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傍晚，总有一队军乐团齐步走进圣地亚哥的圣伊菲赫尼娅墓园，奏响古巴国歌。日日奏响的国歌是向古巴国父、独立战争的英雄何塞·马蒂（José Martí）致敬。1895 年古巴独立战争刚打响，马蒂就阵亡于疆场，这场战役发生地的名字神秘而意蕴悠远，叫做“两条河”（Dos ríos）。由于早夭，马蒂没来得及亲眼见证他的预言：他曾宣告，战争之末，美国将竭力把古巴变成这个新兴帝国领土的一部分。2016 年12 月4 日，另一位革命者的骨灰运抵这座马蒂休憩的墓园，那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 对古巴和拉丁美洲来说，他是20 世纪的何塞·马蒂。

  运送菲德尔骨灰的路线非常关键，这带出了古巴革命地理的大问题。要了解古巴的历史与文化，必先了解她的地理。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执导的传记片《切》（Che），上部开篇首先将古巴岛地图投影在大银幕上。据报道说，影片在柏林电影节首映时，观众看到这幅地图就纷纷地在肃穆中站起身来，集体鼓掌两分钟。无疑，这是那些体认拉丁美洲“丰饶的苦难”的人们，用身体做出的情感回应。不管影评人怎样诟病索德伯格的艺术水准， 电影，再一次成了记录与再造历史的载体。

  假如借电影串讲古巴革命以来的拉美历史与文化，没有谁比菲德尔更适合担任线索人物了。不仅因为他本人或受他启发的形象曾出现在众多纪录片与故事片当中，更重要的是，他的事业和他与时代的互动关系，能清晰地勾勒出古巴与当代拉美的历史轨迹。

  仍旧回到地理。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26 年8 月13 日降生在古巴岛东端的奥连特省。“奥连特”（Oriente） 在西语里就是“东方”之意，1976 年，这个东部大省被切分成圣地亚哥、奥尔金、关塔那摩等五省。菲德尔的故乡在当时奥连特省中部偏北的马亚里地区。他的父亲安赫尔·卡斯特罗是庄园主兼木材商，西班牙加利西亚移民。何塞·马蒂领导古巴人民争取脱离西班牙而独立时，宗主国派遣了35 万现役军人前往镇压，其中就包括安赫尔·卡斯特罗。战后，安赫尔一度返回西班牙，但他抑制不住对古巴岛的喜爱，辗转回到这里，谋划干一番事业，果然， 不久后，就有了自己的小农庄，建了自家的房子。安赫尔先是把次子菲德尔送到邻近的大城圣地亚哥耶稣会开办的中学读书，等家庭经济基础更牢靠了，就径直把他送到首都哈瓦那大学学法律。后来安赫尔发现第四个儿子劳尔热衷于闹学潮，就把他托付菲德尔，让这位在首都已有身份的兄长好好训导这个弟弟，“不然他要变成共产党了！” 安赫尔没料到，他的两个儿子日后就是把共产主义引入西半球的主要推手。

  奥连特省好比广东之于中国、萨摩之于日本，何塞·马蒂掀起独立战争时，这里就是革命策源地，日后，这片土地再次成为卡斯特罗军事行动的基础。1953 年7 月26 日， 是菲德尔革命事业的起点。他率部攻打圣地亚哥城中间的蒙卡达兵营，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失败后被捕。现今的蒙卡达兵营已被改建成一座学校，校园墙上覆满了色彩明艳的革命宣传画。2013 年7 月26 日，这里还举办过庆祝攻打蒙卡达兵营60 周年的大型纪念活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乌拉圭等国总统均到场致辞。当年攻打蒙卡达的军事行动虽然失败了，但菲德尔在审判中即席发表的重要演讲《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却使他赢得了巨大声誉。菲德尔及其同志被囚禁到古巴南部的松树岛（现今的青年岛），幸而独裁者巴蒂斯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将卡斯特罗兄弟特赦、流放墨西哥。

  索德伯格的传记片《切》记述了格瓦拉与卡斯特罗在墨西哥的相逢、相识。影片再现了菲德尔如何在墨西哥城整合力量，一边在郊区训练远征军的野外战斗能力，一边四处谋求经济赞助，终于购置了武器装备，还买下了一艘游艇“格拉玛号”。所谓“格拉玛”就是英文“祖母”的尾音缩写词（Granma）。这艘游艇是名副其实的“老奶奶”，不仅设备陈旧，原先还曾经沉过船，这些背景给远征行动投下了阴影。然而，时势催动，刻不容援。卡斯特罗兄弟、西恩富戈斯、格瓦拉毅然率领82 位远征军成员， 在极度超载的情况下，乘着夜色从墨西哥港口图克斯潘起锚了。远征军启程的钟点恰好是1956 年11 月25 日深夜， 距离2016 年卡翁离世的时刻，整整60 年。历史显露给世人的容貌，恢弘而神秘，令人嗟叹不已。

  以奥连特省的马埃斯特腊山为根据地，革命军开始了从东到西的长征，游击队员终于击溃了巴蒂斯塔的正规化部队，入主哈瓦那。

  1961 年4 月16 日，菲德尔宣布了古巴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此前，由美国支持的流亡者已开启了军事行动。菲德尔在空袭遇难者的集会上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贫苦人的、由贫苦人进行的、为了贫苦人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同时“美国不能容许我们在美国的鼻子底下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而古巴人民“将毫不犹豫地为保卫革命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欠发达的记忆》（Memoria de subdesarrollo, 1968） 或许是最负盛名的古巴电影，其情节就是在吉隆滩战役的背景下铺展开来的。影片主人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塞尔希奥既不满于革命前的古巴社会，对革命胜利初期的社会巨变也难以体悟。他只能站在公寓阳台上，躲在望远镜之后，远远端详着吉隆滩事件前后，哈瓦那街头上匆匆奔走的士兵与民众。

  1961 年4 月17 日凌晨2 点半，美国雇佣兵2506 突击旅， 大约1500 人从尼加拉瓜出发，乘坐5 艘美国战舰，在距离哈瓦那仅250 公里的马坦萨省的科奇诺斯湾（即猪湾）的长滩和吉隆滩登陆。形势之急迫，远不止是入侵之敌可能攻破哈瓦那，而在于只要雇佣军利用滩头地形筑起桥头堡，就会即刻成立临时政府，美国政府随即予以承认并直接出兵干预古巴事务。菲德尔在《100 小时访谈传记》一书中说道，“从4 月17 日拂晓到19 日下午6 点，连续战斗60 个小时，经过一场激烈的战役，我们打败了他们…… 那场战役是在美国舰队面前进行的。将近1200 名雇佣军做了俘虏，几乎是有战斗能力的敌军的全部，不包括入侵的伤亡者。”菲德尔在吉隆滩战役结束后不久的一次长篇电视演说中讲道，吉隆滩战役是“美帝国主义在美洲遭到了它的第一次惨败。” 

  《欠发达的记忆》的导演阿莱亚（Gutierrez Alea） 直接在这部故事片当中插入了一段文献纪录片，介绍当时对吉隆滩战俘的审判实况。知识分子塞尔希奥敏感地发现， 与雇佣兵一同被俘的神父和政客，竟不明白自己在这场反革命事件当中的结构功能，在庭审中，他们宣称自己只是扮演了宗教引导或政治宣教的单纯角色。但值得观影者思索的是，塞尔希奥本人同样不理解，留在古巴的小知识分子们应该为革命社会履行怎样的职能。这部1968 年的影片预兆了菲德尔在革命胜利之后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用理论生产和思想战的方式捍卫革命成果及古巴在全球格局当中的位置。

  大国夹缝

  1962 年2 月4 日菲德尔发表了史称《第二篇哈瓦那宣言》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他谴责华盛顿指挥的入侵，强调“所有革命者的义务是进行革命”。这一宣言是在回应当年1 月22 日，美洲国家组织在美国要求下开除古巴， 在美国授意下，美洲所有的国家，除去墨西哥均断绝了与古巴的外交关系。从1962 年2 月3 日这一天起，肯尼迪总统命令对古巴实行全面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这一封锁延续至今。美国因地缘因素苦苦倾轧的结果，导致了1962 年10 月的加勒比危机（又称古巴导弹危机）。古巴因而成了冷战期间最焦灼的演武场，其位置堪比美苏双方角力之下的柏林。

  涉及古巴导弹危机的影片多到难以穷尽，从《劲爆十三天》到《X 战警》，我以为最有趣的是《哈瓦那特派员》(Our Man in Havana)。有趣就有趣在格林的小说原作和里德的影片都完成于1959 年革命之前，但却在无意之间点破了冷战的文化逻辑。在古巴经营吸尘器的英国商人伍尔摩供给女儿的奢侈，不得不拼凑假情报售卖给军情局。他依照吸尘器的模样，虚构出一幅所谓古巴内陆军事设施的草图，让英国高层紧张不已。远在加勒比海危机之前，英美政军界人士已将古巴视作引燃冲突的高危地带。

  并非是菲德尔执意引入核导弹，将古巴放置在大国夹缝间的险境，而是长久以来美国的扩张主义使然。马蒂在生前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鄙视我们的、嚣张而残暴的北方企图并吞我们美洲的国家，这条通路必须堵塞，我们也正在用鲜血来堵塞……我的责任是通过古巴的独立，及时防治美国在安的烈斯群岛的扩张，防治它挟持这一新的力量扑向我们的美洲。我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以及今后要做的一切，都为了这个目的。”菲德尔延续了马蒂的使命，引入核导弹作为遏制美国拓殖的险棋。假如没有菲德尔、格瓦拉和西恩富埃戈的革命，古巴不会成为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唯一没有童工的国家，拉美地区只能增添另一个危地马拉或洪都拉斯。

  我钟爱的古巴战争片《胡安·劲劲历险记》（Las aventuras de Juan Quin Quin, 1967）前半段取材于菲德尔领导的人民革命，后半段简直变成了游击战“教科书”， 告诉我们攻打一座小城镇如何迅捷地夺取军火库！这当然与游击战在古巴革命战略中的地位有关，还因为古巴是游击战法在南美次大陆的主要传播者。

  游击战在南美兴起，始于60 年代末，贯穿整个70 年代，不仅靠近加勒比地区的尼加拉瓜、哥伦比亚游击队， 就连南锥体的智利、阿根廷也出现了“革命左翼运动”、“人民革命军”这些军事组织。一贯被认为安宁无事的乌拉圭也因古巴的影响，出现了图帕马罗游击队。不但在言论和战法上，南美游击队受到古巴革命经验的影响， 各种地下左翼力量的合纵连横也与哈瓦那官方的斡旋有关。1998 年的巴西电影《九月的四天》（O Que É Isso, Companheiro?， 1997）提供了一个了解南美城市游击队的文本。即便影片出品于“恐怖主义”这套政治修辞诞生之前， 几乎无保留地将历史上劫持美国驻巴西大使的MR8 城市地下游击队员塑造为反独裁的民主斗士，但影片还是引导观众质询，以流血的恐怖行动对抗军事政府是否具有合法性。

  80 年代中期，南美民主化转型之后，菲德尔对左翼游击队的影响力还起到过助推民主化的效力。1985 年，阿根廷总统阿尔方辛判断，智利“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游击队（FPMR）的活动不利于民主化的大趋势， 因为游击队直接给智利军方抬高预算的口实，也间接给阿根廷军方提供了合法性。1986 年，阿尔方辛在哈瓦那拜会菲德尔。这次会谈之后，“爱国阵线”行动节奏明显放缓。借此机遇，阿尔方辛资助了智利反对皮诺切特继续执政的NO 民主运动。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智利说不》（No，2013）是记录这场民主运动的佳作，但片面凸显了媒体人的力量，忽略了国际政治的大背景。1990 年3 月皮诺切特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中下台，其中也有菲德尔的政治影响力。

  “魔幻现实主义” 

  菲德尔逝世的次日，CNN 西语频道里，美国共和党骂声一片。迈阿密的流亡者们欢庆“独夫已死”，宣称“历史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共和党佛罗里达州议员巴拉尔特（Mario Díaz Balart）奚落说，卡斯特罗长期执政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因为古巴没有民主选举、没有新闻自由？ 

  上述言辞不值一驳。古巴全岛不到11 万平方公里， 抵御仅77 海里之外的全球强国的侵凌，长达半个世纪。这期间，菲德尔的权威屹立不倒，显然是件了不起的事。除去与苏联的优先关系，包括搅动着加勒比海的导弹威慑， 古巴同样有自身的道义力量和战略布局。菲德尔长期是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赢得了50 年代亚非独立运动中众多领袖的拥戴。古巴医疗队在委内瑞拉、巴基斯坦的善举为人称道。在他领导下，古巴曾公开介入安哥拉事务，铺陈着自己的非洲战略。对总司令而言，永远斗争是古巴的生存之道。

  上世纪90 年代，对古巴和菲德尔来说，都异常艰难。1991 年苏联解体，停止了对古巴的经济援助，蔗糖换取石油的渠道消失了，对美国的核威慑也不复存在。1991 年12 月16 日的一场公共演讲，菲德尔宣告，古巴进入了“和平年代特殊时期”，能源燃料、运输设施、日用杂物， 一切供应捉襟见肘。2000 年的古巴电影《候车队伍》（Lista de espera）重现了90 年代的极度匮乏：一辆公交车因燃料不足、部件损坏，竟将全部乘客困在荒野车站里无法前行。但导演塔维奥（Juan Carlos Tabío）自有他的期许： 没了外部援助，难道古巴人就丧失了自力更生的勇气？于是，全体乘客同心协力对荒村车站进行了“魔幻现实主义” 一般的改造，俨然营建了一座美轮美奂的集体公社。

  艺术的砥砺作用不容小觑，但1999 年查韦斯总统在南美政治舞台上的现身，才终于让古巴人缓了一口气。其后，成为委内瑞拉国家战略的“玻利瓦尔运动”给古巴岛送来了石油。英国左翼批评家阿里（Tariq Ali）将菲德尔和查韦斯总统结成的这股新左翼力量称为“加勒比海盗”。90 年代拉美盛行新自由主义，南美大陆上以独尊市场原则的政府占主流，但新世纪以来风向逆转，左翼总统潮从加勒比海席卷到南锥体国家。巴西工党领袖卢拉2003 年1 月1 日主政巴西，从60 年代学生运动走来的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夫妇相继成为阿根廷总统——拉美迎来了粉红色的左翼时代。斯通的纪录片《边境以南》（South of Border）记录了这一风向转变的过程：当他以菲德尔为“传主”，拍摄纪录片《总司令》(Comandante) 时，菲德尔还像是《老人与海》当中的老水手圣地亚哥，独身一人与新自由主义的鲨群缠斗，但《边境以南》上映时，新一辈进步领袖已围拢在他身边，公认他是联系着激进的60 年代与新世纪左翼运动的时代之桥。

  卢拉就曾回忆说，1980 年，当他还是冶金工人工会主席，刚刚创立工党时，他一度犹豫着要不要投身选举。当面求教菲德尔之后，总司令做出了肯定的回复，建议他以议员身份引发论争、扩大工会斗争的基础。此后，卢拉成了巴西总统，他与罗塞夫总统执政期间，巴西成为古巴海外投资的重要来源之一，对古巴马列尔港的扩建发挥了关键作用。

  查韦斯曾坦诚剖白，菲德尔是对他面传身教的导师。这位委内瑞拉总统的癌症病情也是最早由古巴医生检查出来的。出生在委内瑞拉中部平原、口若悬河的查韦斯喜欢用各式各样的敬语赞誉导师，其中好几次，他将菲德尔称作“我们的父”（padre nuestro）。

  菲德尔把生命最后阶段的精力献给了拉美一体化运动。他热忱号召建设不同层面的美洲一体化的组织：从联合几乎所有拉美、加勒比国家的拉共体（CELAC）到南美国家联盟（Unasur）及专注于区域经济整合的南共市（Mercosur）。毫不奇怪，菲德尔最后一次以古巴总统身份出访国外，正是参加2006 年阿根廷科尔多瓦举办的南共市峰会。

  2008 年将最高权力移交给劳尔之后，菲德尔已不再是一线领导人，但他仍利用每一次会见外国领袖的机会—— 包括2015 年会见教皇弗朗西斯科一世——反复重申一体化与区域联合的重要性。菲德尔坚信，这是拉美所有国家的出路，也是古巴的希望所在。目前主政的劳尔·卡斯特罗也强调，需要公私联营，鼓励私人中小企业，但同时不放弃古巴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主义优势，特别是不能放弃古巴人的自尊自爱。

  阿根廷导演彼厘（Fernando Birri）执导的古巴电影《巨翅老人》（Un señor muy viejo con unas alas enormes， 1988）改编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名篇，影片与菲德尔的远逝本无关联。但听闻了形形色色的对正义的嘲弄与毁谤之后，我渐渐品咂出某种相似的苦涩和希望。电影里， 一位年迈的天使在暴雨后跌落在加勒比海边的一座小渔村里。在尴尬的处境下，遭遇着人们的种种不敬，他度过了难挨的冬天，到了太阳开始露面的日子，终于恢复的体力和健康。如同年迈的导演彼厘亲自饰演的天使，菲德尔与他的时代也在当代人瞩目下举翅飞升，变成了加勒比海上一个令人遐想的点。（本文来自《新知》总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