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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上岸”后,最在意编制的妈妈劝我辞职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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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工作,凑合点做也没关系,晚点做也没关系,我总说做新闻要“爱具体的人”,但之前的我忘记了,“我”本身也是“具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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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读者:徐图南

晚上七点半,我在吃外卖的时候接到了大领导的电话,已经来不及吞咽了,我把嘴里的年糕吐在了外卖盒里,然后按了接听。
“今天的稿件排得不好,整体内容太少,审核领导已经看过了?”
“是的,已经看过了,审核领导说控制一下条数……”
“多排点会怎么样?”
我连忙答应,在电话里保证修改。电话挂掉之后,我吃掉了之前被我吐出来的年糕,然后崩溃大哭。
——这是我“上岸”第一年,许多夜晚的写照。
《欢乐颂》剧照

作为2020届毕业生,我这一年的毕业典礼、毕业酒会、毕业答辩通通被取消,包括我的工作机会。我被关在家里整整五个月,线上投出的简历全部石沉大海。焦虑仿佛在城市上空升起,盘旋在数以万计的人的头顶。
2020年的我,对考编不屑一顾,觉得我是自由的鸟,不应该被体制束缚。在家静默的日子里,我主要的活动就是和父母吵架以及假装准备考编。
最后我留在了家乡,入职了当地的一家教育集团,开始执教初中语文,我父亲的办公桌在我的办公桌后面,他一抬眼,就可以看见我的电脑屏幕。坦白说,我觉得我的顺利入职,大概也不是得益于我的简历和表现,而主要有赖于我父亲是区里执教多年的、稍有名气的老师。
我所在的这所学校,教室里前后各装了一个监控,领导为了维持纪律每天都会去看,如果上课时有学生说话或是教师使用手机被监控看到,这节课的老师就会收到一个监控视角的短视频,告知你需要改进和哪些学生违反了纪律。这确实是个很有效的管理办法,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令我很不适,那种被人窥探的感觉非常严重,整个人不得不浑身绷紧去应对,而这种紧绷即使下课了也无法得到缓解,因为一旦回到办公室,我的父亲就会问我今天是否看了考编的书。
《小舍得》剧照

我开始不断地参加各种编制考试,只要有机会就会去考,但是我自己知道,这一切都将会是无用功——因为我没有看书。成败归因理论说努力才是唯一可控的因素,而我在诡异地等待着运气这一“外部、不稳定、不可控”的因素带我去远方。
在职备考有好有坏,我花很多时间在我的工作上,我的前辈们总说:“教语文,费这么多力气干什么?”但是我却依然奢望我的学生可以感受语文、喜欢语文。我在班里搞读书会、举办知识竞赛,甚至和大家一起写诗。在这个学校,教室垃圾桶里有糖纸就会被扣分和被通报,老师放《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小视频会被批评影响不好,被子要叠成豆腐块,校服拉链要端端正正地拉好不能自行敞开……我时常觉得学生也许面临比我更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共同地扑向我们每一个人。
但是我的一腔热忱很快就破碎了。一个年级二十个班,我依稀记得我的班级是第十八名。我被要求坐在主席台上做检讨,语调缓慢地陈述为什么我的班级语文平均分远远低于年级平均分,我给出的答案是“尾巴太长,很难处理”。
《小欢喜》剧照
我开始意识到我不需要教他们写诗,我只需要教会他们拼音的四个声调、声母、韵母这些理论上小学就应该学会的东西,但是在我的班里,能正确写出所有所学字拼音的学生,不过一手之数。更多的学生,会在课上讲《骆驼祥子》时问我什么是性病,会在课后问穿了打底袜的我“为什么不穿黑丝”,会在自习课上写以女同学为主角的np文(指一个女/男主角和n个男/女主角发生的故事)。曾经我以为学生与我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他们仍保有某些稚嫩的东西,而我已经丧失了。但是那个时候我才明白,有一些学生非常急于摆脱“稚嫩”的部分,他们希望自己快速地成为一个成年人,所以他们用某些成年人的方式说话和思考,我觉得有些遗憾,甚至感到痛苦。

这种痛苦驱使我真正地踏入了考编的洪流,我试图通过离开这里来逃避这种我无法解决的痛苦。那段时间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撕准考证,每次考试我都会打印两张,所以攒了很多。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整理我的桌子,然后把它们一张一张撕碎,像在撕扯我自己的过往。
但是我依然知道,我并不努力,我依然在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我有个学姐,我看了她在某考公APP上的用户报告,答题数量是19592道,而这仅仅是她利用坐地铁这些空余时间刷出来的数据。但即便如此,当时的她,依然没有“上岸”。这个APP有一个类似于朋友圈的功能,大家会在上面提问或是交流心得。学姐说她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翻一下,有时候刷到上岸大神的经验,就立马翻出笔来记在本子上。如果刷到裸考上岸的帖子也会感慨一下命运不公。但在这个APP里发帖的人大都和她处于同样的困境:大龄、单身、考了很多次也还是考不上。他们在这条名为“考编”的洪流里挣扎,想努力地游到岸上去却又无法做到,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抓到自己的浮木,但却依然还在坚持。
《请回答1998》剧照
我经常和学姐聊天,听她说跨省去北方考试的时候,突然在考场上流起了鼻血;听她说为了省钱买通宵硬座结果一晚上没睡;听她说剪掉了陪伴她六年的长发;听她说因为半月板受伤只好拄着拐杖参加面试……我觉得好像这才是一个努力考编的人应该有的样子,而不是像我这样混沌又麻木地度过每一天,好像在看书,好像又没看。后来,学姐去了本来没打算去考、结果莫名其妙就考上了的某市直单位。很有一些“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有心栽花花不开”的恍惚,她说。

非常戏剧性的事发生了,学姐的经历如出一辙地复刻到了我身上。我在考省直事业单位未果三个月后,顺手报了一个隔壁县的岗位。它们题型并不一样,而我不愿意再看书,所以考试前一天晚上我还在看言情爽文,第二天我就顶着黑眼圈去了考场。出分后,一百分的试卷我只考了六十五分,我撇撇嘴,只当是又一次失败。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我进面了,是第一名。
第二名比我低零点五分,我被这个结果砸蒙了,开始四处看面试班,但现在市面上的面试班动辄五位数,太贵了。一咬牙,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四百块的网课就开始学面试。
我开始不断地对着镜子练习,感受自己张不开的嘴巴。磕磕绊绊的声音挤满了卫生间,我经常练着练着就开始刷牙,好像牙齿干净一点就可以让说话更流畅。休息时我会搜索我对手的名字,很容易就搜到了,因为他的名字挂在了各种播音相关的链接里——对手是个播音生,这让我两眼一黑。
《乔妍的心事》剧照
而因为疫情,这场本应该过年前就完成的面试,硬生生拖到了夏天。我经常睡不着,不想吃饭,闭上眼睛全是“我怎么看待xxx”,各种时事政治和人际关系问题充斥着我的脑海,而上半年的学期开学后,我又把这些东西忘光了。
听天由命吧,我想。

而结局正如开头所展示的那样,我“上岸”了,以微弱的优势。我成功进入了宣传部某下属事业单位,成为体制内的一员。面试结束的当天,我的准领导就给我打电话,询问我的面试情况以及什么时候可以到岗上班。我有些语塞,搪塞了几句诸如“还没有出结果”的话就挂断了。
而结果一经公布,我的准领导便又给我打来了数个电话催促我到岗。于是,公示期刚过,政审还没有开始,我便去上班了。所幸时值暑假,我与老单位并没有什么纠纷,很快就办理了离职。
后来的无数个日子里,我都在想,这几通电话,或许不是催促我上班的号角,而是催促我“快跑”的钲才对。
我是入编之前上班的,所以有两个月没有工资,仅仅领补贴。第一个月我包含租房在内的开销是近四千块钱,而我的补贴是一千五百块。我主要的工作内容是运营单位的公众号,因为是宣传口,公众号的更新频率是日更,周末及节假日也并不休息。这倒也没什么,主要折磨我的是——
“等待。”
《只是弄丢了手机》剧照
新闻行业遵循着严苛的“三审三校”制度,而区县一级更加,差错率不得超过万分之三,否则将被约谈。我单位的公众号也完全不止三个人在审校,涉及中心工作的稿件推送出来的预览,观看人数一般是十个人左右。而这些人,是靠微信一个个推过去,一个个打电话去催的。
用时兴的话讲,我是极致的“i”人,对打电话有极大的恐惧感。一开始我不敢打电话,只敢在微信上反复地问“您看过了吗?”然后得到一个又一个“已看”的回复。等待的时间很漫长,这种等待像一把生锈的刀子,很缓慢地切割着我。
我租住的房子离开单位并不远,走小路大约只需要七八分钟。晚上九点钟之后,路灯就会熄灭。而那几个月,我不止没见过夕阳,甚至没见过亮着的路灯。我踏着黑暗回家,面前只有手机手电筒的光,还要小心不能踩到隔壁邻居养的鸡留下的粪便。
躺在出租屋木板床上的时候,我总是在黑暗中抬头看向天花板。有时候飞虫会扑向侧着的手机屏幕,它扑腾着,翻飞着,在白色的墙壁上把自己变成一头森森巨兽。如果你也把手举起来,墙壁上就会又长出一棵朦胧的树,你屈伸,它生长。
《花水木》剧照
这种黑暗和孤寂时时缠绕着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即使不工作,我好像也丧失了一切生活,我开始莫名其妙地流泪,只要开始工作,我就开始流泪。我一边工作一边流泪,但我的工作依然做得很不错,领导和同事都觉得我很能干。现在,我一个人做三个岗位的事情。我好像越哭,越做更多的工作。
我终于崩溃了。

那天是周六的凌晨一点半,前一天晚上,我十点半才下班。而这个周末,是我当月唯一一个得以休息和喘息的周末,但我忘了关震动。
于是我接到了领导的电话,他指出今天的某篇稿件标题过长,不太合适,而这篇稿件的作者并不是我,我仅仅作了校对。标题也并不是我拟定的,而是另外一个领导给出的意见。
我坐在床上,明明不冷,但我浑身发抖。
领导在单位大群艾特我,于是我在群里发:我能力确实有限,无法胜任这个工作。
第二天早上八点,另外一个领导大约是看见了群消息,打电话给我说和,我只沉默,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
事情还没有结束,在周一例会上,这个事件再一次爆发。领导在会上说:“某些同志可能家里条件还不错,没吃过什么苦,但人要有点情怀,吃苦是正常的。”
我的弦彻底崩断了,我大声回道:“不用某些,直接指名道姓说我就行。”

《北京女子图鉴之助理女王》剧照

我已经不太记得当时争论的细节,我只记得一片混乱,而我又哭又笑,当场发疯,同事们或怜悯或关心或嘲笑的脸围绕着我,所有人都在劝说我这个已然崩溃的“疯子”。平和地说“我的工作太多了”不能带来改变,但我的发疯带来了整整两天的假期。
我很痛苦,但是我时常不知道我为什么痛苦。
我从小成绩尚可,学了适合女孩子的专业,毕业后没几年就考上了编制,我父母疼爱、工作体面。
我似乎走在非常正确的道路上,所有同龄的女孩子都应该羡慕我的正确,再过两年,我结婚生子,儿女双全,我的人生至此像一个完美的圆。
但是我还是很痛苦,我的痛苦不识好歹、时时到来,我有点儿喘不过气。

妈妈打来了电话,她说:“实在不行,我们就不干了吧,我们回家吧。”
其实妈妈才是最希望我拥有编制的那个人,我仍然在坚持,也是因为不想让她失望。妈妈的工作不太稳定,所以她希望我可以顺遂地过一生,但她依然和我说:“要不然不干了吧”。
我依然无法与所有事情和解,但是开始学会了“凑合”。有些工作,凑合点做也没关系,晚点做也没关系,我总说做新闻要“爱具体的人”,但之前的我忘记了,“我”本身也是“具体的人”。
《凪的新生活》剧照
我开始努力调整作息,调整饮食,调整因为工作胖了二十斤的体重,我买了健身年卡,寻找与压力共处的方法论,并且开始明确地表达必须增加人手的需求。
我也慢慢地开始试着不惧怕“等待”这件事,我在平板上下载了更多的视频APP,抽空看起了《我在岛屿读书》,并且跟着购买喜欢的书籍。我不再绷着神经等待一句回复,因为我终于知道,我应该奉为圭臬的是我自己,而不是他者的意见。
更值得一提的是,我还报了架子鼓课,已经学会了怎么敲“动次打次”,我一开始不敢大声地敲,老师总说“没事的,大声一点”,于是我就敲得一次比一次更大声,震耳欲聋的声音带给我震耳欲聋的喜悦,明天,我就要去学新的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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