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两幅地图，分别是《驻军图》和《舆地图》 （湖南博物院 供图）

西汉绵延200余年，长沙国是西汉末年少数仍存在的诸侯国之一。人口稀少、土地贫瘠、忠心不二，都是长沙国得以存续的原因。历史学家葛剑雄指出，从汉初到汉末，长沙国的人口、疆界、政策是在不断变化的，是动态的，如果仅用马王堆墓主利苍家族的墓葬信息来管窥西汉长沙国的诸多问题，也是片面的，但马王堆的文物填补了汉初的很多重要信息空白，与文献相互佐证补充，提供了一个更丰富的历史图景。葛剑雄是中国第一位系统研究历史人口地理的学者，他的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翔实地梳理了西汉的人口变化、分布与迁移，在此之后，他又主编了《中国人口史》。葛剑雄的老师，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则是最早参与到马王堆研究的学者之一，在上世纪70年代研究和复原了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驻军图》和《舆地图》两幅古地图。他们的研究，从历史地理到人口地理，都包含对马王堆墓主时期的长沙国所做的梳理和分析，并用更宏观的视角去观看西汉历史变迁。

两幅地图的线描复原图（湖南博物院 供图）

今年3月，葛剑雄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在港中大（深圳）图书馆，葛剑雄接受了本刊的专访，来谈谈有关马王堆、长沙国、古地图、人口研究、西汉社会文化等问题。

谭其骧与马王堆古地图

三联生活周刊：请你先从个人的角度谈谈对马王堆的认识过程。在马王堆发现几年后，“文革”结束，你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书，当时很轰动的马王堆这些考古材料对你的历史研究是否提供过帮助？

葛剑雄：发现马王堆是在“文革”期间，那时我还是个中学教师，在上海古田中学教书。我们得知这件事时，这是一个政治化的事件，被看作“文革”的一个伟大成果。我们都很好奇2100多年前的东西竟还保存得这么好，规模还那么大，但对于它的历史价值还并不了解。

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是最早参与到马王堆研究的学者之一，因为是做历史地理研究的，他的关注点主要是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那两幅地图，可以说他是这两幅古地图最早、最权威的研究者，也是当时复原地图的重要参与者。

1978年，我考上了谭先生的研究生，跟他学历史地理。在这个过程中，谭先生给我们讲《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里的长沙国，这时我的同学周振鹤注意到一个问题，他指出，当时有学者用《汉志》中有关长沙国的记述来解读马王堆时期的长沙国和这两幅地图，这是不妥的。因为《汉志》记录的长沙国状况是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也就是西汉末年，而马王堆墓下葬时间是西汉文帝时期（根据出土木牍记载，3号墓下葬时间是公元前168年），早于元始二年170年。谭先生向我们强调，在西汉200余年的统治时间内，这些诸侯国、郡县的疆域是在不断变化的，不能简单地用《汉志》中的记录平移到西汉初年，也就是马王堆3号墓中两幅地图的年代。马王堆墓主生活的时期，长沙国疆域较大，向南接临南越国，而如果根据《汉志》记载，长沙国是不可能与南越国相接的。也就是说，从汉初到汉末，长沙国的疆域面积是在不断缩小的。后来，周振鹤就写了一篇文章来说明这个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这两幅地图出土时已非常残破，谭先生是如何将其复原的？

葛剑雄：当时谭先生的学生金冲及在国家文物局工作，他把地图资料交给谭先生，希望他帮忙。谭先生曾经讲述过，刚出土时，这两幅地图被折叠成多层的长方形放在漆奁中。但年代太久远，早已“融”作一团，稍微一碰就散成了“豆腐渣”。文物被送到故宫博物院进行修裱，需要非常精心的操作。故宫的文物修复专家把它们一层层揭开，裱敷在薄片上，每张薄片宽24厘米、长12厘米左右，一共32张，再把它们一一拍成照片，交到谭先生手里时就是这些残片的照片，照片其实是比原物缩小一半的。

这里有一个麻烦，因为丝绸很薄，多年在墓里粘在一起，上下层之间粘连很紧，笔迹也会相互渗染，墨色透到其他帛层，这样一来，有可能同一条表示河流的线会出现在好几片叠压的残片上，虽然有深浅之别，但差别很小，很难区分，这就对复原造成了很大阻碍。在这些困难之下，复原地图有一个先天的特点，就是它的线条是有走势的，山川、河流、道路的线条，多可以通过地形走势加以判断，续接起来。初步拼接出来后你会发现，这两幅汉代的地图，比有些清代的地图画得还要好。

历史学家葛剑雄（IC photo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根据这两幅地图，可以大致还原出当时怎样的地理面貌？

葛剑雄：复原后可以看出，这两幅地图，一幅是《驻军图》，另一幅是《舆地图》，更像现在的地形图。当时绘制地图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会用不同符号表示不同道路、不同乡和里，山脉的画法甚至接近现在的等高线法。我举一个小例子，《舆地图》中画有九嶷山，这是《水经·湘水注》中提及的山，在现在湖南永州境内，但在地图里并没有明确写明“九嶷山”，而是写了“帝舜”字样，旁边画了高耸的九个柱状物，那如何判断这是九嶷山？再回到《水经注》，写到九嶷山“南山有舜庙，前有石碑”，古人用了一种将著名建筑物绘制到地图上的方法。绘制地图时，通常河流比山更难画，因为山的范围比较大，而河流需要更精确的测算。

《舆地图》的出现，帮助我们推断出早期长沙国的南界究竟在哪里。史书里有过记载，说当初汉高祖在划定诸侯国属地的疆界时，故意把边界搞得犬牙交错，这个在马王堆的地图里找到了实物证据。

在划分地理界线的时候，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山川形便”，就是要顺应自然的条件，比如以江为界，划分南北，这样相对更好管理，各方面都方便；但是从当时的国家战略出发，更需要控制诸侯国边界的安定，要利用边界来制衡双方，刘邦就制定了“犬牙相入”的原则。在地图里，可以看到边界不是直接用分水岭、河流来划定，而是交错相插，把一部分土地伸到对方土地内，相互嵌套，这样就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封闭的边界，这个原则在以后中国历代都有所应用。在马王堆发掘之前，我们只是在史书文献上看到过汉高祖的这一原则，但这两幅地图提供了实例。

经过后来的测绘比对，可以看出2000多年前的这两幅地图，绘制水平和精准度都非常高，是真正实地考察后，又很准确地把地理坐标标在地图上的，这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

马王堆发掘之后，其他文物非常耀眼，但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两幅地图。这两幅地图其实很重要，不仅在中国测绘史上，乃至放在世界测绘史上，年代这么早且绘制精确的地图都是罕见。在国内，一直到1986年天水放马滩5号墓地图的出土，这个最早地图实物的记录才被打破。放马滩这个地图绘制在木片上，也很珍贵，保存的尺幅较小，绘制的手法与马王堆的相似，但在完整度上没法跟马王堆的相比。

长沙国后“渔阳”墓，时间早于马王堆汉墓，但在汉与唐经历过两次盗掘（张雷 摄）

“25000户”的长沙国意味着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博士论文是《西汉人口地理》，在当时历史人口地理研究还是空白，你为什么会把时间段聚焦在西汉？西汉作为一个中国历史人口研究的切片，有哪些特点？

葛剑雄：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西汉人口考》。做人口的历史考证，我也是从谭先生跟我们讲《汉书·地理志》中得到的启发。这里面的信息很丰富且详细，比如在有些县、有些郡下面就注明了有多少户、多少口，这些具体信息可以用来研究当时的户口，我就进一步想，能不能通过这些信息，来研究整个西汉的人口概况。

等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把这个题目扩大到《西汉人口地理》，硕士论文《西汉人口考》主要是研究人口的数量变化，到了“人口地理”，范围就更大，问题也更复杂，包括人口数量的变化、迁移、分布、构成等。这里就牵扯到一个问题，要研究这些历史，是没有现成数字记录的，只有《汉志》是最重要的文献，但也是汉末的阶段性人口数，西汉总共200余年，早期、中期的相关文献都很少，那就必须要找到文献中间接的记录来推算。

找些什么数字呢？比如我当时就想到“七国之乱”，发生在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下命令征兵，他说“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我62岁，亲自出征带兵），“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我小儿子14岁，也参军了），“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规定国内上限以他的年龄62岁、下限以他儿子的年龄14岁为界，男子都要被征兵，这样有“二十余万”。这里我还需要考虑几个因素：当时人的平均寿命不长，62岁几乎是上限；成年之前的死亡率高，14岁以下人口比例高；吴王刘濞在短期内征兵不会搞得很彻底，固有遗漏；在其后刘濞称吴国有精兵“五十万”，这个数字有所夸大，但“二十万”显然也非全部。因此估算当时吴国14岁以上的男子约30万人，占总人口四分之一，吴国总人口约120万。

这些史料中提供的细节，都可以成为人口研究的材料。西汉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很特殊，它是中国第一个长期稳定的封建帝国，社会和政治制度在秦朝的基础上固定下来，是做历史人口研究一个很好的样本。再加上《汉志》的记载，其中有关西汉末年人口数和分布的记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人口统计数，也比较精准。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到诸侯国来看，据记载，马王堆墓主时期的长沙国的人口有25000户，这时长沙国的人口和社会发展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如何理解汉代的户籍制度？

葛剑雄：具体到长沙国，25000户这个数字是贾谊在策论中提到的，这时是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贾谊做过3年长沙国太傅，他的数据应该是比较确切的。25000户，这个户数是很少的，按5人1户算，只有十多万人口。

问题是，这25000户覆盖多大的范围？它并不是《汉志》里的长沙国范围，而是更接近马王堆地图时期的长沙国。这个结论要参考周振鹤的研究，他考证出，早期长沙国西至《汉志》武陵郡界，北部与《汉志》长沙国界基本相同，东部包括豫章郡三县，也就是说，在汉末长沙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零陵郡、武陵郡、桂阳郡、豫章郡等地方。这些地方在西汉末年的人口数均在《汉志》中有所体现，合计得到124582户，是汉初的4.88倍。这样就可以算出，从文帝七年（前173年）到元始二年（公元2年），这175年中人口的平均增长率是9.2‰。

这里马王堆地图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一是确认汉初长沙国南界，二是在《驻军图》中有一些标注明确指向人口变化，比如“今毋人”“不反（返）”等字样，出现在具体的地理单位“里”上，也就意味着有些里的居民迁走了，没有返回；有些里已经无人居住。这说明在吕后时期，南越国与长沙国边境时有战乱，人口户数在减少，但这种战乱是发生在南界，至于整个长沙国，在秦末汉初的时候，是基本上没有发生大战乱的，因此当时会有人口的迁入，等这些避难流民离去，户口又会减少。可以看出，在西汉，人口数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时局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三联生活周刊：据记载马王堆墓主利苍家族食邑700户，又该如何看待这700户传达出的社会信息？

葛剑雄：利苍是轪侯，等级在王之下。700户当然不算多，而且封地都在比较穷的地方。700户的意思就是，这700户收上来的税都归你了。在西汉初年，诸侯国的封地越多，地方税收就越多，也就意味着朝廷的税收就越少，这些税收原本是要到中央朝廷的，但现在却交给各地了。而且封地的时候是700户，不意味着一直是700户，随着人口和家庭的变化，这个数字也会变化。

西汉户籍制度是效率比较高的，理论上讲每一户、每一个人都要登记，户籍都要纳入朝廷记录，因为我们根据《汉志》里面最后统计到的人数，每一郡有多少户、多少口，但是郡、县里面既有县，也有侯国，所以这些侯国的户口也是要统计到郡里面的。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西汉的户口登记比较完整？

葛剑雄：因为汉朝是有人头税的，户籍登记的目的就是收租税，否则花那么多精力去登记户口干什么？有些朝代妇女不承担服役或纳税，调查的时候妇女就忽略了，汉朝除了交地租以外，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要交人头税。而且这个人头税是从7岁开始就要交，7岁开始交，往往会漏统计一些小孩子，但是小孩年龄是在增加的，所以后来为了保证7岁以后都能收到税，通常在小孩出生以后就要登记。汉武帝曾经一度把人头税提高到3岁就开始交，导致当时大量死婴、弃婴出现，因为农民要养活个孩子比较容易，但你要叫他交钱，负担就重了。

这样就决定了那个时候户口的登记是比较全面的。我们以前对封建制度不明白，都是认为封建社会腐败，户口弄不清楚，并不是这样的，如果弄不清楚，一定是当时不需要弄清楚。比如明朝的时候有些地方女的户口很少，为什么？因为女人不交税。调查那么清楚干什么？做这些调查都是需要行政成本的，如果跟赋税无关，为什么要花这些成本？相反，明朝江西有些地方要交盐税，盐税女人也要交的，这些地方女人的户口就比较全。

所以古代调查有多少人、多少口，主要是为了解决赋税，也解决服兵役制度。汉朝又交地税又交人头税，而且又有兵役又有劳役，再加上行政效率比较高，所以户籍登记比较完整，较接近实际人口数，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研究西汉人口的原因。

象鼻嘴1号墓是湖南汉墓中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座，为西汉文景时期第五代长沙王吴著之墓（张雷 摄）

“墓葬内是当时物质的最高水平，不能当成普遍水平”

三联生活周刊：在西汉时期，长沙国成为唯一一个延续至最后的诸侯国，其人口又较少，是否也有有意控制的因素？当时对异姓诸侯与同姓诸侯在人口政策上是否有异同？

葛剑雄：刘邦统一之后，不得不封一些异姓王，也是不得已，他当然不希望封，但是短暂的秦朝灭亡之后，这六国的贵族趁机恢复了他们自己的政权，这也激发出这些草根出身的将领们想要当诸侯王的欲望。很典型的就是韩信，本是穷人出身，但当他灭了齐国、占了齐国这个地方以后，他就想当齐王了。刘邦本身是不愿意的，但是他没有办法，韩信拥兵自重，不听他调遣，《史记》记载得很生动，当时韩信手下的谋士怂恿他，应该趁机自己独立，跟刘邦争天下，否则将来会受他害。于是韩信派了使者去见刘邦，刘邦当时正是跟项羽对峙，兵穷欲尽的时候，韩信就提出齐国难治理，要封王，几番博弈后，刘邦不得已给韩信封王，随后黥布、彭越这些人，凡是拥兵一方的都封了王。

但是当刘邦战胜了项羽后，就要收拾这些异姓诸侯王了，很快就找借口把他们全灭了，只留下了长沙国的吴芮和其他少数几个异姓王。一方面是因为吴芮态度非常好，根本不想造反，另一方面当时长沙国的地理环境并不好，用贾谊的话说是“江南卑湿，丈夫早夭”，长江以南地势低洼，气候潮湿炎热，男人都寿命短，是个荒蛮之地。命运捉弄人，贾谊自己从长沙国回到长安后没多久，也很年轻就去世了。长沙国这么大的土地，才25000户，十来万人口，对中央政权不构成任何威胁。再者，刘邦也要留下来个样本，表示他是容得下异姓王的：你看你们都造反，人家不造反，恭恭敬敬，就会保留下来。

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从汉初到汉末，长沙国的面积在不断缩小，而且后期也从封异姓王改成了同姓王，这也是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当时分封土地还有一个原则——按方言分。比如后来把齐国封给儿子刘肥，就将齐方言的人口都封给他。方言是很重要的，便于管理。

说到西汉的推恩令，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项政策，汉武帝时期推出的。什么是推恩令？就是以前诸侯王的封地只传给嫡长子继承，现在皇帝施恩，认为不应该只有大儿子独享，其他子嗣也应该分享，王可以从自己的封地中划分出侯国分封给其他儿子，但这些侯国要改隶于相邻的郡，不再归王国所有。这样，“推恩”的面越广，分封的侯国越多，王国的辖境越小。比如有的王国原来辖有20多个县，到了西汉末年只剩下几个。

三联生活周刊：从马王堆的出土来看，当时已经有一些成规模的远距离贸易交往，比如不少漆器都有“成市草”“成市饱”的字样，说明这些器物很可能是在成都制造又售卖到长沙国的。根据你的研究，西汉初年的商业贸易是一个怎样的面貌？背后与人口迁徙有着怎样的关系？

葛剑雄：首先，“成市”是否就是成都，可能还需要再考证。如果是成都，也未必能证明当时商品交易的发达。成都手工业发达、人口多，比较确切的记录要到西汉后期，可以肯定的是，西汉初年在长沙国这样的地方，商业贸易是不怎么发达的。

西汉当时是自然经济，大规模流通的商品一定是必需品，汉武帝的时候抓全国统供统销的就是两样东西——盐、铁。盐因为不是所有地方都能生产，又是生活必需品，所以它必须官营，当时在各地设置盐官。但怎么设盐官、设在哪里，也很有讲究，比如沿海地方是海盐，内地很多地方不要海盐，比如山西运城有盐池盐，西南山区用岩盐，巴人用巴盐，蜀地用井盐，都是当时重要的产盐地，以这些地方为中心，形成盐的流通网络。还有铁器，由于当时交通运输条件比较差，所以铁器一般也就是就近流通。

这些是生活必需品，那么再看奢侈品。奢侈品一般都是供应朝廷、贵族的，比如齐国有专门生产纺织品的，专供朝廷，设有“服官”。这是西汉后期的情况，西汉初年很多机构还没有那么发达。长沙国人口稀少，主要是生活必需品的流通。至于奢侈品，也不是有钱就能购得，与身份等级密切相关，很多也是来自朝廷赏赐，而非贸易所得。至于日用工具、农具、铁器、盐、粮食这些交易，主要对象也是城市里的人，分散在各地的农民很少有机会参与这些交易。墓葬中出土大量丝织品、漆器这些奢侈品，并不能代表当时普遍的生活水准和生产水平，往往墓主会把最好的东西带进墓葬，甚至可能是平时舍不得用的、家族世代流传的东西，总之它们代表的是最高水平，而不是普遍水平。

三联生活周刊：秦汉统一以来，汉制继承秦制，但在思想、艺术、风俗等方面又深受楚文化影响。比如在马王堆墓葬艺术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楚地升仙思想、绘画风格的延续；汉初倡导楚地的道家学说，采用黄老之道刚柔并施的治国方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推进文景之治；楚地的仙神后来多成为汉文化中的神话人物，如楚地的“太一”神成为汉的至高神，也有学者认为楚地的伏羲、女娲、神农这些神话人物，成为汉人共同的祖先神，一直延续至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文化上的延续？楚文化是如何影响汉文化形成的？

葛剑雄：先说神话人物，这些未必只来自楚文化。我们今天很难理解古代人的迁移，其实在先秦时代，人类迁移的范围是很大的，但是这个过程是很缓慢的，我们今天看来很快，其实当初是非常缓慢的。为什么要迁移呢？因为自己的生产力差，抵御自然灾害、抵御人为侵略的能力都很差，所以往往主要的手段就是迁移。迁移的过程中间，把自己的习俗、文化、生活方式以及自己的崇拜都带走了，有一部分适合迁移地的地理环境，保存了下来，有的不适合就改变了，有的是兼收并蓄跟当地相结合，这些崇拜、信仰就在不断的改变与不变中发展。

但是为什么楚地文化的特色这么鲜明呢？楚地的地理环境是多样的，有平原、湖泊、沼泽、丘陵、森林，有些地方还有高山峡谷，在这样一个多样的地理环境中，人为了适应它，就会产生多样的文化。当时楚国的气温比现在高，造成植物、动物的多样性，地理景观很丰富，比北方地区复杂得多，华北平原比较单一，这样在楚地人们就容易产生丰富的想象。这在《楚辞》里体现得很明显，里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香草，比《诗经》里更加丰富；楚人崇拜的神灵也多，有山鬼、女神、湘夫人，等等，平原地区则是崇拜神相对单一。这种复杂的地理环境多样性，给予人们丰富的想象和文化创造力，也造就楚文化中有很多巫与鬼的元素。马王堆的东西，尤其是那些图案、云气纹，都与这种楚地文化一脉相承，反映了一种地方性的崇拜文化。西汉的墓葬最重要的就是体现事死如生，楚国当时是多神崇拜，也就希望人在死后能够得到多神的庇护，这也会体现在墓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