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恣室内合唱团的成员，有咖啡店店主、音乐老师、广告策划、金融投资人等

丹田就是横膈膜

13年前，从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后，苏晗加入了一个7人小合唱团，唱男高音。这支合唱团属于成都的体制内系统，工作性质非常稳定。每天上午他排练，下午回到小学，教小朋友们唱歌。

合唱团每年会频繁参加很多合唱比赛。四川省内的合唱比赛其实不少，参加者来自各种机构，工矿银行、中小学高校、科研机构、国企、民企都有。连成都本地的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合唱团：航空公司招来专业音乐院校学声乐的学生，让他们做地勤，到了比赛的时候，就凑在一起排练新歌。

苏晗所属的小合唱团，在这些比赛中总能赢。这7个人，都是四川音乐学院科班出身，他们大四时就被招募到一起，一毕业直接解决了工作。7个人，有男有女，每个人的技术都能独当一面，直接组成7个声部。成绩最好的一次，这个小团队一直唱到了欧洲，在意大利加尔达国际合唱比赛里代表中国拿到了金奖。那次，他们唱了一首羌族风格的曲目。四川省是羌族的主要聚居地，这种出去参赛的歌，总是精挑细选的：要有地方文化特色，也要有技巧难度，让歌手们完美地炫技。不过不需要考虑市场和传唱度——学院派的学术作品，很少有机会面向普通观众。

2015年的夏天，苏晗第一次见到了吾恣合唱团（当时小团队还不叫这个名字），那是在一个顶楼的出租屋里，夏天的阳光晒得房间很热，十几个男生挤在客厅里，没有空调，唯一只有一台小电风扇，房间的主人邓东伟还不让开。邓东伟是合唱团的创办者，他觉得风扇开起来太吵。

当天唱的什么歌，现在大家都忘了，大概是一首改编成合唱形式的流行歌。“这唱得有点恼火啊！”苏晗听完，有点失望：这连少年宫社团的水平都不如。

吾恣室内合唱团艺术总监苏晗

苏晗问邓东伟，这合唱团有什么长期演唱规划吗？团队都怎么运营？结果发现，邓东伟完全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苏晗和邓东伟是大学同学，读书时，邓东伟作曲，苏晗演唱，表演作品拿过校内比赛的大奖，毕业后就没怎么联系过了。

邓东伟是贵州人，读的作曲系，大学期间一直跟着老师写合唱曲目。他从大二开始，就在校外兼职带艺考的学生，等到毕业，干的还是这份工作，教基础乐理，也教和声，他发现工作的激情越来越少，“当你教了三四年，闭着眼睛边睡觉边弹琴都能上课”。

此前一年，邓东伟在网上，看到了旧金山一家男性业余合唱团的表演，那首歌叫Testimony（《证词》），讲述了不被社会理解的人，如何从失落和自卑中走出来。邓东伟被这首合唱的情感打动，半年后的一次火锅聚会上，他随口问朋友们：“我们要不要试试组一个合唱团？”

这群朋友，大多二十五六岁，他们是咖啡师、平面设计师、广告策划、金融投资人，等等。大家开始聚在邓东伟家里的客厅练习，其中很多人甚至不识谱，连简谱都不认识。邓东伟用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测试每个人最高音能唱到哪儿，给大家分了低、中、高声部，找了几首网上现成的谱子，就带大家排练起来。

苏晗来玩时，他们已经唱了大半年，苏晗只觉得眼前这个团跟专业团队差距太大了。

苏晗说：“你们得用‘气’来唱歌啊！”团员问，气是什么，唱歌不得用喉咙吗？

苏晗说：“你们要用丹田来发声啊！”团员问，丹田在哪儿？苏晗无奈：“就是横膈膜！”

合唱团成立之初，都是在邓东伟（前排右一）家里的客厅排练

在铁板烧店旁边唱歌

一首歌被改编成合唱曲目，每个声部都会有自己专属的和声旋律。吾恣的团员们一开始光背旋律就花了不少时间：自己唱一个旋律，相邻的朋友再唱另一个旋律，很容易唱着唱着就被别人带跑了。

邓东伟最早的办法，是自己先把低、中、高声部的旋律分别唱一遍，录成音频，发给团员们，让大家回家死记硬背练熟，形成肌肉记忆，排练时必须要唱准。

另一个重点是唱法，每个声部都要用相同的气息、相同的共鸣位置、相同的发音去歌唱。唱同一个“我”字，有人发音浑厚，有人发音扁平，邓东伟指挥时就像揉面团，要把每个人的发音都统一成一个立体柔和的声音。

按这种标准，排练好一首歌，就要花掉两个月的时间。吾恣排练了三四个月，只学会了三首歌，但邓东伟还是找到朋友的一个沙龙活动，主动去演了一场。那是个在二楼的室内小舞台，光线昏暗，团员们自己带了小射灯给自己补光，把这仅会的三首歌唱完了。

之后他们去过成都形形色色的场地，书店、商场、房地产项目开幕式，还在一家餐厅唱过一场，旁边是个铁板烧店，团员们一边唱，铁板在旁边发出“嗞嗞”的烧烤声。服装是大家自费买的，衬衫、西裤、皮鞋一身黑。邓东伟找了自己卖钢琴的同学，把排练场地换到了钢琴工作室的排练厅，每次象征性给两三百元租金，费用团员们平摊。团里经费不足的时候，还要每人每月交80块钱团费，用来打印乐谱。

如果就这样自娱自乐，这个小合唱团也运营得不错，吾恣甚至还开了一场百人小演唱会，60块钱一张票，就靠大家朋友圈宣传，亲朋好友们也把现场坐满了。

但有没有可能，再往前更进一步？比如，让这个合唱团开演唱会？

苏晗加入吾恣没多久，他把自己的工作辞了。他在小学里教音乐课，一直找不到成就感。同时，专业合唱团的训练也让他有点疲倦，那些曲目技法高超，代价是，每天的排练就要反复练同一首歌，很难在这样的重复中找到歌唱的乐趣。苏晗辞职后，他开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教小朋友和成年人唱歌，余下的精力，就和邓东伟一起做合唱团。

两个人决定把这个团做起来，首先是一对一私聊，问团员愿不愿意从业余状态练成一个半职业的状态，未来一起开演唱会。接着抓考勤，要求十几个团员保证每周两次训练。很多人不适应，不是来随便玩玩的吗？怎么突然这么认真了？很多人因为加班、迟到，慢慢离开了团队，人走得最多的时候，有的声部只剩下两个人，快撑不起来了。

“我的诉求其实特别简单，我想做一个合唱团，就唱自己喜欢的歌，看看如果不靠体制内这些便利，这个团能走多远。”苏晗说。

2018年，上海一家合唱团组织了一次联合音乐会，邀请了全国7家合唱团办一场联合音乐会，对外售票，地址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贺绿汀音乐厅。

吾恣被安排在了第二个出场，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正规的音乐厅里唱歌，上台的时候，有团员发现自己的腿都在发抖。台下有将近1000名观众，吾恣唱了五首歌，有四首英文爵士乐歌曲和一首中文歌。每首歌唱完，台下都会爆发出欢呼声，团员们兴奋极了：“一边是惊吓，一边又是很大的视觉冲击，肾上腺素都飙升。”

邓东伟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过去作曲，是演出的幕后工作者，这是他第一次站在专业的舞台上接受欢呼。而此前在成都，每次小型演出，有100个、150个观众就了不得了，放大到1000人，这对表演者是巨大的感官刺激。

观众是活的，当你唱出感情，这感情会在舞台和观众席之间流动。从上海回来，团员们有一种上瘾的感觉，他们还想唱演唱会，想进音乐厅。

吾恣室内合唱团今年连续做了广州、上海、无锡、杭州、南京的巡演， 每场的上座率都有八成以上（吾恣室内合唱团 供图）

能不能拥有一种音乐生活？

周三晚上，是吾恣的排练时间。今年开始，成都市成华区文化馆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免费的排练室。说7点30分开始，7点26分人已经都到齐了，在排练室里站成一排，从发音开始练习。

今年夏天，吾恣非常忙，他们已经连续做了广州、上海、无锡、杭州、南京的巡演，每一场的上座率都有八成以上。8月初，还飞到了乌鲁木齐做专场，之后的10月份还会去北京，12月底在广州跨年，明年2月14日情人节，还有重庆的专场。

因为所有人都是兼职唱歌，合唱团的行程必须提前8个月就确定好，给大家留出排年假的时间。

跟日常聊天时的轻松不同，周三排练时的邓东伟变得非常严苛，不近人情，他常常突然揪出来一个人，调整他的发音：“你把‘晚风’重唱一下。”再唱一下。再唱一下。直到团员把声音发对。

周树川有点紧张，他39岁，做广告策划，是团里的男低音。从2015年的第一次客厅聚会，他就在这个团里。他自己算下来，9年时间，缺席不超过五次。但去年因为生病，腹部使不上劲儿，有些音高会唱不上去。今年春天，他越发感觉到留在团里的压力，一次排练他又被批评，结束后，他给邓东伟发微信，问自己要不要退出演出，做幕后工作。邓东伟告诉他，先把这个夏天唱完。

合唱团现在的考核越来越严格，这两年已经有资深老团员因为技术始终跟不上，被团里劝退了。这个组织确实不再是一开始“用爱发电”的兴趣社团，正在渐渐转变成半职业的团队，每次上台，一共就18个人，如果有人状态不对，会迅速暴露出来。

团队也遇到过很多困难。苏晗提到，2017年时，吾恣打算办4个小专场，卖600张票出去。没想到靠积累的粉丝，只顺利卖出去了前三场，第四场只卖掉了三四十张就卖不动了。邓东伟觉得必须要把票卖掉，卖票不是为了赚钱回本，是为了体验，否则上座率只有二三成，对观众，对团员自己，这样的演出体验都不好。

他们带着十几个团员，找了一个晚上，所有人穿着全套演出服，连续跑了三家成都的清吧推销门票。团员们站在舞台上唱三首歌，介绍演出，再集体打车换到下一个酒吧，立刻再唱歌推介自己。

那一晚上一张票都没卖出去。最后，还是团员们用了自己的人脉，找成都本地的媒体朋友帮忙发公众号，发演出预告，把余下的票卖掉了。

从2019年开始，吾恣的商业化演出开始越来越多，一年可以办六七个音乐专场，每次观众大约1000人，一张票卖到180～200块钱，去掉运营成本，合唱团每次演唱会能盈利三四千块。

全年的排练目标，就是提前为这几个专场做准备，中间穿插一些小的商业性邀约，给家电品牌的上市做开场，给企业的客户答谢会办一场专门的演唱会，等到节假日，本地商场也会有邀约。这跟吾恣的网络影响力也有关系。周树川一直在做合唱团的网络运营，他发小红书、抖音和B站视频，合唱团渐渐累积了一批网络听众，也有了自己的粉丝群。

2023年，疫情防控结束后，全国的演艺市场开始复苏，一家经纪公司找到了吾恣室内合唱团，他们来成都看了一场线下演出，从观众的反应中确定，这家合唱团有全国巡演的市场价值。签了经纪公司后，在2023年、2024年，吾恣室内合唱团每年都有六七场在四川省外的专场音乐会。

这也意味着团员们投入的时间更多，每次在外地的演出，基本就要用掉一整个周末的时间。此前的排练也更严格。

周树川前年刚刚入职了一家中型企业，做产品的新媒体运营。公司办公室在天府新区，每天早上8点半打卡。成都最近十几年一直在开发城南的天府新区，那是一个与传统成都悠闲、舒缓形象截然不同的经济新区，到处是摩天大楼，各种互联网类、科技类的公司。每天早上去天府新区的地铁，都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经常要等候好几轮才能挤上车。这家公司有4000多人，周树川的薪水不错，也有公司内的上升空间，唯一问题是，跟所有996的公司一样，在这里要经常加班，周末是大小周制度。与此同时，合唱团已经定下了2023年6月的连续巡演，周树川没法频繁跟公司请假，他如果不来，低声部的6个位置就直接缺了一个人。4月底，周树川辞了职。

人能不能同时拥有一个体面的职场身份，和一种滋养精神的音乐生活？

这个问题眼下越发地奢侈了。“我还蛮后悔去年放弃了这份工作，没想到今年工作更难找了。”周树川今年更加体会到临近40岁的职业焦虑，他现在在一家餐厅做兼职的运营，收入只有去年的1/3。现在连朝九晚五、有双休的工作都很难找。

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合唱团呢？周树川说，在唱歌时，唱到情感最丰沛的时候，他常常能跟身边默契的团友对视一眼，那个瞬间的共振，是他在其他朋友、同事关系里都很难找到的。在歌唱的时候，情感一层层地累积，他能感觉到，团队里的人在同时被同样的情绪共鸣。“百分之八九十的时间，我会想为什么要一直在这唱歌，值得吗？但总有一些这样的‘甜点时刻’，会给你巨大的正反馈，让你继续唱下去。”

音乐的意义

今年4月，23岁的刘明骁和彭兴也被招到了吾恣室内合唱团，他俩都是2001年出生，刚刚大学毕业，都是声乐系背景。一进入合唱团，几个年轻人就开始抓紧学歌，7月份要巡演，他们必须得在两个月内把几十首曲目全学会。

刘明骁是四川人，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学钢琴，高一确定走艺体生路线，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习声乐和钢琴，考上了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学习音乐表演的音乐剧专业。上学时，他观众最多的一次演出，是给2021年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唱主题曲。那支MV里，每个国家都选了一个大学生代表，一人一句，合作了整首歌，刘明骁站在学校的湖边，唱完了自己的那一句。

等到毕业之后，刘明骁发现，舞台消失了。

全班30个人，除了保研的几个人，大部分同学都转行了。去卖保险，做销售，结婚做全职太太。刘明骁的一个同学在大二时就已经换了赛道：他申请了双学位，平时主要去外学院上课，大四成功考上了公务员。对本系的专业课完全不感兴趣，刘明骁问：“你为什么还来学声乐呢？”对方很直白：艺考生录取分数线低，这是为了能上名牌大学。

父母催刘明骁回家，考本地的国企，找个旱涝保收的铁饭碗。刘明骁以要考研的理由，留在了成都。

彭兴也是这样，拒绝一份办公室文职工作后，父母就给他断了生活费。彭兴现在同时有四个工作：一、在一个录音工作室里帮人唱歌做demo；二、在网上卖虚拟装备；三、兼职代课；四、在吾恣唱歌。

对于这种声乐科班出身的年轻人，眼下音乐市场的选择极少。彭兴大一时在成都的live house里驻场，一晚上有500块收入，疫情防控时反复封校，这份工作也就丢了。隔壁班有个女孩，那三年里一直在抖音发钢琴弹唱，积攒了100多万粉丝，签了MCN公司后，变成了职业的博主，但这种能走红的例子在学校里都是少数。

20年前，李宇春就是四川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张靓颖就是在成都的酒吧里做歌手，她们通过《超级女声》选秀，一夜成名。但这样的故事今天已经很难复制了。彭兴觉得，在酒吧能不能“唱出来”，要看酒吧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在网上红不红。选秀节目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了，签约唱片公司，离他这样没名气的小歌手太遥远了。他自己试着做过抖音账号，流量平平，他不知道该怎么做账号。

去年加入了另一个“00后”，是唐振，他在四川音乐学院学的歌剧方向，在团里唱高音。毕业后，他发现如果不进中小学当合同制音乐老师，就几乎没有能用上专业的地方。而2023年成都青羊区的一所小学招音乐老师，录取和报名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140。

唐振今年找了一份兼职，是在瑞幸做咖啡师。他先去了桐梓林的一家门店，生意过于好了，他要工作八九个小时，手上一刻不停，每天做800～1000杯咖啡。早上到岗时困极了，但忙起来的时候，脑子里面已经没有困的意识了。瑞幸不按杯数结算，只看上岗时间，唐振最近又换了一家门店，每天只用做500杯，他松了一口气。

咖啡师的工作他已经做了4个多月，平均每个月工作20多天，收入三四千块。好在唐振的家庭关系非常好，爸妈觉得，孩子只要每天能出门，有个工作就是好事。遇到吾恣在成都的演出，全家会一起买票给他捧场。

我们跟着彭兴，去旁观了他的一份兼职。每周四的下午五六点，他要去一家证券公司教员工唱歌。这是这家公司组织的工会活动，约10个员工，要完完整整地学会两首歌，半年后在年会上演唱。

当天来排练的人只有6个，其余的员工，要么出去跑业务，要么临时回家照顾放暑假的小孩。员工们身着衬衫、西裤，女员工还穿着粗跟的高跟鞋，大家围在一个绿色的台球桌边，举着手机，对着上面的歌词唱。

这是一个纯粹的零基础兴趣小组，当天大家练习的是《贝加尔湖畔》，你可以在这歌声里，听出邓东伟排练中所有最想杜绝的那些和声错误，但这也不重要。彭兴一直在积极调动大家的情绪，有男员工一直在跑调，或者唱歌的节奏总慢上一拍，彭兴就鼓励唱得准的女员工更自信一点，让整体的声音变和谐。

一个小时后，从房间里走出的员工们，脸上都是兴奋的表情，合唱在他们繁忙的生活中，只占据了短短的60分钟，它改变不了薪水、金融市场、拓展客户和五音不全的难题，可依然能让人体会到直接的快乐。

到了舞台上，合唱团成员们能体会的快乐，是更浓烈的。

苏晗当年的7人小合唱团，有6个人已经离职了，当高校老师、做声乐培训、开火锅店的都有。当年在川音的同学，也几乎都转行了，苏晗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十几年后，还能站在舞台上唱自己喜欢的歌。

邓东伟也有过一次奇遇。合唱团成立后，他有一次去中国台湾和另一个合唱团合作，参加一次合唱节。他在那里居然遇到了Testimony（《证词》）这首歌的指挥，Tim Seelig先生。对方看完他的彩排，上台来拥抱他，还送给他一张自己的唱片。

邓东伟抱着这张CD就开始流泪，一直从舞台哭到音乐厅门口，走到大门外，在台北艺术大学来来往往学生的注视下，又哭了15分钟。几年前他在网上无意识的一次浏览，没想到后来改变了很多事情。

刘明骁、彭兴和唐振，几位新入团的年轻人更大的收获是，自己可以去音乐厅唱了，那是比平时排练“200倍的兴奋”。

刘明骁、彭兴今年参加的第一次巡演，是今年7月在无锡大剧院的转场演出。上场时，台下是黑的，看不到有多少人。张口唱歌，刘明骁发现，他听不到旁边人的声音，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歌声一出口，就在巨大场地里扩散出去了，他全程都唱得很疑惑，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是不是很突兀。

等到最后互动环节，灯光打开，他才发现，原来台下坐了快1000个人，“心脏都小小地抖了一下”。他从学音乐开始，就没面对这么多人唱过歌，连自己的身后都坐着观众。

那一场，他们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夏夜晚风》《漂洋过海来看你》《这世界那么多人》等曲目，这些歌覆盖了各个年龄段，互动时，台下的孩子，年轻的、中年的、老年的观众，都在开口唱歌。大家打开手机的闪光灯，台上台下一起像星星一样摇动。彭兴说，学音乐的人，还是希望自己唱歌被人听到，这是人生的意义，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