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1日下午，江西九江16岁的男孩余俊凯在一家零食店打零工时，被店内通往二楼仓库的升降机意外夹住，不幸离世。出生于2009年的他，目睹了家里在拆迁获得财富后逐渐跌落的过程。在他所生活的安置小区，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不少都认为像他这样成绩不好没考上高中的孩子，打工是唯一的出路，应该“早出去锻炼”。去零食店工作前一天，是余俊凯16岁生日，他刚达到未成年人打工的最低年龄门槛。
编辑｜王珊
2025年1月21日下午3点20余分，江西九江市郊芸汇商业广场一楼的“好想来品牌零食”店依然是一副热闹的景象。离春节还有几天，采购年货的老老少少提着白色购物篮，在一排排码放整齐的零食货架前转悠挑选。身着红色工作服的店员们则在仓库、货架和收银台间奔走，脚不沾地。
余俊凯是其中一位店员。他刚进店里几分钟。在一所职校读书的他，8天前开始在店里打寒假工。这天他是晚班，要从下午3点半上到晚上11点半。在“好想来”的这份工作是刚满16岁的他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活计——外地工厂招聘普遍要求工人年龄在18岁以上，如果不能跟亲戚一起外出，家长也不放心孩子单独去外地。而在九江本地，通常只有超市、餐馆等地需要短期工，但工作繁重、环境不算好。
事发的“好想来”零食店（陈银霞 摄）
这几年在九江密集出现的零食店，提供了一个新选择。“最近三年，量贩零食店在县城遍地开花。”九江市下辖县城一家“好想来”零食店店长李娟告诉本刊，零食店主营各类零食饮料，以低价获客，平常在超市卖八九元的鸡腿，在零食店内只要5元。“500米就有一家零食店，3年内我们县城开了有11家。”“好想来”零食店官网显示，截至2024年7月，在全国范围内，其门店数量超过7000家。
“年前一个月是零食店最忙的时候。”李娟说。她所在的这家136平米的“好想来”零食店，平常营业额为6000元/天，年前平均能达到2-3万元，最高有4万余元，“结账的队伍从门口排到路边，20多米长，还是两排，上货都忙不过来。”有时营业时间甚至会延长到晚上12点以后。但忙碌的时间只持续1个月，李娟说出于成本的考虑，店里一般会选择招兼职。“零食店干净体面，没有技术门槛，能搬货理货就行，很多年轻人愿意来。”李娟寒假也找了两个临时工。
附近小区居民张妙的亲戚在余俊凯所在的这家“好想来”零食店打寒假工。她从亲戚处得知，年前店里至少来了5名寒假工，都是年轻的小孩。他们实行两班倒，每班8小时，早班从7点半到下午3点半，晚班从下午3点半到晚上11点半，一天工资80元。张妙见过余俊凯几次，他身高一米七出头，微胖，常穿黑色棉袄，见到顾客总笑眯眯的。张妙听到店员喊他“小胖子”。余俊凯的爷爷余太峰告诉本刊，余俊凯这次打零工，是一位与他年纪相仿的羽毛球球友约他一起去的。
零食店内，每包零食都要整齐码放（陈银霞 摄）
两个年轻的孩子做的是理货员的工作。这份活不算清闲，“好想来”零食店内的货品种类在1000-2000种之间，每种货品被摆放在25x30cm的透明塑料盒内，每盒必须一包包整齐码放2-5层，直至超过盒子边缘高度，“缺一包都要补货”。也因此，店员们没有停歇的时候，整天都在碎步小跑，查缺货拍照，然后去二楼仓库搬货，补货。补货的精度细致到缺几包，“每天微信步数几万步”。
1月21日到店后，余俊凯被店内一名员工喊去二楼的仓库拿梯子。该店一位店员告诉本刊，这家零食店租的商场一楼层高约6米，店主将其隔成两层，下面是门面，上面做仓库。店内左侧尽头开了两个小门，一个门内架着一个铁制竖梯，但爬竖梯上下楼取货并不方便，店员们多选择用升降机搬运货物。余俊凯从升降机的门口进入。悲剧随后发生了。3点28分刚打完卡，张妙的亲戚听到员工大喊，他们跑过去，看到余俊凯的头部夹在正在上升的升降机和二层楼板之间，“只有指头那么大的缝隙”，已经没了气息。
李娟零食店内的升降机（陈银霞 摄）
46岁的徐凯从2011年开始从事升降机行业。他告诉本刊，升降机原本主要用于工业场所，垂直运输一二楼间的原料和成品。2014年，升降机不再纳入特种设备的安全监管范围，超市、零食店等零售业开始大量购买使用。相较于电梯，升降机安装不需要经历漫长的审批过程，且成本低，一台只需1-2万元，而安装电梯需要十万左右。但徐凯观察到，出于省钱考虑，很多店主在寻找厂家定制升降机时，并未制作安全防护设备，比如围栏门、超载保护、防坠装置、紧急停止按钮等，并不适合人员乘坐。徐凯参与处理过十多起升降机事故，均涉及到设备防护不到位的问题，徐凯猜测，余俊凯的意外，应该也与此有关。
从余俊凯工作的零食店出发，沿351国道向东直行3.6公里，就是他和父母居住的城西港安置小区。小区很大，分ABCD四个区，一排排低矮的6层楼梯房，黄色的墙皮斑驳，银色的防盗窗生出铁锈，凹凸不平的红黄色地砖上落满黑色的细小枯叶，老旧而略显杂乱，有些楼龄已超过20年，到处充斥着衰败的迹象。小区北侧是密集的工业区，有大量电子厂、机械厂和金属材料厂。九江日报2017年的一篇报道《城西港区安置小区784户居民喜笑颜开》提到，这里是江西省最大的集中拆迁安置小区，截至2017年9月，已有14000多户拆迁居民入住。
拆迁前，余俊凯一家原属于永安乡的爱国村，有上千户人家，如今全散落在小区的各个位置。余俊凯家的房子位于沿街楼栋的5楼，楼下开满了各类小饭馆、小卖部、旅店、足浴店等，往北走几步路，就到了城西港A区最热闹的环形交叉路口，道路两侧摆满了卖蔬菜、烧烤、水果的地摊和小推车，三三两两的老人坐在球形石墩上晒太阳。白天，小区内鲜少看到年轻人的身影，他们几乎都在上班，家里多是老人和小孩。
小区附近一家小卖部店主告诉本刊，余俊凯是个嘴甜的孩子，每次经过店门口，都会喊她一句“婆婆”。在出事前两天的下午三四点钟，余俊凯曾走进店里，说要换些钱。他从兜里掏出80元纸币递过去，请她帮忙转入他的微信里。纸币有些新，一张五十，一张二十，一张十元。现在想来，“可能是刚发的工资”。她随口问余俊凯最近在做什么，他说在打寒假工，“挣点零花钱用”。小区一位菜市场鸡肉摊的员工告诉本刊，余俊凯喜欢打羽毛球，经常跟他的孙子一起打球。孙子说，余俊凯想挣点钱买羽毛球拍。同龄人里，大家用的拍子大概是80元/支。
余俊凯常到3公里外的碧桂园小区内的免费球馆打球（陈银霞 摄）
“原先他们家条件还不错，后来孩子爸爸赌博，就差了一些。”余俊凯父亲余水发的一位同学说。多位原爱国村村民告诉本刊，拆迁之前，爱国村整体生活就已经不错。爱国村从上世纪70年代试种蔬菜，1985年成为江西省的无公害蔬菜基地。中国江西网2012年的一篇报道提到，在上世纪90年代初，爱国村每亩蔬菜平均年收入达四五千元，是“江西省有名的富裕村”。余水发家属于爱国村二大队，村民眼里，余俊凯的爷爷奶奶踏实肯干，家庭条件“蛮不错”。上世纪90年代，余家已经盖起了2栋二层小楼，像其他村民一样，外墙贴上白瓷砖，地上铺满地砖。
余水发今年40岁，初中学历，年轻时他并没有留在家里务农，而是跟村里同龄人一起到外地当电焊工。他们去的是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在船舶上工作。电焊是个苦活，夏天在船舱里闷着，出来时“衣服能拧下来半盆水，冬天海风吹着又冻得慌”。爱国村村民张友良2000年左右曾跟余水发一起干过活，“他活干的一般，是不能吃亏那种，但也踏实肯干。”
2007年开始的拆迁改变了村庄原来的运转模式。当年，在沿江（长江）开发的背景之下，九江市启动城西港区开发建设项目，计划征地15,600余亩，拆迁房屋26万余平方米，依托港口建设工业园区。爱国村上千户村民的土地和宅基地陆续被征收，“每亩地补偿2.7万，一户能分到1-3套安置房，补偿款单户十几万至30万元不等。”不少村民抱怨“亏了”，他们提到后续其他村庄拆迁前，村民们会提前盖房以分到更多安置房，“我的亲戚家，一户就分了10套房。”在这次拆迁中，余家2栋房子拆迁，分了3套房，余俊凯的爷爷、爸爸和叔叔各住一套，另外还有征地补偿款。
突然到手的资产以及拆迁后工业园区建设带来的工作机会，促使许多像余水发、张友良这样的电焊工，回到本地务工。那几年，张友良在本地做小包工头，把工人带到工地，就能有几万的进账。人群迅速聚集，钱包乍然鼓胀，欲望也跟着膨胀起来，不少人开始赌博。张友良记得，赌博最凶的是2012-2014年，“仅A区就有至少四五十家麻将馆，打牌的、摸麻将的、赌博的。”张友良说，五六十人围在地下室的一张赌桌前，密密麻麻五六圈，前排坐着，后排站着，最后一排踩着凳子挤在别人肩头下注。开始时下注十块、二十块、五十块的零钱，到后面赌急了眼，就是一百两百往上压。
仅三四年时间，张友良包工程挣的钱，都流进了赌场，“少说有一两百万”。不少村民提到，很多人将房子全部输光，妻离子散。本刊采访时，走在小区里，理发店、炒货店、小卖部的门帘后面，都是搓麻将的声音，连足疗店的地下一层，透过窗户也能看到几桌麻将，烟雾缭绕。张友良说，拿到拆迁款的余水发也频繁去打麻将、打扑克，干活也挑肥拣瘦，“工价高的活才干，工价低的就不干。”有居民听牌友说，余水发赌博输了几十万。
拆迁的村民在小区空地上种菜（陈银霞 摄）
家庭的重担压在余水发妻子身上。原先在家带娃的她，后来去汽车城做仓库管理员，还要照顾两个孩子。楼下的小卖部店主常常看到她大清早从门前经过，乘坐19路公交上班，晚上大家吃过饭后她才回来。她常常会去对面一家面店买两份面，“她比较胖，可能减肥不吃，只给两个儿子带。”余俊凯一个同学提到，余俊凯心疼母亲，有一次母亲提出要给他花钱补课，他不愿意浪费钱，坚决不去。
余俊凯的爷爷奶奶家在余俊凯家对面楼。余俊凯的爷爷已经65岁，在工厂打散工，没活时就在街上开电动三轮车载客。1月21日，他接到俊凯出事的电话时，正在交警队处理一起交通事故——拉活时，他与一个打寒假工的学生相撞。等他处理完赶到现场时，已经是下午4点半，周围拉了一圈警戒线，只允许孩子父母进去。一直到凌晨两三点，协商好赔偿事宜，孩子才被拉出来。
15岁的李奇是余俊凯的好友，刚刚得知俊凯去世的消息时，他“不敢相信”。他觉得，如果不去打零工，余俊凯就不会出事。他告诉本刊，在他们小区，通常只有没考上高中的孩子才会在寒暑假去打工。李奇跟余俊凯一样，都是去年初中毕业后进入职校就读。今年寒假，李奇的母亲告诉他，等他满16岁，就去她所在的工厂打暑假工，提前适应社会，“锻炼一下”。而余俊凯去“好想来”零食店打工前一天，是他16岁生日。
作为城西港安置小区的孩子，小学时李奇和余俊凯共同就读于B区南侧的九江市港城第一小学，是同班同学。李奇说余俊凯和他小学时成绩不错，总分300分，能考到280分，处于班级中上游。但对于学习，两人也谈不上热爱。李奇对于余俊凯的印象，几乎都是两人一起玩的场景，下课后他们常常第一时间冲出教室，玩抓人、跳房子游戏，有时也一起打篮球。
余俊凯性格有些暴躁，同时又敏感脆弱，别人未经同意拿了他的笔，或者打球时严防死守不让他进球，他会忍不住与人对骂，“但最后他反倒是哭的那个”。但对朋友，他也十分友好，李奇的父母工作忙，午餐让李奇买面包吃，余俊凯常常邀请李奇去他爷爷奶奶家吃午饭。
城西港安置小区的篮球场，余俊凯以前会在这打篮球（陈银霞 摄）
小学毕业后，两人升入九江市港城中学念书。学校就在余俊凯打工的零食店旁边，回家坐公交需半小时，7成的学生都是住读。初一的余俊凯成绩中上游，在全班四五十名学生里排名十几名，学校按照成绩排座，他的座位在中间。但到了中考时，李奇记得，中考按照成绩高低排考场，12个考场，余俊凯分在了9考场。他变得“有点混，不愿学习”。
改变发生在初二。这一年，余俊凯的成绩直线下坠，在班级倒数，坐在倒数第二排，与刘炫做了同桌。在刘炫的视角里，这与玩手机游戏有关。刘炫说，学校禁止学生带手机进校，初一时学生们还都遵守，到初二，开始有学生偷藏手机在宿舍，约他们下晚自习后一起打游戏。余俊凯和刘炫之后也将手机带进学校，11点宿管查完寝后，他们常常熬夜打游戏到凌晨两三点，有时还会通宵。白天上课时，两人都趴在桌上补觉。
刘炫记得，余俊凯原先还会认真完成作业，后面就放弃学习了，“初三的体育中考，他都没来参加。”刘炫明白那种“不想学”的心情。他说，以数学为例，知识点一环扣一环，有几天的课睡觉没听，“后面就像听天书，很难听懂，学的很累”。中考总分830分，李奇只考了520分，距离私立高中的分数线还差十几分，被分流进中专，他说余俊凯考得更差一些。
城西港安置小区（陈银霞 摄）
住在城西港安置小区的家长们很难注意到孩子变化开始的细小信号。在九江，不少地方的家庭模式是父母一方外出务工，一方在家陪读，早中晚三餐接送孩子，晚上监督孩子写作业，持续到初中毕业甚至高中。但在城西港安置小区，拆迁后从外地回来的许多父母都在本地务工，由于工资不高，通常需要夫妻双双工作，才能维持家庭基本开支。爱国村一位50多岁的村民王科说，拆迁后他在九江做水电安装，早出晚归，妻子在北边的工业区做流水线，早八晚八两班倒，两人凑在一起月薪才9000元。学校离家远，孩子只能住校，孩子的养育也倾向“放养”。
《奇迹笨小孩》剧照
王科的两个孩子初中也都是住校。大儿子27岁，初二时也经历过与余俊凯类似的成绩下滑。王科记得，有天他到工地不久，就接到儿子老师的电话，说儿子在晚上11点多，被宿管查出与几个室友一起玩牌。后来，儿子开始玩手机游戏，不服管教，王科只能哄着他，主动给他买新手机，条件是每天控制玩手机的时间。后来，他才勉强考上高中。
在本刊的采访中，城西港安置小区那些没有迈进高中进入职校的孩子，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自身都觉得，学习的路已经走不通，摆在眼前的只有打工一条出路。也正是这部分孩子，成为打寒暑假工的主力军。即将满16岁的李奇也很愿意去，他计划挣到零花钱，可以用来买衣服鞋子、请客吃饭，“吃一顿火锅每人都要五六十块。”
出事后，该店内员工使用竖梯上下楼取货（陈银霞 摄）
出事后，余俊凯工作的零食店拆除了升降机，已经正常营业。店员说，店主计划将竖梯改成七字型步梯，方便员工上下楼搬货。为了生活，余俊凯的爷爷已经出去跑车，与本刊通话的晚上8点多，他还在拉客。他最后一次见到孙子，是在1月18日。那晚11点10分，他开车前往孙子打工的零食店接他下班时，他还在忙着搬货理货。那天下班后，爷爷问他累不累，余俊凯说“不累”，“他愿意干（这个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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