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人人都会“定语从句”

“唉，实在太累了，完全上不动了。”

在结束了六节本科生的课之后，我瘫坐在办公室，和同事感叹道。

和我一起工作了十年的同事突然说道：“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现在上完课回来说的最多的就是：‘唉，累死了’，你刚工作那会儿，可不是这样的。那会儿你上了连上九节课回来，还能滔滔不绝聊天呢。”

对话进行到这里，理应按照习惯性的中年人自嘲的逻辑进行下去，自嘲40岁中年人身体机能下降，甚至会联系到非升即走的高校环境下的重重压力。单单一个“累”字，可以很自然地无限延伸。然而，另一个同事默默说了一句：“你没觉得，现在单单是说话本身，就已经比过去累多了。”

仔细想想，我无比赞同。说话本身为什么会比以前更累呢？难道是现代人天然“气短一截”吗？显然不是，这是因为今天的我们，需要为我们说出去的话，付出越来越多的解释成本。我们经常需要把一句简单的话，变成一个“定语从句”，才能安全完整表意。由于职业的缘故，我经常会涉及到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一话题，我会很自然从传统社会的伦理纲常讲起，自然也就会涉及到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会涉及到“三纲五常三纲六纪”。

不过，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谈论这些内容的时候，总免不了要加上这样一两句限定性话语：“我说的这个中国传统社会的纲常伦理，这些是真实存在过的事实，并不是说我讲这些，就完全赞同这套伦理纲常背后的等级制度，我只是讲了个事实判断”。因为如果不加这句限定词。很容易引起“听者”的误会：21世纪都过了五分之一了，大清早亡了，怎么还惦记着三纲五常呢！？

不过，如果我们以为这种现象只是教师这个职业的“专属待遇”的话，我们也错了，因为在今天的技术境况之下，说话的解释成本太高，需要加上很多限定词，并不是教师、媒体人的“职业专属困境”，而是每个人的普遍命运。在一次与各行各业的好友们聊天的过程中，大家对“限定词”这个话题产生了极强的共鸣，并提供了数不清的限定词：

“你别多想”

“我只是就事论事”

“我不是针对你哈”

“退一万步讲”

“超出专业领域的我不懂”

“这只是我的想法”

“我没有冒犯谁的意思”

“我可能说得不全面”……

一个人走向成熟理性的标志，恐怕就是学会了为自己说的话加上无数“限定词”。当一种表达方式成为大多数人的日常，它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的集体默认值，某种意义上（是的，这五个字也是不知道有什么用但又习惯性加上的限定词），它也成为了一个人是否理性、是否有边界感、是否彬彬有礼的标识。

不过，这同时意味着，说话本身变得很累，表达一个意思需要非常谨慎，防止无意中冒犯那些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他者”。人是一种本能性的动物，既然如此之累，那不如“话不投机半句多”，索性“言必称社恐”。但是， “社会性”是人的本能。人需要与他者沟通交往、建立连接；大家渴望畅快聊天、情感共鸣乃至感受普通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如果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说话”变成了一个高风险、高成本，有可能会在无意中冒犯他人进而伤及自己的事情，那么个体也就只能活在相对安全的虚拟世界中，或者干脆走向无人相识的“树洞”，在陌生人的世界中安全地直抒胸臆，获得些快速短促的共鸣与成本低廉的慰藉。

难道，这就是现代人的宿命吗？ 

“文明”：停在行为表面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大器晚成的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成名作是《文明的进程》。这本书讨论了一个看上去有点“无聊”的问题，即人类是如何从过去的茹毛饮血、庸俗粗鲁转变成彬彬有礼、自我节制的呢？这个问题似乎很好回答，因为我们可以用“进步”“理性”“文明”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语词来解释，这固然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硕果。

这首先意味着人是一种高级动物。人具有理性，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来压抑自身的本能。正是由此，经历了启蒙的现代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理解方式，即一个人的行为（包括语言），反映着一个人内心的文明程度与道德水准。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层面的解释显然没有说服埃利亚斯，他要追问的恰恰是，文明何来？

他的解释并不复杂：人类的生产技术不断革新，生产效率不断提升，这意味着可以用来交易的物品越来越多，这是商品化的过程，也是自然经济解组的过程。这一过程还伴随着远洋航运技术的飞速发展，这又使得人们的贸易范围空前扩展。上述这些“社会”层面的变化，使得走出自然经济状态的人们开始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人们开始需要和与自己不相熟悉的人打交道，建立起各种各样全新的关系，而在所有的“新关系”中，职业关系、契约关系又是最为重要的。

于是，现代人终于开始进入社会分工愈加细密的庞大系统中。大家尽管彼此并不相识，大概率更不相知，但是却由于分工、协作、交易等各种关系联结起来。职业分工之所以对现代社会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就来自于人类通过专业化的分工、竞争与协作，既提升了某一职业的生产效率（熟能生巧、巧能生精），也提升了社会的整体效率。同时，这还意味着身处于社会系统中的每个人都需要压抑自己的本能来达成协作。

比如，讨厌某（个）种人是司空见惯的人之常情，但你不能因为讨厌自己的同事，就不和他形成职业协作。所以，职场上才会有这样的话术：既告诉你“不要和同事做朋友”，也告诉你“你们可以不是朋友，但你们应该是战友”。这意味着分工复杂的“社会”，开始提出了对人的全新要求，要压抑本能好恶，要学会彬彬有礼，要学会尊重别人，才能形成协作——哪怕这种尊重只是停在表面上的尊重。于是乎，论迹不论心成为了每个个体的生活境遇。因此，埃利亚斯才会说，所谓“文明”，其本质是人们将“尊重”和“礼貌”内化到自己心里，并形成一种自我强化机制的过程。

现代人身处职业分化程度极高的庞大系统，每个人都被定位在某一专门领域之中，而专门领域也都有着自己的门槛和行业“黑”（术）“话”（语）。因此，不同的职业往往会形成以“限定词”为核心的“套话”，它们不只是我们的文明标签，更是自我防卫的护盾，似乎可以帮我们掩盖自己的“无知”，也可以替我们粉饰自己的“傲慢”。

“二三”：生命中的重要他者

日常生活中的限定词越来越多，与现代人的境遇有着莫大关系。尼采说上帝死了，韦伯谈诸神之争，都是在说现代人的普遍境况——人的意义、观念、价值变得复杂、充沛而多元。因此，我们必须至少从语言和行为上，表达出对“不同”的尊重，我们担心无意中冒犯别人，也势必担心无意中暴露自己的“粗鲁”。

更为“致命”的是，现代人有着高度自信的自我意志，同时还占据着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方式，信息的传播飞速而爆炸。于是，所谓的“人”，就变成了活在无限的信息流中的节点，快速阅读，快速传播，快速反应，却极少思考。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听到一个事件，往往陷入“去情境化”的阅读理解状态，我们获得的，只是去情境化的信息散点，我们被捕捉的，反而是朴素情绪的最大公约数。当我们经历越来越多的“反转”后，也终于开始学会审慎，不敢轻易表达。而日常交往中的那些“限定词”，也终于成为了附着在语言上的安全阀，从这个角度而言，限定词是必需品。

现代人的境况，从客观而言，绝不孤单，因为我们有太多手段可以与所谓的世界相连，但现代人的境况，从主观而言，绝对孤独。我们有太多对自我、对他人的顾虑。我们担心自己的无心之语，冒犯到自己身边的家人、同事甚至朋友；我们担心自己的直抒胸臆，暴露自己“粗鲁”“幼稚”或者“错误”的认知；我们还会担心，某一句可能连自己都想不起来的话，没头没脑地被互相凝视的网络捕捉下来，成为众矢之的。我们时常容易混淆事实与价值，可能你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听者却替你“上了价值”，我们又经常不顾单数与复数，有时候明明只是在说一个人，听者却把对一个人的讨论变成对一个群体的评判。

于是，限定词作为护身符开始出现，而匿名化的平台（比如树洞）则成为现代人的避难所。我们担心“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于是，交谈变得索然，理解变得奢侈，甚至连所谓的误会，都变得不再美丽，因为它很容易变成没有具体内容的谩骂和情绪对垒。

我们经常说，有话好好说。其实，有话好好说还需要一个孪生兄弟（或者姐妹），是“有话好好听”。我们总是感慨，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其实并不尽然。现代人的生活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被切分成一个又一个“一瞬”，我们根本来不及倾听那些悲欢，就忙着奔赴下一个一瞬。日常交往中那些越来越多的限定词，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几个字也是限定词），是社会的必需品，因为没有它们，我们太容易被人误解，但它也一定意味着情谊的日渐稀薄。我们可能已经忘了，自己有多久，没有沉浸在“毫无负担、毫无顾忌地和朋友谈天说地而不用担心被误解”的状态中了。

我总觉得，真正的朋友，是说话不需要太多限定词的人，因为你和TA（们）之间，有着充分的信任、理解与包容。“降本增效”是流行词，其实也许我们该试试，在日常生活中降低沟通成本，而不是直接取消真实的、面对面的沟通。

中国人总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这句话好悲凉。可我总觉得，那“二三”在今天，在未来，弥足珍贵，而且非常温暖。因为那“二三”，是我们不需要过多限定就可沟通的重要他者。

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自己的“二三”。

给这些文字取好标题后，英文不好的我突然很担心自己对“定语从句”有什么误解。但就这样吧，管它什么意思呢，我想，总有人懂这是什么意思。以上这些充满着限定词的文字，也会遇到属于它的“二三”。

# 聊一聊你行业里的“限定词” #

关于「一块广告牌」

受大浦当代艺术馆邀请，艺术家刘耀华于2023年8月12日在中国西部的无人区竖立起一块空白广告牌。当夜晚降临，这块广告牌会通过其一体化的太阳能装置供电，在漆黑的无人区亮起来。在为期一年的展示中，刘耀华联合广告社区平台HOK、小马宋营销咨询、三联生活实验室共同发起一场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实验，过程中形成的摄影、录像、文本等内容将会在项目结束后举办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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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孟庆延

设计排版丨赵姝萌

图片来源丨孟庆延、刘耀华、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