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Ta相伴，是比婚姻还要亲密的关系？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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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对’传说’和老套的人生情节提出质疑，传记写作才能进步。”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只有对’传说’和老套的人生情节提出质疑，传记写作才能进步。”
在林德尔·戈登（Lyndall Gordon）所作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作家的一生》（以下简称《作家的一生》）中，伍尔夫的形象与电影《时时刻刻》中的那个精神崩溃、在劫难逃的女作家有着极大的不同。作家多丽丝·莱辛曾经提出过抗议：电影中那个扮演作家的女明星“永远皱着眉头，以表明她有多少深刻难懂的想法。老天爷！那个女人在不生病的时候是多么享受她的生活；她喜欢聚会，喜欢她的朋友们，喜欢野餐、远足和短途旅行，我们真是热爱女受害者的形象啊；唉，我们真是爱这样的形象”。
传记中形象回应了这种抗议，伍尔夫在书中的形象贴近了她对自己的认知：一个强健的步行者、一个“不知疲倦的探索者”，一个反对强权的抗议者。“是的，她身上带着刺，但她也有感受友谊和爱情的非凡天赋。她的日记表明，在大部分时间里她比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要快乐。”用作者的话说，“只有对‘传说’和老套的人生情节提出质疑，传记写作才能进步。”因此，在《作家的一生》中，她并没有效仿任何形式的常规叙事，相反，她想要的是一种“在真实性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详尽地追踪记忆和想象持续一生的流动”，以此看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眼中的自己。
在林德尔·戈登写过的诸多传记中，《作家的一生》其书名大概是最朴素的，其他传记如《不完美的一生：T.S.艾略特传》《夏洛蒂·勃朗特：充满激情的一生》，等等，她似乎从没有吝啬过对传主的人生加以形容。而面对弗吉尼亚·伍尔夫，她只用了“作家”两个字。
在接受采访时，她告诉我：“如果传记的主角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那么作品就是其生平的核心。”“作家的一生”正是概括了这本传记会将“作品”作为认识和讲述伍尔夫的核心。她认为，伍尔夫终其一生都在坚持不懈地将公共生活与其私人生活分开——在公共生活中，她是一位幽默的公众表演者；然而，是她沉浸在孤独中的私人自我，写出了那些伟大的作品。伍尔夫自己也曾说过，只有写作才能构成她“生命的整体”。
大约有35年的时间，伍尔夫每天都坚持写作。她的大部分作品——包括笔记、草稿、未完成的短文、早期的日记，甚至是阅读计划都被保存了下来。但是，林德尔·戈登指出，为了准确定义伍尔夫的写作事业的性质，我们必须把这些文献和正式作品结合起来看。“她逃脱了惯常的分类，正因如此，大众媒体倾向于给她贴上‘疯女人’或‘自命不凡’这样方便的标签而忽视她的作品。我的目的并不是介绍她的每部作品，而是去展现她的写作事业的整体轮廓。为了看到其中的连贯脉络，我将追踪潜藏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中的生命观。她在小说中反复指出，生命的重要时刻并非像出生、婚姻与死亡这类传统观念中的节点，而是一些隐藏在普通日子里的普通事件。”伍尔夫曾在1921年的日记里回忆起1890年8月的一个普通夏日，回忆起海浪的声音和花园里的孩子们，她认定，自己的生命正是“扎根于此、被此渗透：究竟程度有多深，我永远也无法说清”。
伍尔夫小说中的生命观与她对传记的认识一致。《作家的一生》最初的版本林德尔·戈登在1984年写就，在2006年修订时，作者在书中补充强调了伍尔夫“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的一面”：作为传记作家的一面。她指的并非伍尔夫所写的戏仿传记《奥兰多》《弗勒希：一条狗的传记》，也不是她受托为艺术家罗杰·弗莱写的传记。她想表达的是，在整个写作生涯中，作为一个传记家的女儿，伍尔夫始终挑战传记的常规，探索未来传记写作的新方向，探求完整而真实地记录人的生命的艺术形式。
林德尔·戈登认为：“弗吉尼亚·伍尔夫把传记当作一幅肖像画，而不是堆积事实的百科全书。她的对象必须像一件艺术品一样被创造出来。记忆和事实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归根结底，它们只是通向问题的向导。记忆给了她一束光，但只有想象力才能引导这束光。”她所作的《作家的一生》也正是尝试将传主的观念付诸实践。伍尔夫曾宣称：“传记艺术尚在萌芽阶段——更准确地说——它甚至还没有诞生。”这样的观点如今依然适用吗？林德尔·戈登说她很喜欢这句话，但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其他传记作品的标题中，例如《不完美的一生：T.S.艾略特传》和《夏洛蒂·勃朗特：充满激情的人生》，都会使用一些形容词来描述传主的生活。为什么你没有为弗吉尼亚·伍尔夫选择一个形容词，而是将其副标题定为“作家的一生”？“作家”在这里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作家的一生》 [英]林德尔·戈登著 谢雅卿译
林德尔·戈登：如果传记的主角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那么作品就是其生命的核心。副标题“作家的一生”强调了将她的作品作为其存在的唯一且最明确的事实的必要性。布鲁姆斯伯里小组曾经风靡一时，人们也想通过她所在的圈子去认识她。这当然也是必要的，我在这本书的“自由与友谊”一章中也写到了布鲁姆斯伯里，它也正是伍尔夫关于一群同时代人的小说《海浪》（1931）的背景。但更重要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终其一生坚持不懈地将公共与私人生活分开。她在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穿梭，在她的圈子中她是一位幽默的公众表演者，然而，是她沉浸在孤独中的私人自我，写出了那些伟大的作品。
之所以使用这个副标题，另一个原因是，昆汀·贝尔在他为姨母所写的那部生动有趣的家庭传记中宣称，他不会对姨母的作品发表看法，因此我的副标题提供了一种互补。（昆汀·贝尔本人在这本书出版后，也寄来了一封言辞慷慨的信。他唯一的保留意见是我对伍尔夫的那部和平主义著作《三枚旧金币》的赞同。他说：“我不知道我亲爱的姨母在想什么。”和伦纳德·伍尔夫一样，他在面临纳粹德国的时候抵制和平主义，但伍尔夫的和平主义超越了那段糟糕的时期，那部著作是1938年出版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传记并没有像其他书写伍尔夫的传记那样完全以时间作为线索。你在前言中提到，伍尔夫对生命的体验并不遵循惯常的线性时间顺序，那么，那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你如何理解和发现作家生涯中隐藏的轨迹？
林德尔·戈登：“时时刻刻”（The Hours）是《达洛维夫人》（1925）在出版前暂定的标题，它是一部描写时间如何影响我们思想的小说。在一天一夜中不断报时的伦敦大本钟与小说中的两个人物脑海中流逝的时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个人物是达洛维夫人，一位威斯特敏斯特的女主人，和患有炮弹休克症的“一战”老兵塞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他们都是沉溺于记忆的人，对他们来说，时间常常回溯到过去的决定性时刻。塞普蒂默斯被在战壕里向他走来的死去的指挥官的阴影所困扰；20多岁的他无法从战争的创伤中走出来。在他们的意识中，时间并不按照时钟的刻度匀速流动。伍尔夫笔下所有敏感的人物都是如此，他们都是她自己感怀时间流逝的投射——时间的流逝和那些本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偏离传统的线性叙述中，在重新体验作家生活中的某些场景时，我试图忠实地反映在她的经验中记忆的主导地位。在她的日记中以及她崩溃时的内容（就我们所知）中，她频频回到过去，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部传记在记忆和艺术之间来回摇摆。
第一部分涵盖了她的童年，追溯了《到灯塔去》（1927）背后的传记性事实；第二部分“学徒时期”追溯了“二十年黑暗的岁月”，即她年轻时失落和崩溃的时刻，直到《远航》（1915）。虽然这些小说的创作日期表明，她会从记忆里浮现的自传性内容中汲取素材——但并不是严格按照传记的顺序——不过，传记本身仍然有其必要的顺序基础，即从童年到青年，然后继续发展到的布鲁姆斯伯里小组的形成，再到她与该小组成员的婚姻，以及更具实验性的小说形式的发展。批评家们过于强调她的实验性成就，而忽视了从她职业生涯一开始就存在的卓越品质：记忆；对人类处境奇异性的独立探索者；以及清醒的质疑者——她曾说她和她的姐姐都是“改革者、革命者”，也就是说，他们是强调道德的人，是反奴隶制运动中精神的无畏继承者〔他们的曾祖父詹姆斯·斯蒂芬（James Stephen）是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的同僚，他们的祖父詹姆斯·斯蒂芬爵士（Sir James Stephen）于1833年起草了《废除奴隶制度法案》〕。
我认为传记的形式应该由主人公的生活来决定。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每本传记都必须有其独特的形式，而不是循规蹈矩地按照从血统写到坟墓。
三联生活周刊：书中给出了一个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刻板印象之外的伍尔夫：一个强健的步行者，一个不知疲倦的探索者，一个在大部分时间里比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要快乐的形象。对你来说，这样的伍尔夫的形象同样是新鲜甚至陌生的吗？从你的角度看，伍尔夫的真实形象为什么始终是不被认识，或者只被片面地认识？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真正地理解她？
弗吉尼亚·伍尔夫（左）和她的姐姐凡妮莎，摄于19世纪90年代（视觉中国 供图）
林德尔·戈登：她的日记塑造了她作为强健的步行者和享受生活的形象。这种自我形象与她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和他所属的“周日徒步旅行团”是相契合的。他每天徒步40英里，是一名阿尔卑斯山登山者。这个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女儿，每天下午都会在苏塞克斯丘陵上漫步或探索伦敦最古老的金融区的小巷，这与她休息的时间或她自己所称的“发疯”的时期是并存的——我找不到更好的词，英语中没有一个词不是贬义的，但从她的日记中可以明显看出，某些“疯狂”状态与创造力交织在一起。例如，她描述了当她写到《海浪》最后一段的华丽篇章时，她似乎在追赶着跑在前面的词汇。
这些“疯狂”的插曲以及她最终在1941年因害怕精神疾病而自杀，塑造了一个远离现实世界的“布鲁姆斯伯里女病人”的迷思。只有对围绕伟大人物形成的神话提出质疑，传记才能向前迈进。我写了《作家的一生》来反驳经常强加在女性生活中的厄运和死亡情节，仿佛拥有天赋的女人是要遭天谴的。遗憾的是，在讣告中，艾略特和E.M.福斯特（她的朋友）对她的评价也是不温不火的。
在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她的声誉低迷。大约在1970年，随着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兴起，她的声誉开始上升，并且一直在增长。那时，女性从阅读女权主义论著《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中获得力量。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提到，对这部传记的修订，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对伍尔夫女性主义的再度探讨。能不能具体说一说？如今，距离这部传记出版又过去了将近20年。当下，探讨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是否再次具有新的意义，能带给我们什么启发？
林德尔·戈登：近年来，“Me Too”运动发展如火如荼，女性前所未有地站出来谈论一直存在的问题：性骚扰、虐待以及家庭暴力对女性的伤害。我在《破局者》（本书创作于2017年，汉译本于2021年引进出版）一书中重提弗吉尼亚《三枚旧金币》里所呼吁的观点：女性应团结起来组成“局外人”社群。2020年2月底（就在新冠疫情暴发前），我被邀请在波士顿大学的“Me Too”活动上谈论这个问题。我们的研讨会由一位女性法学教授主持。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中，她一直抨击强迫或欺凌行为，她指出那些扯掉蝴蝶翅膀的小男孩，以及在《到灯塔去》中被比作“野生红蚂蚁”的追求某种目标的学者坦斯利。她运用事实、论据和幽默质疑权力本身。我认为今天的读者更愿意拒绝男人所创造的世界：它的权力游戏、战争、暴行以及压迫妇女的政权，正如我们在今天的阿富汗所看到的那样。
三联生活周刊：书中反复地强调，伍尔夫始终在追索“女人的天性是什么”，能不能说说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林德尔·戈登：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模仿男性。我记得1970年，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位同学听了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发表反对男性权力的演讲，这场演讲在纽约引发了妇女解放运动。她半开玩笑地说：“我想要男人想要的所有邪恶的东西。”女性认为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性格，少一点谄媚，不再被家庭琐事束缚，而是更加雄心勃勃地投身职场。
弗吉尼亚·伍尔夫并不提倡这种女性形象。她更倾向的模范——你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女性——重申了家庭价值观：养育、倾听、妥协、细心。一个真正的女性应该借鉴女性的历史，汲取在权力的阴影下获得的力量。她看到了女性如何发挥她们的传统品质，并将它们带入一个由极端男性主义驱动的世界——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过多的雄性激素伪装成了原则。我们无法确定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女人的真实本性”究竟是什么，因为在1928年，当她站在剑桥的一群女学生面前时，她自己也承认她并不知道。这句话出现在《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开场白中，她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回避了去下定义的挑战，并宣布她将处理一个更直接的话题，即女性的经济地位。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写作对象中大部分是女性，与为男性写作传记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林德尔·戈登：传记作者必须深入研究传记的主角，无论主角是男性还是女性，以便尽可能地了解他们的生活。话虽如此，我必须承认，女性更容易让我产生共鸣，在撰写亨利·詹姆斯和T.S.艾略特的传记时，我有意将他们生活中的女性置于光亮中，以便认识到每个女性对他们创作出不朽作品所做出的贡献。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选择成为一位传记作家，这件事让你感兴趣的地方是什么？
林德尔·戈登：我本来并没有打算要成为一名作家。学生时代，在撰写关于艾略特早年创作的论文时，我发现，越是了解他的生平，就能越发明显地感受到他的生活和工作之间的关联。随着研究的深入，我的论文越来越具有传记性质，因为研究揭示了他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已经在探索宗教生活。我意识到，艾略特对自己生活施加的“传记模式”与圣徒和殉道者的生活一样专一，尽管他看起来并且的确是一位现代主义者，但实际上他更像一个中世纪的但丁。我完全被其中的相似、分歧和失败所吸引（他诚实地表达了“做的错事和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是艾略特让我成为一名传记作家，我对这个特定的生命的简单性以及其复杂性和隐秘性都充满了兴趣。从那时起，吸引我的就是创作者隐秘的内心世界。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如何决定究竟要为谁写作一本传记的？
林德尔·戈登：我心目中的人选很早就确定了，主要是因为我喜欢他们的书。人的选择有很大的主观性。我认为传记作者是与某位作家有亲近感的读者。这不是认同的问题，而是对某些重要问题的意识。到目前为止，我从未屈服于编辑的建议。有一次，有人建议我尝试为赫尔曼·梅尔维尔写一部传记。当我查看他的论文时，我发现他的情绪太忧郁了，我无法长时间忍受。很难理解我为什么可以忍受艾略特的忧郁，却无法忍受梅尔维尔的忧郁，但需要做出的决定是，你能否和一个人物相伴多年。这是一种亲密的关系，也许比婚姻都更加亲密，但这是一种由不太体面的好奇心驱动的单方面的亲密关系。我记得汉弗莱·卡彭特（奥登、庞德和本杰明·布里顿的传记作者）说过，他承认自己有一种无法治愈的好奇心，一种在别人的底层抽屉里翻找的欲望。我们当时在谈论用“侦探”的方法写传记。我说我们做的事情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汉弗莱不同意，但必须说，我欣赏他幽默的坦率。
三联生活周刊：你会被自己的写作对象影响吗？在你书写的诸多传记中，哪位写作对象给你的影响最大？谁是最难以书写的？伍尔夫给了你怎样的影响？
林德尔·戈登：我的前两位传记对象，艾略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仅对我产生了影响，他们还塑造了我想要写的那种传记。它不同于编辑们所谓的“权威”传记。编辑们似乎认为读者期待的是一本给一个人的一生下最终定论的书。但我不相信有最终定论这种东西。通过详尽的描述来追求绝对准确和全面，可能反倒因为忽略了事物的复杂性而丧失真实。因为了解一个人的生活是无止境的，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承认，即使我们想说出我们生活的全部真相，我们也做不到。
艾略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已经展示了有多少经验是未说出来的、伪装的、隐藏的。他们强调了生命中的沉默、顿悟或某些崇高的“时刻”，那些“时刻”并不属于正式的、公开的事件。在《海浪》中，故事讲述者伯纳德（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的代言人）说，我们的生活并不像笔直的罗马道路，而是时不时地围绕着“屈辱和胜利的时刻”而展开。要让这些“时刻”在生活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强调内心生活，这对富有想象力的人来说是合适的。这些事会产生持久的影响，正如艾略特在1910年21岁时写的一首名为《寂静》的诗中所述：“除此之外，别无所有。”
三联生活周刊：写作时，你会为不同对象的传记设立不同的目标吗？对你而言，传记最重要的是什么？在你的阅读经验里，哪本传记是你最喜欢的？
林德尔·戈登：在这一领域的前沿，曾出现过令人钦佩的传记，其中之一就是弗朗西斯·威尔逊的《多萝西·华兹华斯的歌谣》。在1795年至1805年那段短暂的岁月里，多萝西与她的哥哥“好像共用一双眼睛和一副大脑”，威尔逊以敏锐的视角为这位独特女性的十年生活提供了特写。他是一位直击内心的传记作者。
多萝西·华兹华斯是一个我们无法完全了解的人物。威尔逊拒绝给她贴标签，也不愿给多萝西与诗人之间的深厚感情贴标签。他们志同道合，长途跋涉，磨炼了他们的想象力。作为孤儿，这对兄妹在童年时就分开了。后来，在她二十出头的时候，他们一起住在湖区的“鸽舍”里。他们过着像夫妻一样的生活，但弗朗西斯·威尔逊让我们相信，这是一种无法定义的共生关系。
多萝西写下的几行字迹告诉我们，在华兹华斯结婚的前一晚，她戴了他的结婚戒指。第二天早上，危机降临在了她望向窗外的那一刻，新婚夫妇经过，多萝西一头栽倒在床上，蜷成一团，独自面对痛苦。尽管如此，多萝西还是融入了这桩婚姻。蜜月旅行中，她坐在新婚夫妇的马车里。他们照顾着她；她是被爱着的。传记作者迅速掠过了多萝西漫长的精神衰退。她生命中最辉煌的十年结束了，对于诗歌来说，华兹华斯的辉煌也结束了。
三联生活周刊：对你来说，传记写作存在难题吗？最艰难的部分是什么？在写作过程中获取什么信息和资料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林德尔·戈登：在撰写传记时，档案馆中的信息是无价之宝，它对于侦探式的研究至关重要，可以让你非常接近传主，例如，艾略特与艾米莉·黑尔（一位默默无闻的美国演员和戏剧教师）的1131封信，它们被封存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燧石图书馆长达60年，直到2020年1月才被公开。这些信件中的一切都令人着迷，但更常见的情况是，真正有启示价值的信息被埋在一堆无关紧要的东西中。这让人很容易就迷失在作家的档案中。我一直记得汉弗莱·卡彭特曾经说过：“你必须准备好问题再去资料馆，否则你会陷入困境。”这个原则虽然不是我想出来的，但我在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这样做了——当我冒险进入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伯格收藏馆，查看艾略特的档案时，我的脑子里有一个明确的问题：艾略特什么时候开始转向宗教的？这些文件披露了他1911～1914年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期间集中阅读和未发表的诗歌，这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它动摇了人们对艾略特生活的分裂视角，表明他在中年时期的皈依并非偶然，而是几乎不可避免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中引用了伍尔夫的一句话，说“传记艺术尚在萌芽阶段——更准确地说——它甚至还没有诞生”。这句话现在还适用吗？
林德尔·戈登：我很喜欢这句话，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这本传记非常强调伍尔夫作为传记作家的一面。你在书的前言中就说到，你指的并不是伍尔夫写作了戏仿传记《奥兰多》《弗勒希：一条狗的传记》，也不是因为她受托为艺术家罗杰·弗莱写了传记。而是伍尔夫始终在探索未来传记写作的新方向。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所谓“未来传记写作的新方向”？你认为自己的写作，完成了伍尔夫对传记的艺术构想了吗？
林德尔·戈登：《作家的一生》（修订版）从小说中提炼出五个创新观点，使传记成为一种正在发展中的体裁。生命中有太多我们无从得知的隐私和秘密。换句话说，存在很多空白，这些空白常被那些沉迷于虚假的文献记录的完整性的传记作家所忽略。海明威的传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其中一本完整地记录了他中年时吃的每一颗药丸。其实不如简单说他有疑心病，因为药片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另一个例子是俄罗斯舞蹈家努里耶夫的传记，虽然书中对芭蕾舞的描述很生动，但由于传记作者坚持记录他的每一次一夜情，传记又变得乏味。这些一夜情如此没有个性，如此雷同，以至于整本书变得令人厌烦——我试图读过两次，但都在同一处放弃。也不能说这样写是不对的，只是这样缺少了对“重大”时刻的观察。
我认为作为传记作家的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公正地展现传主的“伟大”，尽管就努里耶夫来说，探讨他的性生活也很重要，因为这可能与他表演中展现出的那种雌雄同体的能量相关。弗吉尼亚·伍尔夫在选择关键事实时是站在艺术一边的。她在她的文章《传记的艺术》（1940）中指出，我们必须选择“具有暗示性和启发性的事实”。任何人都可以将一系列事件拼凑成一本700页或900页的书。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在决定一个人想要讲述什么故事时，更具想象力的真实是更有价值的。她接受艺术的主观性，认为大量未经筛选的细节可能只是空洞的事实汇总——是揭示性传记的反例。
因此，第一，她拒绝用虚假的无缝性来掩盖生活中所有重要的空白（比如《雅各的房间》），这种虚假的无缝性通常依赖于详尽的文献资料。
第二，我们可以选择非名人题材。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计划写一本书，暂定名为《无名的生命》（Lives of the Obscure）。在《传记的艺术》中，她颠覆了传统传记的惯常做法，提出了“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渺小？”的问题。她的想法是，那些原本微不足道的生命可能和名人的生活一样令人着迷，一样值得记录。
第三，强调私人的“存在的瞬间”，而不是一生中的公共标志：出生、婚配和死亡。〔艾略特在诗中谈到“不经意的瞬间”（unattended moments）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的杰作《四个四重奏》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的过去被行动的潮流掩盖。”（our pasts are covered by the currents of action.）〕
第四，关注生命中的共同元素，不仅仅是可预测的影响，而是人们如何相互塑造。〔我在一本名为《共享的生活》（Shared Lives）的回忆录中尝试了这一点，这本书讲述了我在南非的女性友谊。〕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隐形的存在”（invisible presences）。她所有的作品都提醒我们，那些突破了生命形式限制的死者的存在。来自“远方”生命的回响是无穷无尽的。（我试图在一本关于我母亲的回忆录中传达这一点，她把精神探索作为她生活的中心。她是艾略特的敏锐读者，这也是我选择将他作为第一个书写对象的原因，也是因为她，我辨识出了他的生命的形态，那种专一的轨迹，艾略特所称的“以信仰为终点的序列”。我不是宗教信徒，如果没有母亲的生命在我心中的回响，我可能不会有这么深的意识。
我不能说我的写作“满足”了伍尔夫对传记的艺术愿景。不。最多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尝试接纳她的变革性建议。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32期。感谢《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作家的一生》译者谢雅卿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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