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城玉皇庙的二十八星宿彩塑，被认为是元代道教造像的艺术巅峰

仍在被不断“发现”的古寺

在晋城博物馆，我见到了那块昙始造像碑座。石刻的碑座不大，长宽都不到0.5米，碑座正面有一佛和两菩萨，三个人像的头部都已经被破坏不见了。中间是一个小小的赑屃，驮着块石碑。

石碑上书：“大齐乾明元年岁在庚辰/二月癸未朔八日庚寅/藏阴山寺比丘昙始/共道俗五十人等敬造龙/华像一躯今得成就上/为皇帝陛师僧父母法/界众生同入萨婆若海。”

博物馆的游客即便不了解历史，也会被碑座环绕的线刻人物图案吸引：一群僧人在树下听禅，飞天的衣袖正悬浮在半空。农户打着赤膊在田中耕作，商人款款而来，身下的骆驼四蹄硕大，另一侧还有人骑马、骑象，大象长长的鼻子一路垂到地面上。

这些文字和图案，此前掩埋了1000多年，无人辨识。晋城博物馆老馆长张广善写过回忆录，在1991年时，这块碑座还灰头土脸地躺在青莲寺一处废墟中；在1996年，青莲寺迎来一轮复原整修，这座碑座终于被清理出来。很长一段时间，它被收藏在晋城博物馆，跟其他的碑座、柱础并列，摆在展厅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青莲寺本身当然是重要的，它是来晋东南寻访古建筑时必到之地。古寺在晋城城区东南17公里外，就建在硖石的山腰上，分为青莲上寺和青莲下寺，其中下寺历史更悠久，也被称为古青莲寺，创建于北齐天保年间（550～559）。

青莲下寺，也被称为古青莲寺，创建于北齐天保年间（公元550～559年）

7月盛夏，我按照地图导航来到青莲寺，一下车，面前没有想象中巨大的山门，没有售票处，没有导游，也没有如织的游人。远处一个卖冷饮的老者，在凉棚下打盹。烈日下，夏蝉们正发出巨大的蝉鸣声。

我发现自己正站在半山腰上，几百米外是安静流淌的丹河，面前只有一长串向上的台阶，我顺着台阶一路走进青莲下寺，下寺因为紧邻丹河，规模堪称袖珍。走进狭小的内院，迎面看到正殿巨大的屋檐轻巧地翘起，就像传说中那样，“如鸟斯革，如翚斯飞”。

青莲寺发掘出的《北齐乾明元年昙始造像石》

来晋城访古，往往都把青莲寺作为第一站，也把古青莲寺的这座正殿，作为对晋东南古建筑和佛造像寻访的第一个景点。初来的游客，很难预想这座小小的正殿里会出现什么，直到几步迈到门口，迎面是6座硕大的佛像，把室内空间填得满满当当。最高的弥勒佛佛像，足有约4米高，佛眼低垂，面容丰满，身上每一道线条都流畅自然。

这组高大的佛像是珍贵的唐代彩塑，距离游客不到一米远，形成了一种巨大且带有浓厚宗教性的震慑，人只能昂首，敬畏地分辨每一个线条的细节，看完一遍，再看一遍。

青莲下寺正殿的唐代彩塑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告诉我，对于考古学者，青莲寺值得重视的点有很多：一是青莲寺的唐宋造像。全国现存的唐代寺观塑像仅有三处，青莲寺的彩塑就是其中一处；二是青莲上寺的藏经阁中，在宋朝曾经存放过朝廷颁赐的全套大藏经，即宋初第一次由官方雕版印刷的《开宝藏》，并一直保存到民国年间；第三是寺庙的布局。青莲寺历经多次毁损、重建，虽然在石刻和碑文上有记录，但真实的佛殿历史布局，至今未能真正搞清楚。

更重要的是，杭侃说，在唐宋时，远在太行深山里的青莲寺大概率是不如都城中大寺那么精致重要，但经历了几千年的社会变化后。靠近政治中心的寺院很多消失了，深山里的青莲寺依然存在。寺内留下的彩塑、佛经、石刻碑座，都是罕见的遗存文物。“这些不同的材料，给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甚至是唯一的资料。”

比如那个小小的昙始造像碑座，也是考古界看重的资料之一。它被搬到博物馆几年后，一位博物馆馆员给它写了一篇推介小文章，引起了佛教考古文物界的注意，再次经过几轮考据后，这块1400多年前的石刻突然身价倍增了。

新的考证是，碑座三面雕刻的图案是《大方等陀罗尼经》中十二梦王的故事，这是佛教中密教的一部经典。而正面石碑的刻字，翻译过来是：北齐乾明元年（560），昙始法师协同50位信众，一起造了这通石碑，名为“龙华造像碑”，用来为皇帝、父母、老师、百姓等祈福。

这块碑座如今被命名为《北齐乾明元年昙始造像石》，它在博物馆三层，有一个单独的展位，保护在量身定做的玻璃罩中，旁边还有一块金光闪闪的铭牌，注明这是晋城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座碑座，是青莲寺在560年的旧物，本身就足够珍贵，并确认了著名高僧昙始曾做藏阴寺的住持；而且证明这座藏在山西晋城泽州山腰上的寺院，在密宗佛教的传播路径上，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深山藏古寺”，崎岖的山路对青莲寺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优势。不过到了2024年，我没想到青莲寺的交通依然是个问题。傍晚5点，博物馆关门，我和两位外地游客站在马路上，尴尬地发现这里完全叫不到回城的出租车，最近一趟公共汽车，要等到晚上6点钟。

我们最终花了两倍的价格，约到了一台附近农家乐的出租车。司机是附近村民，他告诉我们，眼前的隧道是80年代末才打通的，青莲寺在晋城本地人心中一直地位极高，80年代重新开放，一时间整个晋城的人都蜂拥过来朝拜。大家坐大卡车的车斗、骑自行车上山，最终只能抵达半山腰的一个小村子。人们下了车，要再徒步翻越山头，才能到达青莲寺。

今日作为历史博物馆的青莲寺，居然曾经这么接地气。后几天我很快发现，本地的名寺古刹，与民众的关系其实远远比我想象中更紧密、更生动。

生动的石碑日记本

几天后，泽州一中的老师张建军成了我们的导游。张老师今年49岁，是一名地理老师，业余时间研究古建筑已经有20年。他脾气很好，说话前总是先笑起来，在每个泽州古建筑前张口就能报出准确的年代和尺寸数字。

带着我们在古建筑中穿行，张建军总是突然弯下腰来，去找墙基上有没有题记。我好奇：“这些建筑都已经评成‘国保’‘省保’文物了，还能有什么新发现吗？”张建军笑笑没说话。

在一处古建筑前，我们读起介绍展板上写的传说，张建军又笑了：“这里面好多都不准确。”

府城玉皇庙屋顶的孔雀蓝釉琉璃

跟在中国其他地方参观景区不一样，在晋城当地，类似昙始造像碑座这样的“新”发现，一直在出现。甚至在2021年，张建军就刚刚发现了一个超过800岁的古庙，叫圆融寺。他第一次翻墙进院时，这座寺庙已经荒废已久，墙壁倒塌，院内长满荒草，但门殿的梁架斗拱，张建军一眼就看出来是金代风格。北京大学古建专家随后确认了张建军的猜测，这座古寺始建于北宋中后期，金代中后期大规模改建。

“晋城有6000多处文物点。”张建军说，现在没人敢说自己都走全了，而本地的学术研究力量完全不够支撑。反过来，这里也变成了学术界的富矿，源源不断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学者涌向山西这座小城，每年都会产出一大批硕士、博士论文。

在府城玉皇庙，张建军带我们去看二十八星宿彩塑，这组群像是元代道教造像的艺术巅峰，这确实是举世公认的。

这是28个真人大小的神像，每一个塑像代表天上的一个星座。这种天文学的赤道星座记录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渐渐被道教演化，开始具象化，到了唐代，又被五行学家袁天罡发展，把赤道星座、动物和金木水火土日月相结合，创造出“虚日鼠”“房日兔”“翼火蛇”“轸水蚓”“亢金龙”等28个神话人物形象。

府城玉皇庙内的玉皇大帝彩塑

府城玉皇庙的彩塑最重要的是，艺术家把这28个人名，第一次完全变成了泥塑的实体，中间还有几位是女性形象，比如“亢金龙”就是位女神，怒目圆睁，头发像团火焰，直冲屋顶，一条龙张开爪子，盘踞在她的裙边；“虚日鼠”则是个长发披肩的温柔女性，右手上托着一只翘着尾巴的小老鼠，整个塑像端庄娴雅。

这跟常见的威严塑像完全不一样，二十八星宿每人都有活泼的性格，有愁、有怒、有喜，身边的动物也异常灵动。张建军让我们注意看，角落里，小鹿被挤到墙角，回头巴巴地看着主人，还有一只小猪直接塑在了房梁上。很难想象，这些塑像来自元代，他们与当代人的神情都高度相似，原来中国的神仙还曾经这么生动过。

府城玉皇庙二十八星宿之“轸水蚓”

玉皇庙“生动”的塑像还有很多，这里有289尊彩塑，宋金元明清历代都有，汇聚了各路神仙。除了玉皇大帝、帝王成汤、东岳大帝等道教重要神仙，还有地藏菩萨、六瘟神、药王、雨师、蚕神、四圣、十二元辰真君等各种派系的神仙。

院中还有一个晚近的神殿，是老君殿。老君在古代，是保佑铁匠、炉匠、磨刀匠、煤窑匠等——这尊神像能加进玉皇庙的行政序列里，正因为晋城本地是煤铁之乡，认老君为行业祖师爷。

我的注意力，很快被玉皇庙内大大小小的碑刻吸引走了。我发现，院子里最古老的一块石碑来自1076年，是北宋熙宁九年的“玉皇行宫之记”。再走几步，墙角有块小石碑，是道光十八年（1838）的一块禁赌碑，讲述官员“将聚赌之人，锁链示众”，以震慑本地的赌博风气。

府城玉皇庙里道光十八年的禁赌碑

继续看，旁边又是一块上世纪80年代的玉皇庙重修碑记，吸引人的是捐款者的名字：西关建材厂、西关砖厂、高都泊村煤矿、振兴水泥厂、西关机管厂、联营煤矿、红星五旅社、后河面粉厂、北石店炼铁厂，等等。另一块1992年的石碑上，第一句话就是“晋城市郊区北义城乡朝阳煤矿者在煤炭运销中是重合同守信用的先进企业也”，后面列举了厂长、副厂长、技术员、会计员等干部的名字，他们在1992年春天参观玉皇庙，被二十八星宿塑像的精美所震撼，结果又发现这里“殿宇岁久失修/屋瓦飘摇/透雨露雪”，矿长看得很着急，最后捐了一万元，帮助修缮。

晋城地下有丰富的原煤储备，张建军说，八九十年代时很多村里自己就开了小煤窑，各种民营、集体的商业也非常发达，很多小煤老板都一夜暴富。在那时，晋城的文物保护还很落后，政府拨款很少，庙里要修缮，就去这些矿上找赞助。至今在晋城许多玉皇庙、关帝庙里，都能见到当年煤矿、铁矿捐献的匾额——挖矿也在乎生产安全，他们也有祈求神仙保佑的需求。如今这些小型煤矿、铁矿，要么被大型国营企业收购，要么已经关停了，暴富的神话终结，晋城本地大大小小的矿难事故也终于结束了。

府城玉皇庙像一个石碑的日记本，留下了近千年来，各种本地生活生动的记载。最新的一块碑，叫“晋城科举碑记”，列举了本地古代曾考出了400多位进士，文运昌盛，人杰地灵，至今高考成绩也在省内名列前茅，“为彰显前贤/鼓励后学/特立此碑”。落款的时间是2022年。

多元的乡村信仰

开车走在县道上，常常路过一个村子，张建军就随口问我们：这里有个玉皇庙，你们要看看吗？这个村有个清代的砖雕，你们有兴趣吗？有一天从村子出来，已经是傍晚，暑气蒸腾，汽车行驶在村外的公路上，张建军随手指向一块大石头，“那里有个小佛像，你们看到了吗？”

一个急刹车，我们下车凑过去看，是路边一块岩石上，有个巴掌大的小佛龛，清清楚楚地坐着一尊小佛像。张建军说，这是前几个月村里的文保员刚刚告诉他的，还没有任何人做过研究，他猜测是北魏时期的摩崖石刻。

张建军刚刚发现的，马路边的一处北魏摩崖石刻

为什么晋城有这么多宋金元的早期古代建筑？这些都是谁整理出来的？张建军让我们去找一位老师，叫裴池善。2007年至2011年，中国开展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裴池善是晋城市遗址专题调查队队长，我们现在看到的“国保”“省保”级古代建筑，很多都是裴池善从漫漶的荒草中发现、上报的。

“晋城完整的村落，都有四个庙、四个堂、四个阁。现在只有一个村还保留了这些，其他村落基本都不齐全了。”裴池善如今已经退休了，他2004年从供销社被调到文物局，开始摸排晋城的家底。他常常到一个村子，听村长介绍有什么古迹，就进去看看斗拱、梁柱和神像，通常能把年代判断个八九不离十。“本地的汤帝庙，不会晚于宋金元。本地的二仙庙，不会晚于宋金。”

也有一些早期古建筑被保存得非常好，比如高都镇的土地庙，这里曾经做过供销社，在十几年前，被用作本地职业中学的厨房。裴池善一进门，看到院子宽敞，正殿、配殿的石柱、大梁结构，心里多少有谱了，又看到大殿石柱上刻着一幅字：“开封向彦亨，洛阳严元珍，捕蝗宿此。崇宁癸未孟秋十有八日题。”裴池善当即就更确定了——崇宁是宋徽宗赵佶的第二个年号，这是1103年，两个治理蝗灾的官员，在这里夜宿后留下的“到此一游”。

晋城市遗址专题调查队队长裴池善

大量的本地早期古建筑，在近代，都被用作了村庄的公共空间，做学校、卫生所、厨房、粮库、村委会，还有几所古建筑曾经做过八路军的火药军工厂。裴池善说，一是这些寺庙都很宽敞；二是它们是公共财产，不需要跟老百姓征用。

这些古建筑始终在晋城本地承担着极其实用的生活功能。本地的庙宇不管是哪个教派，共同的职责，就是祈雨——山西是个靠天吃饭的中原内陆省份，有时候会连着几个月不下雨，“所有的庙都有祈雨的功能，谁灵老百姓就信谁”。

这也是晋城本地信仰丰富的原因，佛教、道教，关公信仰，玉皇、二仙信仰、外来的天主教，都可以和平共处。老百姓的需求太多元了，为了祈求养蚕好收成，人们在农历四月举行祈蚕节，拜祭蚕神。本地甚至还有咽喉神，专门保佑作为贱民阶层的乐户族群。张建军说，这么专项的需求，外来的宗教哪能照顾得到呢？

直到今天，晋城的农村虽然也开始空心化，大量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但在春节、本地庙会的时间，这些古代庙宇依旧在生活中扮演重要作用。

比如本地孩子到了12岁，就要办“开锁”仪式，全村这个年龄的孩子，不管有多少人，都要在同一天去庙里烧香。具体日期，不同村子不一样，裴池善所在的东沟镇是正月十二，这一天家长也要大宴宾客，必须提前一年把厨师订好。

人去世，像去派出所销户一样，也要“告庙”。本地葬礼要停灵多日，在最后下葬的头一天，家里人就得去趟庙里，向村庄中的神仙老爷们做一个正式的通告。

从高平请来的古建筑工匠们

与寺庙共生

张建军带我们寻访的最后一个地方，是崇寿寺，这也是他的老家。

1949年前，张建军的爷爷带着全家住进崇寿寺厢房，成为看庙人。1975年，张建军就出生在古寺的偏房里。2008年后，因为老人陆续离世，张家彻底从崇寿寺搬出。如今的村子一半土地变成了晋钢工厂的，大型卡车拉着整车的废铁，繁忙地经过村头，巨大的烟囱就立在村边。

这座古寺始建于北魏，是晋城有记载的最早的寺院，也是较早在村镇里建的寺院。崇寿寺大殿是晋东南建筑从地方做法到《营造法式》官式做法转变的节点性见证。但张建军的童年记忆中，很长一段时间，崇寿寺都是村里的粮库，中国实行过30多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农民的粮食都被收到集体粮库中。晋城的很多古代建筑墙壁被刷上白灰，堆满了粮食。那些精美的斗拱也全都被盖住了——人们在上面遮上草席，再糊上泥巴，以此避免麻雀在斗拱上筑巢，进入粮库吃粮食。好处是，这反倒保护了斗拱和梁上的壁画。

2004年“五一”，张建军回到崇寿寺，正跟家里人一起打麻将，遇到两个上海来的古建爱好者到寺里考察。他突然感觉很不好意思：“人家大老远都来山西看古建，我是本地人，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就从这一年开始，张建军和朋友骑着摩托车，开始到晋城的各个乡村寻访建筑。

对于文物爱好者来说，晋城是一个仍在被发掘，依然有无穷无尽未知的巨大富矿。张建军喜欢抄碑文，就抄在单位发的学习笔记本上，已经抄满了十几个本子。这里也暗藏了本地不被记录的历史，比如在阳城县河北镇的下交汤帝庙里，一个重修碑记上，出现了“妓女刘喜美、刘小戥”的名字，张建军数了一下，这座庙在清代康熙至雍正的三次维修中，捐资者多达百人，其中刘小戥捐资三次，刘喜美捐资两次，五次捐资不足一两银子，在众多捐资者当中也就平均水平，清代两个身份低下的女性，职业和全名被本地人大大方方地镌刻在了石碑上，让人对本地村民多了一分佩服。

回到崇寿寺，张建军发现，大殿两侧，家里曾经住过的老房子更加坍毁，已经变成了危房，长满了野草。院子里的两个唐代八角形石质经幡，在2010年被盖上了玻璃保护罩，十几年没被打开过，厚厚的尘土已经把图案盖得模糊不清。

崇寿寺最古老的宝贝在一个侧殿里，张建军轻车熟路地带我们进门，小房间的墙上，居然嵌着一块北魏的造像碑，上面雕刻着神龛和一佛二菩萨。旁边还有一个北朝石刻，已经被磨得油润发黑。

“吃点东西！”张建军去转了一圈，拿了一些做贡品用的雪饼、仙贝回来。“我从小就是在这里玩的。”这个场景有一点神奇的荒诞：我们坐在小房间的长沙发上，面前不到两米，就是一座距今约1500年的精美佛教文物。而我们正对着它咔嚓咔嚓吃起了饼干。

泽州一中地理老师张建军，从小在崇寿寺长大

每年的正月十五、十六、十七，村里的老百姓都会排队来拜祭这尊北魏造像石，佛像长面、长耳，看不清表情，本地村民会伸手摸摸这尊佛像，祈求平安。前几年小房间被立上了栏杆，村民们非常愤怒：我们都摸了1000多年了，为什么现在不让摸了？栏杆很快又被撤掉了。

这就是晋城本地民众与古代建筑、文物相处的关系，历史、政治永远在变动，但信仰和亲密感却不受时代的影响。

在离开晋城前，裴池善带我们去看了一处正在维修的村庙，这座小庙的级别都不到“国保”“省保”，只是泽州县的不可移动文物。村民们自己集资，请了隔壁晋城高平市的工匠来做修缮。工匠们掀开了房顶，用新木头一比一替换掉朽掉的斗拱。

一些东西是新的，比如木头。此前本地村民也换过新椽子，但专业工匠们新换的椽子根根有碗口大，用的是大兴安岭的落叶松。大梁用的也是新换的松木，粗壮、笔直，已经晾干了至少10年。不过如今现代商业社会，这在本地的木材市场就能买到，一根几百块钱。

一些东西依然是旧的。这个寺庙已经没有佛像了，但墙上蒙了一块红布，前面还是有个硕大的铁锅，装着满满的香灰。木门上挂着红色布条，已经完全把门环缠绕得看不清了。包工头说：“没有佛像也来烧香，有的甚至就剩个墙垛，大家也会来。本地老百姓就信这个。”

此前我问过张建军，晋城的寺庙，常常一建就是五年十年，本地有没有对这些工匠的个人记录，他们叫什么？这十年里，妻小要跟他们一起生活吗？他们下一个寺庙去哪儿了？张建军摇摇头，至今还没有这样的文献，工匠们技术高超，但社会地位并不高，很少有人专门写他们的故事。

在2024年的这个夏天，我突然明白了工匠故事缺失的原因：眼前这些匠人，都做专职的古建筑修缮，他们日薪有400块，但就住在小庙对面的村庄大礼堂里。一个房间中铺着大通铺，被子胡乱地卷在床上，没有电视，也没有淋浴间。这座庙至少要修两年，他们会一直干到年底，回家过了春节，来年农历二月再开工。

中午突然下起了大暴雨，工人们陆续从小庙里走出来，顶着雨回到大礼堂。从墙上取下塑料袋，里面是他们的搪瓷碗和竹筷。他们都是高平人，最年轻的也超过50岁了。

午饭是煮饸饹面，厨师也是个老人，他把面块塞到面条机里，手动压出连绵不断的面条，落入下面沸腾的锅中。暴雨越下越大，礼堂对面的大杨树上，有几十只雨燕正在上下徘徊。工人们坐在长板凳上看雨，等着饸饹煮好。除了这是一个电动的不锈钢烧水锅，此时此刻的场景，恐怕跟几百年前，宋朝、元朝，小村庄里某一个盛夏的中午，并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