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晓洁 实习记者·蒋文昕

2020年4月15日，警察在山东省青岛市某校门口护送学生进入校园

无差别伤人事件的社会成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过去的案例中总结什么经验去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院长冯卫国。他曾对国内媒体报道的100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事件做分析，总结30岁到50岁的中年失意男性基本是这类事件的主要行为人。近几年，这类案件有增长的趋势和新的变化。除了宏观层面的各类措施，作为具体的个人，我们也许可以更关心并帮助身边的人，在发现异常情况时，不要无动于衷。

三联生活周刊：最开始，我们先厘清一个概念，类似“11·11”珠海体育中心驾车冲撞行人导致35人死亡的事件，不同国家或地区有不同称呼。比如日本常称之为“无差别杀人”或者“随机杀人”，在国内犯罪学、刑法学里，怎么称呼这类事件？

冯卫国：我国目前普遍使用“个人极端暴力犯罪”这个称谓。对这种犯罪行为的认识和称呼，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1980年前后，曾有个别此类案件被定性为“反革命破坏案件”，后来归类为“严重暴力犯罪”，大概从2010年以后，各类官方文件开始使用“个人极端暴力案件（犯罪）”一词。当然学界还有些争议，也有一些其他说法，比如个人恐怖主义、报复社会型危害公共安全罪、仇恨犯罪等等。

对于类似的案件，有的国家通常称之为“无差别杀人”或者“随机杀人”，意思是没有明确的作案动机以及攻击目标，在作案现场，见到谁就杀谁。但这样来讲，范畴有些模糊，某些犯罪如战时杀害平民的战争罪行、恐怖主义犯罪，实质上也是无差别杀人，还有病情比较严重的精神病人在发病的时候，也可能在公共场所进行无差别杀人。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第一个关键词是“个人”，这类犯罪绝大多数是一个人作案，极少数存在两人合伙作案的情况，不存在任何组织形式，恐怖主义犯罪大多数还是有组织的，也都有一定的政治动机，但这些特点在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中是没有的。第二个关键词是“极端”，行为人出于极端化的思维和认知，为了报复社会而滥杀无辜，作案手段极其残暴，突发性很强。

我国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还有一个特点，行为人多数是处在社会底层的生活失意者，却针对社会上更弱势的、（自我）防护能力很差的群体下手，例如在幼儿园、中小学附近伤害孩子，如2024年5月20日在江西贵溪某小学门口发生的持刀行凶案。还有的选择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发动袭击，如在公交车上纵火，在超市、医院、闹市区等地方持刀行凶。如2024年5月7日云南镇雄某医院发生的持刀行凶案、2024年9月30日在上海松江某超市发生的砍人事件等。由于发生在公共场所，被攻击对象处于猝不及防的状态，因此会对群众安全感造成很大的震荡。

2024年11月12日，广东珠海体育中心西门，市民来这里悼念遇难者（视觉中国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上世纪80年代就对这种极端暴力行为有了初步的认识，从80年代到现在的40多年间，是否存在这类犯罪的“高峰期”或“低谷期”？

冯卫国：并没有严格的数据统计表明此类案件有“低谷期”和“高峰期”。个人极端暴力犯罪虽然已经出现在中央有关文件当中，但毕竟不是一个法定概念，司法实践也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犯罪类型进行统计，整体上涵盖在严重暴力犯罪的范围当中了。由于缺乏权威、精准的统计数据，很难看出哪一年多、哪些年少，所谓的高峰期、低谷期也很难判断。我们现在做研究，主要是根据官方媒体所公布的恶性案件进行分析，但从掌握到的有限的资料和信息中，也能看到一个大致的走向。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相对封闭，经济活跃度、人口流动性都比较低，社会矛盾纠纷问题不是很突出，这类案件不能说没有，但是极为罕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日益开放以及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竞争加剧，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个别社会成员如果缺乏正确的认知，就容易产生心理失衡，也就是犯罪学中所说的“相对剥夺感”。大家生活都比以前好了，但是跟别人比较的话，还是觉得差别非常大，就像古人讲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从而对社会产生怨恨情绪。再加上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矛盾纠纷必然增长。在原本积累的怨恨情绪与具体的矛盾纠纷影响下，就容易出现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所以这类案件在改革开放以后有增加的趋势。

大约在2001年前后，以石家庄靳如超爆炸案等为代表，我们所看到的有关个人极端暴力案件的报道明显多起来。逐渐引起社会关注。2010年3月到5月，多地发生在幼儿园、小学附近暴力行凶的案件，此类犯罪现象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改革开放逐渐进入深水区，矛盾纠纷不仅急剧增长，而且表现形式更加复杂，个人极端暴力也相对进入一个高发期，这是一个宏观上的趋向。

三联生活周刊：不少研究提到最近几年常见的暴力犯罪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单独去看暴力犯罪中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并没有很明显的下降，甚至还有增多的趋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除了你前面提到的经济与社会转型这个宏观原因，还有其他原因吗？

冯卫国：从权威的数据看，我国的暴力犯罪近20多年是持续下降的，下降幅度也比较大。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的严重暴力犯罪分子，从1999年16.2万人下降至2023年6.1万人，占比从25.1%下降至3.6%，这说明我国的犯罪治理、社会治理取得了很大成效，社会治安总体看是越来越安全的。但是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发案率这些年没有太大变化，虽然在刑事案件总量中占比极低，我们看到的公开报道的此类案件，一年顶多几十起，但其社会影响比较大，往往给公众心理带来巨大冲击。

除了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这些宏观原因，还有中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原因。从中观层面看，一些地方存在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够通畅、社会支持体系不够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这也是促成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滋生的重要因素。这些年我们的研究发现，作案人员中收入较低群体占据了相当比例，这些人犯罪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经济状况不好、社会地位边缘化以及社会保障与权利救济机制的滞后等，也是不容忽视的致罪因素。

需要强调的是，现实生活中，遭受各种挫折失败和矛盾纠纷的人大量存在，但因此而仇视社会、走上犯罪道路的只是极个别人。是否选择犯罪，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一个人内在的人格、个性、心理素质、认知水平、道德素养等，这些因素也就是犯罪的微观原因。

（插图：老牛）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不同层面的原因，让我想到每次发生这类事件后，大家讨论原因时，一种说法是“这个人有精神病或心理问题”，另一种说法把原因指向社会结构，压抑的社会环境。你认为有某个原因占比更明显或者说更突出吗？

冯卫国：犯罪原因可以说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组成的系统，具体犯罪都是在多方面因素交织作用下形成的，是内在原因与外在原因、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互相作用的结果。很难抽象地判断哪个因素就起到主导性作用。可能具体到个案当中，不同因素对犯罪发生的作用力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难以进行量化比较，得出一个具体占比多少的结论。

不过，根据我对这类案件的了解观察，我觉得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心理问题。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社会竞争日益激烈，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加快，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如果心理问题得不到有效的纾解，恶性发展下去，有可能引发自杀、暴力攻击等极端行为。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行为人，大都具有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性格孤僻、思想偏执、悲观厌世、容易冲动、报复心强等，他们不能理性面对生活中的矛盾、挫折，往往把自己工作、生活、感情等方面的失败归咎于他人，进而产生发泄不满、报复社会等念头。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负面社会心态，如仇富、仇官、仇警等敌意情绪，盲目怀疑一切的偏激认知、不合即骂的暴戾心态等，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种犯罪现象。

这类犯罪报复社会的动机是很明显的。一般的暴力犯罪有特定的攻击目标，就像人们常说的“冤有头债有主”，但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攻击的对象不是特定的某个人，而是基于对社会的仇恨，攻击无辜的他人。他们倾向于选择儿童、中小学生等社会弱者作为攻击目标，或者选择在超市、公园、商场、学校等公共场所作案，一来犯罪更容易得逞，二来有可能制造更大的社会影响，对公众造成更大的精神痛苦及心理恐慌，更容易满足他们报复社会的动机。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有文章对国内媒体报道的100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事件做分析，文章中你提到30岁到50岁的中年男性，基本是这类事件的主要行为人。而有文章提出，日本、中国台湾这类事件的行为人多为年轻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

冯卫国：是的，我们国家的这类案件，主体以中年人居多，至于有些国家或地区，无差别杀人的案犯年轻人较多，可能跟他们的整个文化环境、社会氛围等方面有关。如美国频频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年轻人甚至未成年人作案的比较多。但中国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主体还是以中年男性居多，近年来，老年人作案的也有增多的势头。如珠海开车冲撞行人案的凶手就是一名62岁男子。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老年人被害和老年人犯罪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中老年人往往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经济压力，容易产生焦虑、悲观厌世等不良情绪。

此类案件女性作案的极少，实际上大多数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女性行为人是偏少的，这和女性的生理心理特点以及社会文化是有关联的。当然，也有个别女性作案的情况。如2024年发生的江西贵溪某小学门口的持刀行凶案，作案者是一名45岁的中年女性。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行为人基本上属于“社会失意者”，当前有一种说法叫“五失人员”，指的是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这五类人。这些人遭遇一定的生活变故、挫折失败和矛盾纠纷，如果因为个性、心理等方面原因，不能理性面对，有的人可能会想不通，容易发生一些极端行为。对这些“社会失意者”，基层社会要特别关注，要充分发动单位、邻里、社区等各方面社会力量，及时了解掌握相关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经济救助、心理辅导、纠纷化解等工作，不仅仅是摸排管控，更要关爱帮扶，这样有助于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例如，刑满释放人员犯罪近几年有所增加，很大程度上和安置帮教工作不到位有关系。如果罪犯出狱后面临“无家可归”“无业可就”，生存成了问题，再犯罪的风险就会加大，甚至可能迁怒于社会而进行暴力犯罪。

2023年8月4日，韩国京畿道城南市3日发生“无差别行凶案”之后，韩国网络平台接连出现“杀人预告” 的威胁文章。警察和地铁站工作人员在指定为犯罪场所之一的蚕室站警戒（视觉中国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珠海发生的开车冲撞行人事件，嫌疑人选择在体育中心，用驾车的方式作案，前几年也有类似的作案方式，这是一种作案特点吗？不同年代发生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在作案方式、作案人群特征方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冯卫国：应该说还是有一定变化的。比如说作案的手段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这类犯罪爆炸的方式比较多。说明当时我们对枪支、爆炸物等危险物品的管控力度不够。但是当时针对幼儿园、中小学、医院等作案的比较少见。

后来这些年，我国大力加强对危险物品的管控，爆炸案件明显减少。但采取开车冲撞行人手段作案的多了起来。虽然这类案件很早就有过，如1982年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姚锦云驾车撞人案，但以前此类案件很少，且案犯多是专职司机。但是这些年不一样，随着家庭汽车的普及，开着私家车到人员密集场所冲撞行人的案件随之增多。如2016年发生的南阳退休检察官开车冲撞中学生案、2021年发生的大连开宝马车冲撞行人案等。

另外，现在高楼多了，还出现了通过高空抛物形式实施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如2023年长春发生的一起案件，被告人周某（2000年出生）因不能自食其力，产生厌世、仇视社会情绪，遂采取从高层建筑物上多次投掷砖头等物品的方式，致1死1伤。这个案子我印象很深刻，除了采取高空抛物这种特殊的形式，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犯罪者的年龄比较特殊，我们以往看到的此类犯罪主体以中老年人为多，但这起案件中行为人作案时不到30岁。

关于作案群体的一个变化，就是出现了一些经济状况并不差的人实施此类犯罪的情况。以前这类犯罪的主体绝大多数处于社会底层，经济条件普遍比较差。但是近些年发生的一些此类案件中，有的人经济状况本来不错，因为投资或者做生意失败以后，采取暴力手段报复社会。如上面提到的大连的案子和南阳的案子，都属于这种情况。这个情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没有过的。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个普通民众，一个个体，如果不幸在现场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做些哪些基本行为去保护自己或者保护别人？

冯卫国：这类案件都有突发性，遇到这种情况，大家难免一开始都会比较慌张，但是不能过分地慌乱，尽力做到冷静应对，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避险，保证生命安全，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如果是成年人尤其青壮年男性，体力也比较好，还是应该在尽力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与现场的其他民众联手展开自救，进行防卫。鉴于犯罪分子一般是一个人，如果群众合力进行防卫的话，还是有可能起到及时制止犯罪，防止损害扩大的效果。10月北京海淀区某小学附近发生的一起暴力行凶案件，就是现场的几位成年男子主动见义勇为，虽然受了点伤，但把凶手的刀子抢下来了，避免了更大的伤害后果。虽然一些犯罪分子看起来很凶残，其实内心也可能是紧张、脆弱的。哪怕周围人冲嫌犯大喊几声，也有可能起到震慑作用，让他的心里打鼓，可能暴力行为就停下来了。

如果案发现场在公共场所，由于人员密集，在躲避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冷静，尽可能有序疏散，如果过于恐慌，乱挤乱撞，可能导致踩踏事故等次生灾害，这可能比犯罪造成的伤害结果还要严重。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个人，以及社会层面，有哪些方法可以预防或者减少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发生？

冯卫国：前面提到了，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发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预防和治理需要从各个层面抓起，需要政府、社会、民众多方面力量的配合。这里只谈几点具体的办法和措施。从社会层面，不论是学校、社区还是工作单位，平时可以开展一些相关的教育，教会民众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有效保护自己。这跟反恐是一样的，根据反恐法，我们有些地方给民众散发了反恐手册，告诉大家碰到恐怖活动怎么办。虽然恐怖犯罪和个人暴力犯罪发生的原因不一样，但是外在表现都一样，都是滥杀无辜，也都有一定的突发性。所以，完全可以把反恐应对防范的手段应用到对付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上来。如在中小学就应该开设相应的课程，教育孩子们在突然碰到这种紧急情况时怎么防范，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

另外，就是我们每个人尽可能平时多留心，提高防范意识。如果碰到一些异常的人、异常的情况，及时跟社区、民警等有关机构反映。其实这类案件有些也是有迹可循的，多数犯罪分子是有计划有预谋进行的，比如说要实施公交车纵火，就要买汽油，上车时行为人会想办法遮掩，神情表现有可能紧张不安；去幼儿园、小学行凶，行为人有可能事先踩点，甚至两三天的反复踩点，以寻找最合适的作案时间、位置；还有的行为人作案前在网上、在朋友圈里发表一些反常的言语，甚至是犯意的流露。如2016年银川公交纵火案的案犯马永平，事发前一晚，在微信朋友圈里的言语就包含着一些预警性的信息，可惜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在生活、工作中，民众如果发现了某些可疑的、反常的举动，就应该及时沟通或反映，有关方面应当尽快采取防范措施。

还有一点，就是要关心并力所能及地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比如发现某个人性格孤僻或者是生活上碰到什么问题，能帮就帮，或者向社区、村委会这些基层组织反映，以便有关工作人员落实帮扶措施，及时调解矛盾纠纷，开展物质或心理方面的救助，这些善举有可能就会化解一个失意者的绝望情绪，以及对社会的敌意，从而避免报复社会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