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天

翻开《康熙的红票》，就是这张红色票据的影印拉页，四周龙纹，用满文、汉文、拉丁文三种文字印刷，在英文世界里称为“Red Manifesto”。文字中写道，康熙曾在1706年和1708年派出两组人去西洋，但一直没有收到任何他们的消息。1716年，在康熙派出第一组人马出国之后的第十年，内务府印出这样一份红色公文，也算是一份公开信，希望传到欧洲去，打探这两组人马的下落。“红票”印发了300份，康熙吩咐广东官员，把这封公开信交给过往的欧洲商船，让他们带回欧洲；同时也交给从北边过来的俄罗斯商人，让他们把信从陆路带往欧洲。这封来自清朝帝王的“寻人启事”就这样散落在欧洲各地，直到今天，还能找到18张。

在浩瀚的清代历史文献和文物中，这样一份印刷品文件的确不算起眼，但历史学者孙立天却意识到它并不简单。康熙派出的并非普通清廷官员，而是西洋人，也就是出入于清廷的传教士。红票由管理皇家私事的内务府颁发，它的背后是康熙与西洋传教士的交往网络，更是清朝政权与当时世界的战略格局，这引发了孙立天的兴趣。

孙立天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后获得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独立学者，工作、生活在纽约。他的博士论文《奴才的特权》（“Privileges for Being Slaves: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the Early Qing Court”）和专著《耶稣会士的使命与效忠》（Jesuit Mission and Submission: Qing Rulership and The Fat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1644～1735）已经关注到相关学术问题。《康熙的红票》是他第一本中文专著，脱胎于此前的英文论著，与晦涩艰深的学术著作相比，《康熙的红票》读来很畅快，“红票”是他讲述的引子，那些不为人熟知的在华传教士才是书中真正的主角。

《康熙的红票》

这些传教士都是天主教徒，天主教下有各分支协会，当时进入中国最大的一支是耶稣会，成立于16世纪。彼时正值大航海时代，他们希望借由打通的航路将天主教传播到全世界。因此，教会会选择颇有声望的神父作为传教士，他们不仅深通教义，且多是教外某领域的学者，语言学习能力强，社会适应性也很强，再加上清初社会对外来人员的包容性，这些传教士便能很好地融入中国社会，行走于官场，甚至成为康熙身边重要的人，成为皇帝的师友。作为传教士，他们有一项任务，需要将在中国的生活和见闻记录下来，并汇报给罗马教廷，因此现在的罗马、梵蒂冈以及欧洲一些博物馆、图书馆仍收藏有这些来自当年传教士的文献，这些记录成为如今全球学者研究清史的重要材料。孙立天的写作也借助了这些散落在欧洲的清史档案，他写的是鲜活的人的故事，背后是那个时代全球的暗流涌动。

用全球化的视角写祖上的事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美国20多年，一直沉浸在西方的学术氛围中，这本《康熙的红票》是你学术生涯的第一部中文著作。在中国的学术语境和西方的学术语境下，对清史关注和研究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

孙立天：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在于，西方人研究清史乃至中国史是站在世界史的角度来看的。比如对于一个美国学者来说，他研究清史和研究日本史或者研究东亚其他国家历史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对他们来说是平行的，只是国别和地域的区别；但中国学者研究清史是研究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是带有感情的，写到某段时期或某个地方会有真实的情感联结。简单来说，他们是站在外来人的角度在观察世界，我们是站在这里写祖上的事情，这是根本的不同。

有些时候国内的学者不容易接受西方人对于清史的论述，比如看待满人的问题、满人跟明朝战争的性质问题，这个切入点的不同就导致对很多问题有不同看法，比如清朝统治是否继承了传统的中国统治。这些问题是西方人关注的，在这个思路之下，你会发现西方学者对清朝统治的研究比较关注边疆问题，关注清朝疆域拓展到中亚后是如何统治西藏、新疆、蒙古这些非汉满地域的，满人和其他民族之间是如何相处的，他们和汉人又是怎么相处的。西方人会把这些并行来看，更容易强调清朝对边疆统治的特别之处。而我们比较强调清朝在北京的统治跟以前的王朝没有区别，也就是仍继承了传统的中国政治，这些是近二三十年来中西方学界有关清史突出的争论。

1716年，康熙内务府以公开信形式印刷的“红票”

三联生活周刊：你既有中国的学术背景，也有西方的学术背景，在这种学术训练之下，你如何构建自己的历史观，或者说对清朝历史的态度？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的主要关注点还是中国传统疆域，就算是写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也主要是活动在汉族地区，这是中国传统叙事的核心疆域，但是我也要跳出写清史的传统角度。

我们应该注意到，清初在大多数时候称传教士为“西洋人”，没有把他们看作“外国人”——西洋与南洋类似，只是方向和地理的概念，并不是说西洋人就是外人。那个时候满人的统治没有太大的民族区分，只要愿意接受清朝统治，那清廷也是愿意接纳任何外来人的。有一个词叫“怀柔远人”，这个“远人”也包括传教士，相当于是远方来的人。如果你仔细体会，“远近”与“内外”是有区别的，“内外”意味着有壁垒，而远近只是距离，就像我们说远亲虽然远但还是亲戚。

我的看法首先是打破把传教士当作外国人的想法，这样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在书里提到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他到朝廷做了中国的大臣，接受了清朝的体制，朝堂上下也都把他当作一个大臣来看待，他拿着朝廷发的薪俸，那么他就是朝廷的一分子。我想说明的是，当顺治帝去世，汤若望失去了保护人之后，朝廷对他的各种审判也并不是把他当作外国人看待的结果，而是把他当成朝廷一员来对待，这就是一场朝廷的政治斗争，而不涉及“内外”，他身为朝臣，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也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三联生活周刊：包括你写到神父的奴籍转换、康熙与传教士的主奴关系，也都打破了曾经对传教士认识的很多刻板印象。

孙立天：是的。通常人们一听到说外国人做了康熙的奴才就觉得不可思议，但放到当时的环境中就可以理解了。与此相似的，八旗中也有俄罗斯人，在中俄的雅克萨之战中清廷俘虏了很多俄罗斯人，他们被俘后被纳入八旗，也没有再把他们当作外国人，而是清朝的一部分。还有高丽人，在八旗中也有。打破这种民族甚至人种的界限，很多问题就会呈现另一个面貌，弱化清廷人员的“内外之分”，这是我受西方学术环境影响比较大的认知，也可以产生很多新的见解。

19世纪末期，穿着清朝官服的外国传教士

三联生活周刊：读你的书，开篇第一章写到利类思和安文思这两位传教士，他们相比汤若望这样更知名的传教士来说，并不为人熟知。你写他们的故事写得非常详细，有很多的细节，把这两个人的身世背景、人物性格，在朝廷中做了什么样的事，身份、地位和能力的施展都呈现得非常翔实。我不知道像这样的史料是因为之前不好收集，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们被历史忽略，不为人熟知？

孙立天：最早梳理传教士历史的人就是教徒，清末的教徒要记录他们教会的历史。对于清初传教士，他们最早把目光就集中到了汤若望身上，这样一来，后来的学者包括民国学者，再到近年的海内外学者，都将焦点放在汤若望身上，以及之前的利玛窦。如果你看明清传教士的历史就会发现，从明朝的利玛窦神父到汤若望，再到南怀仁，这三位好像连成了一条线，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历史就以这三位传教士为中心勾连起来了。

但真实的历史在利玛窦之后出现了分野，汤若望和东堂两位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在清初年间的北京其实是并行发展，且相互争斗。最早在顺治时期两边相互不来往长达十多年，各自建教堂，各自传教，是一种平行关系，但两边又都能通过自己的不同关系直接通达到顺治皇帝那里。汤若望的教堂是从利玛窦那继承过来的，那是明朝就有的；利类思和安文思曾效忠张献忠，在成都被清军俘获后解送至京，先后受到多尔衮、顺治和康熙的礼遇，在顺治帮助下修建了新的教堂，就是东堂（王府井天主教堂）。顺治年间，汤若望的南堂（宣武门天主堂）与两位神父的东堂就是两个据点，两条线，双方以两个教堂为不同的中心分别传教。后来由于鳌拜时期的政治斗争，汤若望的南堂被没收，他自己也因为中风被送到东堂，由另外三位神父照顾，一年后就去世了。后来我们看到的南怀仁和后来的传教士在康熙朝东山再起，其实是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三位以东堂为基地开始的。了解了东堂的存在和历史，这段历史才能理顺，连贯起来，我在书中把这一部分历史做了补充。并不是说以前的历史学者有意把它们忽略了，而是历史的书写就是这样一步步填补着写过来的。

从学术上来说，我明确了这些传教士和满人的主奴关系，这可能是我对填补学术空白的一点贡献。清廷与传教士的主奴关系的起点，在我看来就是这东堂的两位传教士。

有关清朝的主奴关系，大家比较熟知的是曹雪芹的爷爷曹寅，他们最初能够做包衣奴才，也是因为曹寅三代之前的祖父在战场上被抓，作为俘虏，再作为奴才一步步再起家的，这是当时非满人进入满人世界的一个基本路径，而奴才的来源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战场上的战俘，利类思、安文思这两位传教士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他们在四川被豪格的部队俘获，成了豪格的奴隶，后来奴籍被转到了康熙母亲的娘家，也就是佟家。所以他们后来是以康熙外戚家奴才的身份进入到康熙的世界的。

以前西方人写这段历史，是关注过这两位东堂传教士的。但关注点主要是关于他们和汤若望互相敌对的历史，因为这两个传教士一直在状告汤若望，说汤若望行为不检点，告他入朝做官，还用拉丁文书写状纸，寄回到欧洲，教皇还曾专门组织了人来调查这个事情。这一部分历史材料较多，西方人写得也多，以前研究的关注点是他们和汤若望的关系，但重点还是汤若望，他们只是作为汤若望研究的一部分而存在。二战时期有一本《汤若望传》影响很大，是德国人写的书，主要材料就是当时罗马教会里的资料，这本传记在民国时就被翻译成了中文，影响很大。这也是为什么在后来的历史研究中，汤若望受到更多关注的一个原因。

清末，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右一）在中国

康熙的世界观

三联生活周刊：你写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在铲除鳌拜之后，康熙本人才开始学习汉语和中国传统典籍，这已经是青年时期的事了，此前他一直使用满语。与此同时，康熙也在跟南怀仁学习西学。也就是说，康熙学西学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学是几乎同步并行的。这种情况对他个人世界观的架构、知识体系的形成有怎样的影响？对西学的重视是否又影响到整个清朝的国际政策，包括红票的诞生？

孙立天：这也是我书里一个主要想写的内容，这些跟我们传统的理解相违背。我们总看到康熙到处题字、留诗，会认为康熙的中文水平是很好的，但其实他留下的大部分东西都是经过内廷大臣润色修改过的，如果看康熙直接的御批，你就会发现他的中文并不算好，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红票里的汉语部分其实是有点不通顺的，那张红票就是没有经过任何润色的，是康熙汉语的真实水平。

如果多看一些会发现，康熙写一段话，很多都是口水话。做一个最简单的比较，雍正的汉语就是极好的，雍正是学禅宗的，他的汉语水平能和禅宗和尚讨论佛法。书中附件有一封雍正写给年羹尧的信，那封信能体现出雍正的汉语水平。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康熙正式的汉语教学是在铲除鳌拜以后，也就是康熙大概15岁的时候才开始的，已经落后了。

三联生活周刊：康熙学过西学很多人都知道，相比其他皇帝，他的西学修养很好，但是他什么时候开始学、学到什么程度我们并不清楚。就像你在书里也提到，这很难量化。

孙立天：是的。不过从文献里可以看到，康熙到晚年的时候还很有兴趣了解欧洲最新的数学研究进展。大概他去世前五六年时，三皇子跟他报告说有一个新来的传教士，据称在欧洲是位数学教授，在大学里教数学，康熙便交代三皇子去问一问这位新来的传教士，到底欧洲有没有找到新的方法来求解平方根和立方根。从数学学科的发展来看，通过代数求根，特别是立方根，因为还涉及虚数的问题，在当时也算是欧洲数学的一个瓶颈，他们当时也没完全解决。这个御旨是康熙留给三皇子的一个便条，用满文书写，康熙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还有兴趣知道，就说明他的数学水平已经很不简单了。这样的例子并不少，数学之外，还有康熙及皇子会和传教士讨论日心说和地心说的问题，他们会做比较科学的天文观测，质疑地心说。

我主要想说的还是康熙的世界观，可以通过中俄谈判来体现。在中文的史料里面，记述中俄谈判是很少的，朝廷的满文档案资料也很少。是什么原因？从传教士留下来的资料来看，当时的满汉大臣都觉得《尼布楚条约》谈不成，他们并不看好，但康熙完全绕开朝廷来处理中俄关系。为什么康熙认为能够成功？其实就是受到这些传教士的影响。传教士看到的并不只是中俄局势，而是当时的全球局势。当时俄罗斯不仅面临中俄问题，与欧洲也有战事，再加上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对欧洲和俄罗斯都有影响，俄的重心是在欧洲一侧，对于东线与中国接壤的这一侧，在黑龙江以北的雅克萨战争对俄来说不是核心利益，多一点、少一点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

若要获取这样的信息，就必须了解世界，知道世界的另一端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就是我所说的世界观。这些情况康熙是知道的，但他的群臣不知道，在这种局势下，康熙始终坚持保卫相应领土的主权。中文唯一有一条史料说明这个问题，即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春节，群臣跟康熙一起过节，康熙有点自夸地向群臣说，大意是：“你们满汉大臣都说这个条约谈不成，怎么样？我就把它办成了。”说明当时大多数人不看好这件事情，但康熙做成了。在我看来，康熙的能力和对世界的认识远远强过大臣和皇子，就是因为他学过西学，这是他的教育构成里重要的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从康熙到雍正，对待传教士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什么到雍正时候传教士就被严厉整顿？背后有什么样的雍正个人原因和政治原因？

孙立天：雍正也跟传教士学习过，对传教士的音乐有兴趣。在雍正朝有一个传教士和雍正的个人关系不错，叫德里格，他在北京建了西直门教堂，就是在雍正登基那一年建的，但这并不对雍正的政治建树构成多大的影响。

康熙末年，众多皇子争夺皇位的故事是大家都熟知的。康熙朝太子在位30余年，被废两次，传教士在这位太子身上投入相当多的资源和精力，但朝局变动，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在朝野中，传教士们也会和其他朝臣一样，去猜测哪个皇子将继位。康熙朝太子在位30余年，被废两次，传教士后来把精力放在了皇八子、皇九子以及皇十四子这边，可以说是押错宝了。

三联生活周刊：“红票”这个东西在康熙之后就消失了，是吗？

孙立天：对。在当时有很多东西叫“票”，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证”。不过这个票是用朱红色印刷的，所以被叫作“红票”，它不是一个长期都有的东西，只有康熙发过这一封，发到西方去，称为“康熙的红票”。

红票印刷好以后，康熙的内务府告诉广州的官员，碰到路过的西洋商船，如果看起来像是显贵，就发一张给他，请他们带到欧洲去，有点像今天火车站发的寻人启事一样。几乎可以肯定，这张红票像康熙预想的那样传到了当时教皇的手里。这个红票现存有18张，它的目标群体就是欧洲人，不是要传给国内人看的，所以在大陆、台湾地区，包括香港地区都没有出现过这张红票。

三联生活周刊：虽然切口是这张小小的红票，但你在用一种全球史观的视角来探讨康熙年间乃至整个清朝的全球化。那么怎样看待清朝的历史进程与这种全球化联动的关系？

孙立天：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全球化中的清朝”，在大众的理解里，一说到清朝就有闭关锁国这样的概念，但是我现在想展现的是，当时其实并没有闭关锁国，当时的清朝在跟世界进行各方面的交流。大概从2000年开始，美国的“加州学派”从经济史的角度来探讨清朝在全球化中的位置，比如用白银资本的流入中国来反映明清之交的世界经济的流动，用经济学来说明其实中国当年没有闭关，一直跟世界在进行贸易。

而我想从一个更具体的故事化的角度来展现，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深入到中国的官场，处理很多问题比当时的中国人还要地道，包括行贿，私底下谈事情、找人都很精准。在雍正要禁教的时候，传教士也直接写过“我们是花了大价钱去贿赂过礼部某官员的”，让这位官员把康熙的奏折找出来为他们所用，希望保住教堂。

我想通过这样的故事来说明清朝的全球化、世界化的问题。“加州学派”有关白银资本流动的研究是宏观的，但我想探讨的问题是更具体的：这些西洋人是怎么进入中国的、具体如何开展活动，康熙这个皇帝又是怎么来对待西洋人的、怎么处理中俄的边界问题，等等。回到中俄战争来看，当时俄罗斯跟教皇还在结盟，要一起对付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和中国签订盟约，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增强实力的筹码，意味着已经处理好了东部边界的问题，而且从《尼布楚条约》开始，中俄开始常年贸易，也增强了俄罗斯在欧洲方面处理地缘问题的实力。

再往大了想，清朝比明朝的版图扩大了很多，这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这个条约。不只是康熙，后来雍正也派出使团到圣彼得堡和俄罗斯再一次商讨这个问题，而且他派了满人走陆地路线，直到圣彼得堡，这也是很有世界化、全球化思维的一件事情。这个使团在所有的清朝官方历史中都没有记载，一直到二战以后，才有学者从俄罗斯的史料中发现了这个使团的存在。

从地缘上来说，中亚与西域处于俄罗斯与中国之间，清朝政府只有跟俄罗斯结盟才能更好地解决中亚的问题，这些都是很有全球化视角的政治处理。以前我们认为出海远行才是全球化的体现，其实清朝在往中亚陆地的推进也是全球化影响下的战略考虑，清初并没有与世界隔绝，这就是我想讨论的“全球化中的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