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伴随城镇化进程的人口流动，农村家庭出现代际分离，家庭结构逐渐分散。这些变化中，农村留守老人越来越多，仅靠家庭，已经不能简单解决养老问题。在湖北黄石市三洲村，一个传统而典型的中部村庄里，一个小作坊式的家庭养老院找到一个中间地带，它灵活地嵌入村庄，让老人被看见，也让更多乡村养老难题被看见。
出租车往右转，驶入省道，车内立马颠簸起来。省道路面坑坑洼洼，左边是一段堤坡和长江，右边是湖北黄石市三洲村，我此行的目的地。颠簸大约一分钟，车子往右转下坡，拐进三洲村一个入口，很快就看到“海洲康乐养老院”这几个红色字牌，立在一栋三层楼房的顶端。涂了黑漆的栅栏前门上了锁，三个老年人坐在前院晒太阳，看我在门口站着，对我说了几句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然后，邓加丁院长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过来了，他沉默着找出一把，打开前门，邀我进去后又上了锁。阳光晒得背暖暖的，推着人往里走。
我本来已经做好准备，以为进入这家乡村养老院的第一刻，会先闻到一股等待我辨别、形容的“老人味儿”，但我没有闻到任何可供描述的味道。我刚走进来的前院有两把长条木椅，坐着几位老人，大厅里偶尔一阵清爽的穿堂风。往里走有个餐厅，摆着几排蓝色长凳和桌子，再往里走，是个100多平方米的后院，种了一大团栀子花、一棵小桂花树，还有几株绿植，靠墙有一张破旧发白的乒乓球桌，三架城市公园里常见的健身设施。两排房子围住了后院，有厨房和几个供老人居住的房间。一个根据自建房改造的养老院，大概就是这样了。
在海洲康乐养老院，午饭后老人在后院坐着休息，跟护工聊天
“现在住了九个老人，有两个老人家里有喜事，被孩子接回家了，还有一个生病了被孩子接走，还没回来。”走在前面，带我参观的邓加丁是这里的院长，他今年63岁，鬓角花白，身形略瘦，说一口有点吞字的普通话。他带我走进去看老人的房间，有双人房、单人房，每张床都是一样的格纹四件套，配一个床头柜、简易铁柜。紧挨着房间的是卫生间，算不上明亮，但也基本干净无味。“老人、护工都住在一楼，二楼我自己住。还有十几张空床位没人住。”
这个总面积上千平方米的小型养老中心，六年前还只是一栋普通的三层家庭住房，跟村里其他楼房没什么两样。2018年底，邓加丁有了建一所家庭式养老院的想法，原因之一在于自己的母亲2013年中风，之后只能坐在轮椅上生活，后期吃饭也要别人喂。邓加丁是家里第一个儿子，上面有四个姐姐，这个传统的村庄奉行“养儿防老”的民俗，所以父母给他起名“加丁”，之后竟然真有了两个弟弟。作为大儿子，他有最直接的赡养义务，邓加丁跟中风的母亲住在一起7年多，直到母亲去世。
照护母亲几年后，他发现附近几个村里中风后半失能的老人不少，不可能每家都有人抽得出身照护老人。另外，他也经常看新闻，觉得“养老在将来估计是个大问题”。事实也的确如此，根据国内最新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约1.21亿，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为23.81%，中西部地区人口大规模流出地区乡村的人口老龄化比例更高。民政部2022年四季度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中空巢老人占比超过一半，部分农村地区，空巢老年人比例甚至超过70%。而所有老年人中，失能老年人占全体老年人的11.6%，且农村失能率远高于城市。
邓加丁是个闲不下来的人，他觉得自己发现了机会，就要趁身体还行时去做。2018年底，他跟村里“口头申请”改造自家楼房建养老院，也得到了口头答应。装修几个月后，2019年5月开业，迎来4位老人，全部是附近几公里内的村庄老人，还有一位是从阳新县一家私立养老院转来的中风老人。“县城离老人的家远，收费也贵，她被家人转过来，一直住到现在。”最多时，这里同时居住过十多个老人。
邓加丁是这里的院长，他自己有几分地，种了几种青菜、红薯，11月初是挖红薯的时节
养老院开业后的几年，邓加丁一直在摸索、改变。2020年，在村、镇、县的几次检查下，院里增加了一些消防设施，卫生间、户外墙边都加了扶手，防盗窗也锯掉一半，便于火灾逃生，也有了现在后院的健身设施。起初两年，邓加丁接收除传染病外的所有老人入住，后来不再收有精神问题、全失能老人，因为这些老人带来的照料麻烦、与其他老人的人际关系问题，远远大于这个小机构能承受的——他只有两位50多岁的护工，其中一位还要负责日常烧饭。名称上，这里曾被挂上“老年人协会”“日间照料中心”“海洲康乐养老院”的牌子。去年夏天，邓加丁作为个体工商户拿到了营业执照，改名“加丁老年服务中心”。
夏柱智更愿意称这家养老机构为“小作坊式养老院”。他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也是黄石市阳新县人，2021年开始对国内中部3省的9个县城开展乡村养老问题研究。他偶然听亲戚说起三洲村邓加丁的养老院，之后去考察过多次。在政府倡导的9073（90%老年人采用家庭养老，7%为社区养老，3%为机构养老）养老模式中，邓加丁的养老院属于3%的市场化经营，但这里跟县乡常见的养老院又不太一样。夏柱智曾撰文，描述邓加丁的养老院依托村庄的熟人社会网，护工也来自周围村子，与老人有共同的语言、文化背景，或者说情感联系。另一特点在于，这里半公开，虽然老人不能出去，但每到晚上，附近村民会来养老院喝茶聊天、跳广场舞。“这是一家嵌入村庄的养老机构，在阳新县只此一家。”夏柱智说。
11月初，我看到夏柱智的文章，找到这家小作坊式养老院。我很好奇，这里的老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里能看到乡村养老什么问题？更重要的，这里的老人如何看待自己？
中午11点半，护工朝前院喊一声“吃饭了”，随后回厨房端出一个大餐盘往餐厅里走。餐盘上有7个老人不同款式的饭碗和汤碗。每天中午，老人吃煮得很软的米饭，配菜两荤两素，一碗汤。今天是茭白肉丝、红烧肉片、番茄炒蛋、自家菜园的菜心，还有一碗紫菜蛋汤。老人们有自己固定的座位，他们拄着拐杖、推着轮椅，慢慢走进餐厅。
养老院里的餐厅，每个老人有固定座位，还有专属餐具
这些老人在77〜93岁之间，来自附近几个村庄，离养老院最远的一家有30多公里，最近的不过100多米，全部是留守老人。邓加丁说自己没怎么做过宣传，大多靠院内老人亲属口耳相传。养老院营业一年多后，她的母亲去世。邓加丁说，母亲人生最后几年，几个兄弟姐妹常去看望她，偶尔接她去别家住几天，已经是比较“享福”的晚年。因为村里其他老人，晚年并不都有儿女陪伴。
刘青山是三洲村的村医，今年70岁。在三洲村行医54年，有的家庭，三代人他都认识，他靠经验、时间，成为村民最信任的人之一。五年前他退休后，专门负责村内老人的健康、公共卫生服务，每季度都要上门，给所有老人做基础检查，并记录在册。他告诉我，三洲村是阳新县最大的村庄，村庄沿着一条大约12里长的直线，分布着6400多人口。这块地区非常看中多子多孙，也“重男轻女”，即使是现在，基本每户人家也是2〜3个孩子，往前两代，生过10个孩子的都有，就是为了“要儿子，养儿防老”。
但随着生育、土地等政策的变化，三洲村，或者说国内大部分乡村的家庭结构、养老方式也逐渐分散。上世纪末，三洲村绝大部分田地被征收修路、修桥、建立各种工厂，村民们失去土地，人均只有一分地，只够种菜自家吃。青壮年要么外出去南方城市，要么去附近工厂打工，他们的儿女部分留在城市上学，三洲村内的小学已经废弃了四五年，跟街道上更大的小学合并。
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不同代际的养老方式。以邓加丁为例，他的父母一代靠务农为生，失去劳动力后在乡村靠子女养老。到了邓加丁这一代，他高中毕业后沿着长江跑了20年货轮，很大一部分收入贴补给两个弟弟。之后做过生意、回三洲村做了四年村干部，发现“一年也没有几千块”后，他又去福建打工，担负三个孩子的学费。2011年，邓加丁的孩子们大学毕业，他才回到村里定居，偶尔做点修路的工程。邓加丁的同龄人，也大部分外出务工，中老年后回村度过晚年，同时养育父母、做零工、帮子女带孩子。而到了邓加丁子女这一代的“80后”，他们几乎全部定居在一、二线城市。那么，邓加丁这一代，大量的留守老人，怎么养老？
刘青山告诉我，留守老人是乡村重要的问题之一。三洲村60岁以上的老人有600多个，留守老人就占了200多个，大多都有慢性基础病，他手机里存了所有留守老人亲属的联系方式，不定期告诉他们老人的身体状况。
刘青山的记忆中，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很多老人活不到60岁就去世，基本谈不上什么留守。动荡年代结束后，人的寿命延长了，60岁虽然在法定意义上是老年人，但在乡村少有“退休”一说，养老金也只有每月100元出头和失地补助200多元，加起来不到400块。这个极低的数字几乎不能为家庭带去多少补贴。老人难为家庭带来多余的经济贡献。而在乡村，标定一个老人最明显的方式就是经济价值，或者说劳动能力。
“劳动能力”能直观划分一个人的老年生活——有劳动能力时，要种菜、做零工，带孙辈；失去劳动能力，不能在第一时间“拖累子女”，最先依靠的是配偶养老；一旦配偶去世，成为留守老人，少数老人直接被儿女送进养老院，更多是在家靠邻里关系互助养老。此时，老人变成了一把锁，独自看护一个家庭所剩无几的财物。等到老人完全失能，锁的功能彻底消失，老人要么被安排进养老院，要么有另一把锁回家。
类似的路径，基本也是邓加丁养老院里老人经历过的。他们早年务农，晚年照顾配偶，配偶去世后，老人大多经历过中风，或有慢性病，住进养老院。邓加丁说，这几位老人的家庭情况，比村里其他老人还要好点，每年还能付两万元左右的养老院费用。他遇到过一些老人，想住进自家养老院，却没有子女愿意共同负担每月1500元左右的费用。
《都挺好》剧照
一天，还不到下午3点，这本是养老院规定的饭后午休时间，所有人都在休息，院里很安静，只有附近省道上偶有货车路过的颠簸声。我走到前院想晒会儿太阳，看见一个老人在数手里的几张纸币。看到我后，她双手插兜，笑眯眯地走过来。
她叫邹细秋，这个名字是我后来才知道的。细，在当地方言中是“小”的意思，很多中老年女性的名字里都有这个字。邹细秋走路有点挺着肚子，但无需拐杖，在院里算身体不错的老人。她齐耳的短发全白了，戴一个黑色塑料发箍，一双金耳环，两只银手镯——这也是当地中老年女性常见的首饰，穿金戴银，仿佛这样才能体现一个老人被疼爱。
我问邹细秋怎么不午睡，她说睡不着。在这里待了两天，我已经能听懂零星几个方言词汇，并靠上下语境、表情、动作推测老人的回答。
“你多大年龄了？”这通常是我正式问老人的第一个问题。
我夸她身体看起来很好，她笑着点头。之后的对话，我几乎不用提问，只需要顺着她的话回应。她带我去她的双人间，下午的阳光透过窗户，刚好打在她的格子被褥上。她说自己会做鞋垫，在几个小柜子里翻找，终于掏出一个白色塑料袋，里面凌乱堆着彩色细线、白鞋垫，还有四五双绣好的花鞋垫，大红的花朵边上有几个字，左脚和右脚加起来是“嫁给我”“一生”。
我问邹细秋认识这几个字吗，她指着念出了“我”“一生”。接着说她没上过学，十几岁时，村里干部组织教师晚饭后去祠堂，免费给村民集体上课，是她口中的“夜校”，夜校办了几个月后没有了，但往后70年，她都记得学过的一些字。
“我做得好吗？”邹细秋问我好几遍这个问题，我说很好，她就哈哈笑。没有预兆地开始说她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儿子都在拉萨，过年才能回来。二女儿几年前跟丈夫吵架，喝农药自杀。“我有时候做鞋垫，想到就很伤心。”这是后来我托黄石朋友帮忙翻译的邹细秋原话。她接着说老伴13年前病故，“他有福，死时身边有三个姓（意思是很多人陪着），我到这里来，前门一把锁，后门一把锁，我想出去，怎么出去呢？”
不到半小时里，她和我断续讲了自己83年生活的几个瞬间，直到护工来找我出去。那是我第一次和邹细秋聊天，之后我们有过数次语言不太通畅的对话，只要我在她身边，给几个回应，她就能重复说起过去。
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一种孤独。虽然邹细秋的小女儿住在黄石市，每两周来看望她一次，已经算几个老人里被探望次数较多的，但其余时刻，对他们来说仍是漫长。在养老院，三餐之间的空当时间，老人们基本去看电视、晒太阳，偶尔跟护工说几句话。他们几乎人手一部老年手机，手机里存了一两个家人的号码，铃声数日不会响起。除了邹细秋认识几个字，其余老人都没读过一天书，更不用说下棋、看书这类娱乐活动。
《妈妈！》剧照
我曾想记下每个老人的名字，但他们大多不知道自己名字是哪几个字。一个叫马花（音译）的81岁老人，是养老院里被看望最频繁的老人。我在养老院待了四天，她住在附近两公里的亲戚接她回家两次，每次要走之前，她都大着嗓门跟我笑说再见，好像要去参加什么喜事。
马花的头发总是梳得干净，身上散发着面霜的香气，闻起来藏着一股浑浊。有一次我去她住的单间，房间内整洁，有点昏暗。床头柜上放着她8年前拍的单人大头照，远看让人心里不舒服。走进了，才看到她背后是一片开花的粉色桃树。她对着照片，指了指自己现在的脸，摆摆手，说“不行了”。更多时候，马花跟其他老人一样，搬起凳子坐在后院，她有点耳聋，很难听清别人在说什么。
我把这些情况说给研究过乡村养老的夏柱智，他跟我说，孤独在乡村老年人里太过普遍，比经济困难还难解决。他曾听一个快80岁的居家老人讲述自己度过的一天：“我每天天不亮就醒了，没事做，也没地方去，就在家里转来转去。白天不敢睡觉，如果白天睡着了，晚上就睡不着了，是不是更难受？我家有暖炉可以生火，但是我和老伴不敢生，独自烤火也是很容易睡着，影响晚上睡觉。一个人待着很容易睡着，如果要睡着了，我就起来走走。一天要在村里到村委会的道路上，600多米走十几个来回⋯⋯”
“一天从头到晚怎么去过，成了乡村老人最难的事情之一。”夏柱智说。为了晚上能睡着，白天不睡觉，成了老人们对抗的方式。
一天里，晚饭后是养老院最热闹的时间段。邓加丁去打开前后院两个门，让两位护工分别注意老人不要出去。几个老人搬了凳子坐到后院。没多久，村里其他中老年人，有人带着自己孙辈，来后院跟护工、邓加丁聊天。三洲村没有公共广场，邓加丁的后院成了一个小型公共空间。这里有乒乓球桌、健身设施，还有一小块空地可以跳广场舞。“水电费、茶水都是免费，我希望村民来这里玩，老人们也能参与。”邓加丁说。
晚上6点半，几位60多岁的阿姨打开大音箱，跟着抖音热曲跳舞，音量有点吵，观众是凳子上头发花白的老人，还有村内其他老年人。这种有点反差感的表演与观赏画面，让我疑惑，这也算是一种参与吗？
“老人在旁边看着，其他人也能看到、认识这些老人，这就可以了。”夏柱智说，这也是一种社交，就是最字面意义上的看见和被看见，“所谓精神需求，摆脱孤独，不用那么复杂理解，就是老人每天要被别人看见，或者主动到人群里看见别人，有一个公共空间可以去。广场、南方乡村的祠堂，传统节日的仪式活动，这些都是满足老人社交的方式。反而是北方，少有宗祠观念和浓厚仪式的节日，相对来说乡村老人精神更孤单。”
前院阳光很好，门外是村里曾经的小学，四五年前撤村并校后荒废，村委会计划改造为老年活动中心
非亲属关系里，社交关系是老人确认身份的方式之一。虽然也有一些社交时刻，以一种不那么和谐的方式存在。
王细花是养老院里唯一一个坐轮椅的老人，她今年84岁，中风20年，从2019年养老院营业住到现在。每次我跟邹细秋说几句话，经过王细花时，她都冲我摆手，皱眉看着我，“不要说，不要说”。她们两个人，一个常在前院，一个常坐在后院。我听到其他老人说起，邹细秋不是本地人，老家距离养老院最远，又是去年夏天才住进来，以为这是一个“新人”被排斥的原因。
我问了50多岁的护工，她有点遮掩，跟我说起另一件事。大概是邹细秋有时脑子模糊，有次错收了王细花的衣服，穿在身上，被误当作“小偷”，王细花本来就有高血压，气到血压更高，被孩子带走住了一周医院。回来后她再也不能“原谅”邹细秋。她给自己的单间上了把锁，脖子上一直带着把小小的钥匙项链。
一开始，我不知道怎么理解这种院内老人社交关系的矛盾、摩擦，甚至排斥，直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一位做乡村养老机构调研的博士生陈璐告诉我，“这也是一种情感上的活力”。“只要是情感关系，就有爱恨和中间状态，在养老机构里，最怕的就是冷漠。”这也是家庭养老院的好处，陈璐说，老人愿意跟护工讲述这种摩擦，护工能“看见”老人的关系，就是一种信任。另一位研究相似选题的博士生李佩娴总结，刚过60岁的低龄老人，需要的是社会参与感；半失能老人，更需要被看见；全失能老人，最需要陪伴。这种陪伴可能只是一种声音，一个握手的触感，但最终是让老人感到被需要。
除了社交需求，在乡村养老院里，我看到另一种身体上的需求，发生在距离邓加丁养老院10公里左右的黄颡口镇社会福利院。
跟私营的养老院不同，黄颡口镇社会福利院只接收特困供养人员（过去被称为“五保户”），这是乡村一种兜底的养老方式，只要60岁以上老人满足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抚养、赡养义务人等条件，都能免费住进社会福利院。福利院的熊远乾院长告诉我，院里住了34个老人，入住率不低。大约45%，基本都是无儿女、无父母，没什么社会关系的人，男性居多。当了快6年院长，谈起老人的需求，他感受最明显的是“想要老伴”。“只要头脑不是很糊涂的，他都想要。”熊院长说，他和工作人员如果发现有老人走得近，也会尽力撮合二人，“搭伙过日子，住到一个房间去。”他的院里曾有两位男性老人，同时追求一位女性老人，他很担心两位男性打架，就去问那位女性的想法。“结果她对两个人都没意思，最后也没发生什么。”
熊院长说，曾有六七十岁的男性老人，刚住进福利院不久就找到一个伴侣。但这种情况很少。对研究者和工作人员来说，乡村老人的亲密关系需求，仍是一个比较隐秘的角落。
采访到尾声，我有一种模糊感。作家阿城在随笔集中写过，“中国人的脸越老越模糊，模糊得好的，会转成一种气氛”。我想到养老院里老人模糊的眼睛，很多人仿佛已经看够，不能再接收更多印象，不想再区分眼前陌生人的脸庞——除了邹细秋。
她是养老院里笑容和语言最多的老人，她说自己直性子，“有茶就喝，有菜就切”。她爱打扮、爱玩，脖子上一个吊坠、一条粗糙的珍珠项链，是她花14块买的。金耳环，是她多年前在一条泥巴路上遇到一个金铺，问了价格，觉得对方看不起自己，硬撑着花了398元买的（讲价减去两元）。还有第一次见面时，她跟我说自己想出去玩，“在这里死了也没人知道”。我想知道年轻时期的邹细秋过着怎样的生活，她如何看待自己的老年？对她来说，什么是圆满？
邹细秋，最爱笑爱打扮的老人，展示自己多年前买的项链，一共14元
我找到了邹细秋开餐铺的小女儿，也是最常去养老院看望邹细秋的女儿，在黄石市一个几平方米的酱香饼铺子里，听她讲了一个当家作主几十年的农村女性变老的故事：
我妈从小是被抱养的，养家对她不好，很早就嫁人了。她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我也是她抱来的，本来要我做童养媳，我长大后不答应，她也没强迫我。
妈妈是个很善良、能干的人，靠养牛、养猪、种田把我们带大，也没对我做区别对待。在家里，她一直是当家作主、口袋里装钱的那个，因为我爸爸太老实了，没多少话，一个村的都敢欺负他、骂他，妈妈跟别人吵架，他也不会去护一下，就是连个灯泡都不敢换的。所以老年后，妈妈手里没钱就不舒服，我们几个孩子都会给她点钱，她想买什么就自己买了。
13年前的冬天，我父亲忽然没胃口吃饭，也没什么力气了，但身上也不疼，就这样过了大约一个月，正月初九去世。去世时身边有很多人，所以我妈妈说他享福。那之后，我妈一个人在农村楼房生活，她一直能干，我们也放心。
大概三四年前，她来黄石大姐家，一个人坐公交时，司机急刹车，她摔了一大跤，撞到头，腰部还动了手术，那之后她就慢慢有点不对劲，老忘事。她年轻时就爱外出找邻居玩，摔跤后外出走路，能走很久，忘记要回家。她偶尔来我黄石家里住，我住六楼。她吃过的排骨、盆里的水直接往外倒。我女儿的牙刷毛巾她直接拿去用，我说过她很多次，她还是忘记。
有时候，我回老家看她，她不在家，但厨房煤气灶还开着，蒸的馒头黑了，锅也黑了，冰箱里菜都发霉了。我们觉得她一个人在家太危险，刚好我外甥女听说了邓院长的养老院，价钱不算贵，半开放，去年就问她要不要去。
没去之前，妈妈是同意的，她说：“别人伺候我吃喝，我什么都不用干不好吗？”住了一阵子，她不愿意了。她爱走动，不喜欢被关着，好像说有别的老人排斥她。不过暂时回不来了，我们几个孩子没时间一直陪着她，只能常给她打电话。她有两个手机，一个老年机，一个是几年前自己买的智能手机，说是看村里其他老年人玩抖音，她肯定也能学会，结果没有学会。今年在养老院碰到回收旧家电的，她40块钱卖了手机。
她还有一个痛是我二姐的去世。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初期，二姐头一天晚上还说要吃饺子，第二天上午就跟老公吵架，喝农药自杀了。当时都在封村封路，我妈妈没见到二姐最后一面，一说起就流泪。这几年，她常说自己活到头了，没用了，等死，还说算过命，人家说她活到84岁。我听着难受，感觉她准备好了死亡，可是我还没准备好。
《我们俩》剧照
她还没住进养老院时，就谁也没说，一个人去老家街上买好了棺材、寿衣、鞋子。她选了镶金边的棺材，她不喜欢跟别人一样穿中式寿衣，就选了小西装，花了几千块钱。我后来回家看到棺材都有点怕，她说这样好，省得以后我们着急忙慌地准备。她给自己选好了去世后的坟墓地址，就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小山坡上。她不要跟爸爸葬在一起，说因为年轻时候受他的罪，爸爸没有保护好她。
现在她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大哥二哥不经常去看她，觉得儿子不够孝顺。我大哥身体不好，他妻儿在西藏，自己常在黄石住院，也不给我妈打电话。二哥自己在拉萨，过年时才回来接妈妈。二哥跟妈妈说今年腊月初一去养老院接她回家，她一直算着日子呢。但其实，可能说的日子是假的。那时候不一定回得来⋯⋯
到了下午小学生放学的时间，我们的谈话不断被几个带孙女买饼的奶奶打断。邹细秋的面容好像清晰了一点，一个辛苦、独立又全部奉献自己的乡村女性，如今老了，失去了很多。我想到有天她在养老院里问护工借拖把，想去拖自己不小心吐在地上的痰。还有马花，她经常热心给别人拿凳子，倒热水。这些行为经常被护工、院长阻止，他们担心老人中途摔跤，遇到危险，干脆不要做什么事。不在意这种阻止可能切断老人获取价值感甚至微小尊严的方式。我听见很多人说“老人就是小孩”，其实老人几乎没有得到过与小孩相比足够的耐心。我又想起李佩娴在调研过程中，一位护工跟她说的原话：“小孩的屎和尿是新的，老人的是脏的。”
这位老人90多岁，吃完饭爱出汗，手里总拿着一把蒲扇
“我妈总觉得儿女满堂是最好的，所以她很早就让我嫁人，生两个孩子，我不到22岁就有了大儿子。”邹细秋女儿的声音传过来，带我回到饼铺。我不能确定她说这句话是认可，还是有点遗憾。只是相似的话我也听过。
那是采访结束、我要离开养老院的傍晚，邹细秋拉住我的手，祝我“工作顺利”，少见地问我结婚没。听到我说没有，她虽然笑着，还是撇了下嘴，让我尽快结婚，还要生两个孩子。或许这就是答案？一个乡村老人认为的圆满晚年。只是这种圆满不一定在自己身上，而是在一个已经变化的、不一样的下一代身上。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47期，感谢施雨、明浩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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