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我们共读露西·格雷利的《脸的自传》。这本书最初是一篇名为“镜像”的散文；作者格雷利为研究生朋友的女性作家选集“Minding the Body”写了这篇文章，之后它出现在《哈泼斯杂志》上，赢得了国家杂志奖，并为她赢得了一份图书合同。这本回忆录坦诚地记录了她童年的痛苦和对身份的思考。

露西·格雷利

几年前，作家苗炜在文学体验课第三季《文学的30种滋味》中有专门讲这个故事。当时还没有中译本，他花了一些篇幅复述了这个故事——主人公、传主本人露西·格雷利，1963年出生，9岁确诊，患有骨癌，经过手术及放疗，她治好了癌症，但因此毁容。她一生经历了38次手术，其中的5次是对付癌症的，剩下的33次都是对付她的脸。只看《脸的自传》，露西的故事是不完整的。几句话把它补充完整，2002年，她接受了最后的整形手术，她对OxyContin上瘾了，就是电视剧《致瘾剂量》中的奥施康定。她在这一年冬天死于海洛因过量，39岁。

在故事的第一部分，她将自己的身体视为需要征服的对手。痛苦是她赢得成年人认可的机会，她可以通过展示自己的“勇敢”来赢得成年人的认可。在第二个故事中，她发现她无法保持自己的身体形态：她就是她的身体，而她的身体似乎排除了世界的认可。

露西·格里利直面那些将肉体差异视为怪异偏差的文化迷思，为女性、具身身份以及疾病和身体障碍的回忆录描绘了新的可能性。正如《大西洋月刊》评论所言——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机会感受到被“看见”的吸引力和痛苦。关于她的脸带给她痛苦，她说：“正是这种痛苦——感觉丑陋——是我一生中的巨大悲剧。相比之下，我患癌症一事似乎无足轻重。”她袒露作为一个青少年面对世人目光时的感受。甚至她对化疗的描述——她的胃部轮廓分明，内脏器官各自凸显——也暗示着，这段磨难赋予她的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自我意识。

“我就是我的脸，我就是我的丑陋……一切都导致了它，一切都从它那里退却——我的脸成了我个人的逃逸点。”格里利对那些治疗性的陈词滥调不感兴趣，她提供了毫不退缩的精确描述：在书页上，她掌控着读者所看到的一切。她的敏锐洞察力，赋予了无形的人际关系（比如癌症病房里儿童间的社会等级）和野蛮的身体体验以同等的份量和即时感。我正在将我的自我意识磨砺成一件酷刑工具，它锋利而高效，足以伴随我度过余生。

以下文字选自本书的序曲“小马派对”：

我和我的朋友斯蒂芬过去常常一起外出举行小马派对（pony parties）。罗克兰县（Rockland County）的郊外有一处戴蒙德·D（Diamond D）马场，马场周边是大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郊外社区。小马派对的庆祝活动，就是在这片社区中悉心修剪的草坪上举行的。戴蒙德·D马场的老板是丹尼尔斯夫人，她借机分派了几匹小马，专门给他人举行生日派对用。早些年的时候，丹尼尔斯夫人还经常和我们一起外出去举行这些派对，这让斯蒂芬和我都感到不适。她以为自己是罗伊·罗杰斯夫人（Mrs. Roy Rogers）那类女士，还会据此来打扮她自己——流苏花边的衬衫、超大号的皮带扣、摇摇欲坠的帽子，简直叫人尴尬万分。那时，我都会抱着一匹小马站在那儿，内心五味杂陈，难为情到无地自容，就好像她是我自己的母亲一样。随着我们年岁渐长，斯蒂芬拿到了他的骑马驾照，戴蒙德·D马场自身也慢慢陷入一种无政府的管理状态，混乱、孤立，还有些许超现实。我们可以自行外出去举行小马派对了，我也更喜欢这样。

我们总是会在生日派对上迟到，这是由于我们总是在最后一刻才装备好小马，再加上我们都明显是路痴，特别容易迷路。不过，我对此倒是一点也不介意。我很享受一路上驾车穿过这些精心规划的街道，夏日的空气穿过马车的驾驶室，吹拂着临时挂在后视镜上褶皱的丝带。最后，在我们终于找到派对目的地时，我们会以一种相当马虎糟糕的方式把丝带别在小马们的鬃毛和尾巴上，努力营造出一种节日的气氛。我们去过的社区各不相同，有的是鳞次栉比的牧场式房屋，它们挤在绿树成荫的街道上，有的则是位于更宽敞的林荫大道上，其间点缀着气派的都铎王朝风格的大房子。尽管如此，所有这些社区仿佛都具有某种极为相似的品质：除了门口偶尔会出现的水泥塑的小鹿或灌木的造型不同之外，这一栋又一栋的房子，看起来都和它旁边的房子一模一样。总是会出现一只狗，追着我们的马车跑，跑过好几块草坪那么远——这些草坪似乎在神秘地标示着房主领土的划分——接着，狗又会兀自跑开，过了几片草坪之后，又有另一只狗追在我们马车的后面狂吠。

我喜欢那些狗，喜欢它们的使命感、欢欣雀跃和恪尽职守。我格外喜欢迷路，这样一来，我就能和斯蒂芬赶着马车一起穿过一些陌生的街区了。我们驾着马车驶过一些房屋的时候，我会凝视那些窗户，想象着住在里面的人家都是什么样的。我的那些想法，大多是基于我从电视和电影中学到的东西。我想象着一位父亲坐在一盏灯旁的躺椅上，灯罩上装饰着小小的白色流苏。附近不远处，他身着相宜服装的妻子，正在和她的朋友通电话，而他们的孩子们正在摆放餐桌。他们一边吃着家常菜，互相递着各种白色的调料盘，一边悠闲地互相问询这一天过得如何。也许，在这家人中，也会有人提及那天看到马车经过他们房前的不寻常景象。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家庭与我家完全不同，这份确定性中带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优越感，甚至可以说是更为模糊的一种渴望。我知道，我是坐在那驾奇怪的、超现实的马车里的人，小马们哒哒地奔驰，我的围巾好似要愤怒地飞起；我知道，在那天，是我驾着马车经过他们的房子，是我快速瞥见他们的生活，然后再从他们身旁一掠而过。一想到这些，我就既感到自豪，也感到快乐。

等我们一到生日派对现场，派对立马就会兴奋和躁动起来。孩子们意识到小马们已经到了，就会戴着他们幼稚傻气的帽子从后院里狂奔过来，而此时，被他们遗忘的那些五颜六色的气球，就在他们身后欢腾跃动，它们会飞扬升空，去寻找一些可供停驻的树杈或电话线。小马们对陌生的声音和气味太过兴奋，往往会立即在住户的车道上拉大便，派对人群随即会爆发出一阵厌恶的抱怨声。

然而，我发现孩子们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旦他们靠近小马的兴奋感逐渐消失，他们就会注意到我。我的下巴少了一半，这让我的脸呈现出一种奇怪的三角形，再加上我无法完全合上我的嘴巴，这更加凸显了我脸部的奇形怪状。第一次外出举行这种小马派对时，我的头发仍然又短又稀疏，因为它们在我化疗之后刚刚长出来。随着头发渐渐长长，我却让事情变得更糟了，因为我一直低着头，躲在如舞台幕布般的头发后面，像一个紧张兮兮的演员一样，偷偷地窥探着外面的世界。但是，与演员不同的是，我并没有偷偷欣赏我的观众，要是有可能的话，我宁可永远站在幕布后面，低首做出一个永恒的恭顺之姿。然而，从心理上而言，我又很依赖我的观众。对我而言，人们的赞许与否定义了我的一切，而且我相信，连同我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坚信，在我拿到的这个特定的人生脚本中，并没有写入“赞许”这个词。那一年，我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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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西·格雷利9岁时，因脸部患有罕见的尤文氏肉瘤，被切除三分之一下颌骨。从此，畸零的面容为她带来的痛苦，甚至比三年癌症治疗带给她的更大更久。露西因她的脸被视为异类，遭到人们无情的嘲笑和恶毒的攻击。从16岁开始，她在15年里接受了大大小小20多次整容手术，均以失败告终。这 张脸总在变化，手术后会肿胀，不久又再次塌陷，露西对手术的期待反复落空，直至她带着完整的容貌重新开始生活的幻想破灭。“脸”是这部文笔优美且极其坦率的回忆录的中心，它的残损既是露西人生悲剧的根源，也激发出她的非凡勇气和洞察力。露西从苦难中淬炼出关于亲情、孤独、痛苦、快乐、渴望、恐惧、歧视、自由的沉思，并且对一个以容貌来衡量女性价值的世界发起无畏的挑战，促使我们去破除笼罩在美与丑、自我认知与他人评判之上的扭曲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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