出发点跟学术交流无关，于是有意筛选了一个不需要太多知识背景的主题，“可能跟我的表达欲望有关，自己的观点能从别人那儿得到积极的反馈，对我来说是件有意义的事”。

三年前从复旦大学硕士毕业后，Andy没有选择继续读博，那时他觉得做学术是一道艰辛的窄门，最终选了一份安稳的体制内工作，干得却并不开心，“自我评价越来越低”。今年7月他辞去工作，回到母校读博。在武汉工作期间，出于兴趣，Andy也曾尝试过组织“半学术的小沙龙”，效果却并不理想。通常是他认真准备了PPT，做好了海报，口干舌燥地说了一个多小时，招募来的人却超不过15个。“其实就是小圈子的自娱自乐。”Andy说。不过三年下来，他依然坚持办了十余场，从电影《南汉山城》讲到葛兆光对明清易代之际朝鲜和东亚思想文化的研究，结合柳如是的故事讲顾诚的《南明史》，又从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引入近代通商口岸的相关研究。“这些都只是我的阅读兴趣，称不上严谨的学术，要跟大家分享，主题还是要有开放性和话题度。”Andy还经常参与并组织游学，去过敦煌、绍兴、宁波和陕北等不同地方，也是在游学期间，他多次走访东北，形成了“历史叙事与身份认同”的阶段性思考。

据Andy所知，大学校园里也存在很多小型工作坊和读书会，有的是开放性较强的通识教育，有的是相对封闭的专业研究，他参与更多的还是师门组会的学术讨论。至于校外的学术活动，对他来说还是为了获得一种社交生活。杭州活动结束后的第二天，Andy回到了上海，他在社交平台写下自己的感触：“分享后大家自发互动到午夜才散去，久违了这种讨论氛围。”他喜欢这种随性的交流方式，也因此结交了很多不同领域的朋友，“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认为表达个性的最好方式就是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