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贺宏亮

疫情之前的二〇一九年春天，我曾随浙大访碑团至陕西一游，得识海上陈麦青老师，并有数日的盘桓。回川后读到他的《翰墨烟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九年版），深有启发。两年后，再次得缘，随浙大访碑团在巴蜀寻古，又聆听到陈老师不少高论。近日拜观陈老师新著《汲古之乐》（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三年版），虽是一部十余万字的小册，但信息量很大，读之如行山阴道上，有目不暇接之感。

陈麦青的金石研究自有其特色，如白谦慎老师在《汲古之乐》序言中提到的“循题发挥”和金石札记写作的变化等。我在此想从个人观感角度，略做一二补充和申说。 

“时空压缩”时代，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戴维·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的说法。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科技高速发展，以及“即时系统”和“瞬间影像”的商业化，使得空间的阻碍实际上崩溃了，时间也“片断化为一系列的永恒当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因住家和工作分别在成渝两地，近几年每周往来穿梭，似乎感受尤甚。今日学人思考的环境及治学条件，也与几十年前大为不同。这种状况让材料的“竭泽而渔”成为一种现实，而非梦想。《汲古之乐》中引有一些前辈所记不能参合诸本的遗憾，如“旅馆清寂，乃合诸本，勘其剥缺之异同而详著之，大致亦颇了了，而尚有疑不能明者，则非更得旧本参互钩考，不能释然”（73 页）。但当下因为照相术普及和影印本的风行天下，再加上人缘、交游和交通的便利，可以随时随地获致前辈一生都无法聚合的金石拓本材料，同几并校，得出真知灼见，如陈麦青穷尽材料后得出陈叔通旧藏石鼓拓本略早于上图徐紫珊本的结论（9页）等。再如，《读黄易往来友朋书札辑考》和《虚斋藏札中的人和事》两篇长文，重点拈出与黄易有关的人事，在《黄易往来友朋书札辑考》《古欢: 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故宫藏黄易尺牍研究》等著录和庞虚斋藏札中左旋右抽，左右逢源，勾连起金石艺苑的诸多故实细节。陈麦青胸中书卷繁富，能供其穿穴群籍，触处生春，无不如意。当我读到他从《国朝名贤手札》中检出故宫藏张廷济抄录黄易“新斋”“信拓”二札的原件，黄氏与吴骞、江德量等往来书札与故宫藏黄易札、“秋盦遗稿”中文献牵连关涉、相互印证时，不禁拍案叫绝，叹为观止，耳边似乎响起了刘若英的一句歌词：“原来你也在这里。”这种高密度高关联性资料的刊布、流转、获取和研究，并发见前人无法知晓的许多历史细节，似乎只能在今天这个时空压缩的时代才能够实现。

时空压缩时代也是讲计量、讲标准、讲科学的时代。在材料聚合的优势之外，学人治学观念的变化也显而易见，求真求实成为金石题跋书写的一种立场。金石题跋自北宋欧赵始，标举“证经补史”， 我对之也一度信以为真。但细读《集古录》全书，才知欧阳修书写金石铭文书法之美带给他的愉悦，远远多于“为传记正讹谬”“为朝廷决疑议”的内容，后者只占全书的五分之一左右。有趣的是，欧阳修只要写下一则明显有史学价值的跋尾，便会立刻提醒读者，其工作对于澄清史实很有价值云云，似乎是想掩盖他“溺”于金石之美的“消遣”目的。后世金石题跋承续欧赵作风，也以“消遣”为主流，真正关注于史实探究的并不多见。陈麦青多方引证，细心考订出“介侯”“广平”之类鉴藏印的真正归属者，坐实前者为张澍、后者是姚广平而非翁广平，厘清一段文物流传史实（前代金石研究对此类题目既无心也无力），其传承的是近代以降自胡适、傅斯年首倡的求真求实学风，由陈寅恪传至蒋天枢，再到作为蒋氏弟子的著者本人。做一不太贴切的比喻，史语所集刊上陈寅恪、刘复、李方桂、闻宥等西方语言学研究路数的论文与传统训诂学之间的区别，或许正如陈麦青金石研究和传统金石题跋之间的差异。

立场观念的不同，带来思考路径的不同，结果当然会大异。《汲古之乐》中引述了吴昌硕的一段题跋很有意思（15页）。吴藏有诸多石鼓善拓，但他在“戊申秋杪获佳楮”之时，却是“亟临阮氏翻刻北宋本全文，其第八鼓尚存十二字之多，而今拓则无之”。吴氏更加在意于字多字全，而对是否翻刻、拓本是否更早似不甚措意。这与黄小松、翁覃溪斤斤于一点一画一字的校碑路数，求全与求古，二者判若两途。

最后想回到白谦慎在本书“序言”里提出的问题。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ChatGPT等，究竟会给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什么？白老师把答案留给了未来。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坚定信任者，我在此想大胆预测一下，十年，或者二十年后， ChatGPT之类的人工智能技术所能完成的书写，不论是“清代画家的地域审美观念”，或是陈麦青这样考据精审、文辞典雅的金石书画研究札记，都会远远超过人类书写的水平。答案，或许就在不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