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红玫：

深圳南山“百校焕新行动”项目总策划人

深圳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城市和建筑设计处副处长

“百校焕新”的缘起，要追溯到2017年夏天。当时我们在深圳福田做了一场叫“新校园行动计划”的实验，起点是解决高密度城市的“学位之痛”。彼时无论在设计理论、实践还是管理经验上，高密度校园都几乎没有先例。我们带着一种社会使命感和乌托邦理想，把校园建筑的范畴从单体扩展到整个城市和社会，创造出一批高密度校园的方案，不仅刷新了校园空间的想象，也让大家看到城市教育可以有不一样的可能。

这股潮流后来蔓延到龙岗、南山，短短几年，深圳涌现出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新校园，但与此同时，老旧校园的困境越来越凸显。很多学校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遍存在结构老化、空间拥挤、漏水漏电、缺乏公共空间等问题，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空间不仅没有“育人”的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新校园固然重要，但数量有限，而绝大多数孩子依然在老旧校园里学习生活。如果不能让他们的环境得到改善，那么教育公平就无从谈起。

转机出现在2022年春天。南山区工务署的同事提到，他们接手了一项教育局转交的“棘手任务”：每年寒暑假例行的小微修缮工程，以往由学校各自零星操作，区委书记黄湘岳提出要把全区143所学校和幼儿园的修缮工程统一交由工务署统筹。我一听，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与其继续在新校园里做“英雄主义”的作品，不如走进这些最现实、最迫切的老校园。于是我当场拍板，给它起名叫“百校焕新”。

基础教育提升，首先是让每一个学龄儿童和家庭受益。对于政府而言，这是落实“教育十项提升”的任务；而对于建筑师和规划者来说，这是一场新的社会实验。我们希望通过微改造，真正发挥空间育人的作用，让有限的资源精准落地，让校园的每一处改善都能带来切实的体验提升。

最初走进这些校园时，我自己都震惊了。深圳是这么年轻、经济发达的城市，居然还有如此破旧的校园。拥挤、凌乱、活动空间严重不足，夏天孩子们顶着烈日只能在水泥操场上玩耍，冬天漏雨，消防管道锈蚀失效，厕所昏暗难用。美学上更是一塌糊涂：动物卡通、布景式假山，随着校长更迭，一层覆盖一层，像补丁一样叠加，完全缺乏系统性。

我记得第一次去前海学校，看完现场回来心情沉重。地面高差混乱，雨天大面积积水，景观荒废，孩子们宁愿课间不下楼。教学楼七十多个班，外立面瓷砖脱落，屋顶漏水，食堂供应不足。清单上大大小小几十项问题，而工期只有两个暑假。我们心里也很忐忑：在这么短的时间，怎么解决他们的迫切需求，同时塑造一个有质量的新校园？

这就是“百校焕新”的挑战：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预算和场地条件下，既完成“规定动作”的安全修缮任务，又探索“自选动作”的空间场所创新。我们提出“一校一策”，通过研究引领设计，以集群矩阵聚拢起建筑师与各相关单位。每个学校都有建筑师深入调研，提出策略性方案，再经过导师组、工务署、教育局等多方联席会议协调。这种机制打破了传统线性审批，让问题能在第一时间摆上桌面解决。

过程中我们发现，所谓“以儿童为中心”，听起来像口号，做起来处处是难题。校长、老师、家长对“儿童友好”的理解各不相同，往往受限于自己的过往经验。有的人想象的是加一幅卡通画，有人是修个遮雨棚，但当代教育理念远远不止于此，需要第三方帮助他们跳出主观，真正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设计。比如孩子上学的最后500米，是最密集、最危险的路径，却涉及多个部门，需要统筹协调。

“百校焕新”最动人的，是当空间真正改变时，人心也随之改变。比如学府中学，操场狭小，六七个班同时挤在跑道上，安全性和舒适度都很差。建筑师靳远提出在操场中央建风雨顶棚，把原本隔离的空间打通。这不仅解决了体育课问题，更成为全校2200名学生的集体生活场所。短短几个月，学校就举办了运动会、校庆、电影节，学生们席地而坐，那一刻空间本身变成了“第三位老师”。

还有机关幼儿园，周边居民常在幼儿园旁边晾晒衣物，矛盾频发。年轻建筑师姜伯源设计了一面多功能围墙：一侧是孩子们的游戏设施，另一侧则嵌入了整齐的晾衣架，让居民的衣物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矛盾反而转化成社区共享的契机。

年轻建筑师在这次行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公共建筑，反而投入了百分之百的精力。他们更敏感、更负责，常常全程守在施工现场，和校方反复沟通，力保设计落地。三季下来，我们看到他们极大的热情与创造力，这让我想起二十年前深圳“设计之都”的起点。当时正是因为年轻人有机会，才造就了今天的生态。而“百校焕新”，在某种意义上，为新一代建筑师提供了最宝贵的实践机会。

当然也有遗憾。比如有的设计因居民反对或施工方保守被迫搁置；有的钢结构设施做好了，却因为业委会不配合无法安装。现实总是复杂的，但我们不纠结个案，而是把“百校”当作一个兵团作战。143所学校，143种情境，每一个案例都是经验的积累。

“百校焕新”的意义，不止于校园硬件的改善，更在于制度创新和公共价值的重申。它让我们看到，学校不是孤立的象牙塔，而是社区和城市的公共心脏。孩子们在其中成长，居民也能分享公共设施。教育的空间因此获得了新的道德高度和社会价值。

我希望未来的三年，能看到三个变化：第一，空间成为沉默的教育者，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养成审美与品格；第二，学校真正成为社区的温暖心脏，实现教育赋能社区、社区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第三，百校焕新的方法论和机制能沉淀下来，成为可复制的城市更新范式。

这才是我眼中“焕新”的真正意义：不仅是砖瓦的翻新，而是空间、教育与城市之间新型关系的诞生。

吴文媛：

2016年，我们在蛇口发起了第一届社区无车日。当时中国的社会机构活跃，蛇口社区基金会也在那一年注册成立，我们希望借助基金会的平台，推动一件能真正触动社区的事。

作为一个规划师，我的出发点始终是空间和社会的关系。我并不完全认同“社区营造”这个说法，在我看来，真正的社区不是基于共同爱好而是基于共同问题而诞生的。当我们面对同一个问题，比如出行，即便意见不同、三观不同，但必须一起合作解决，这才是社会凝聚力的来源。

因此，我提出要以封路这种“硬动作”来做一场大型的社区活动。第一年活动极其困难。要封一条路，涉及交警、交通局、公交公司、街道、物业，方方面面都要协调。公交线路必须改线，沿线居民要提前告知，临时停车要寻找免费的替代场地。我们没有预算，只能靠一遍遍跑关系。

最困难的是与公安部门的协调，因为他们有维稳任务，对大型集会有很多不安。但有趣的是，他们每一次的要求，反而帮助我们卷入了更多的社会力量。记得第一年，他们提出要拿到所有沿线居民的签字同意书，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来，他们又要求大型活动必须有医生在场。由此，我们把社区医院、社会组织都拉了进来。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挫磨最终促进了彼此的理解。

封路的第一天，居民的反应很有意思。有人不理解，也有人兴奋地把瑜伽垫搬到马路上练习，有的商家会提前备水给路过的人喝。最后恢复通车时，人们舍不得散去，花了两个小时才把道路完全清空。这让我看到：只要给大家一个机会，街道就能变成真正的公共空间。

无车日能办成，而且能持续办下去，封路是核心。随便找个公园搞活动宣传，大家不会有触动。但只要牵扯到封路，被卷入的政府官员和机构都必须承担责任，他们会在内心经历一个被触动的过程。第一年的活动就吸引了环保局长、交通局长、妇联主席到场，随后妇联还提供了资助，把儿童友好议题带进来。从那时起，无车日逐渐卷入了越来越多的机构和群体。

居民的态度并不总是一致。前几年我们的线路相对固定，第四年开始遇到居民的反对。反对意见是典型的“邻避效应”：他们说“我不反对无车日，但不要在我家门口”，不过，这种争论在我看来恰恰是社区的生命力体现。支持和反对同时存在才是真实的社区。反对者在小区群里组织邻居抵制，结果反而让更多人参与了讨论，帮助活动被更多人知晓。

支持的声音往往来自具体的体验。第二年我们设立了儿童交换集市，一个孩子把自己还很贵、很新的玩具半价出售，还承诺一半捐给社区基金会，结果一个都没卖出。但这不全然是坏事。他对妈妈说：“我以后再也不让你买这么贵的玩具了，赚钱太难了。”这位妈妈感叹，家庭教育多年都没做到的事，一次社区活动就让孩子明白了。

随着活动推进，蛇口社区逐渐长出了自己的基金和子项目。花芽儿童友好基金就是在无车日中诞生的。两个从小参与活动的孩子，以自己名字命名基金，后来孵化出护鸟队、环保提案，把学校、家庭都卷入其中。这些孩子的成长轨迹与无车日紧紧相连，社区成为他们的第一所大学。

无车日的主题每年都不同。我们曾提出“保持距离，恢复亲密”，回应疫情时期的隔离；也提出“繁荣邻里·韧性未来”，回应经济下滑与儿童未来的挑战。今年的主题与极端气候相关，结合滨海社区的现实，思考如何在地回应全球问题。主题的确定并不是闭门决定，而是通过线上征集、居民下午茶、小组讨论和青年社群的参与，逐步形成的。我们希望主题既能回应时代背景，又能触发社区讨论。

例如，我们研讨“海平面上涨60年，蛇口会是什么样子？”。孩子们参与其中，一个叫奥斯卡的孩子就构想了“可持续的生活岛链”。针对成人抽象的“友好街道”概念，10岁的奥斯卡以麦当劳为中心，画了一张“蛇口美食地图”，甚至铺在地上让其他孩子补充，这个互动的过程很有趣。他认为，步行出门消费支持了家附近的商店，这才是繁荣邻里的驱动力。

无车日不仅是嘉年华。我们在过程中逐渐发展出论坛、沙龙、社区行动。有人策划全素食的植物婚礼；有人发起小斜坡计划，为社区加装无障碍设施；也有人做电动自行车安全的研究，联动高校调研。这些都成为无车日的延伸。它已经不只是一天的活动，而是一个社区实验场，涵盖社会治理、公共空间、经济活力、儿童友好、环境议题等多个维度。

十年来，我们最大的收获是看到社会力量的生长。第一年还要不断和政府磨合，到今天，很多部门主动协助，甚至提出建议。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从志愿者变成策划人。团队虽小，但社区本身已经长出了力量：基金、社群、子项目，各自独立发展。

有人问，蛇口的无车日和世界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最大不同是它的自发性。纽约的交通局长曾专程来蛇口，他说难以想象在中国能有这样的自发行动。的确，我们没有庞大的政府预算，也不是单一的宣传，而是从社区内部生长出来的。街道权利的唤醒，居民的参与，政府的卷入，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社会协作。这才是真正的城市创新。

我们看到社会问题的前沿后，开始小步子实践。我们正在努力撰写《社区可持续发展报告》，我们希望贡献给世界一份解决社会治理、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策略手册。城市空间是在多种力量博弈中生成的，而不是按照规划图建设的。

我常说，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内容短缺”的阶段。物理空间我们盖了很多，但空间里缺乏能让人真正感到快乐、愿意参与的内容。无车日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内容，让人们在街道上笑，让社区里的人真正感受到自己是公共生活的主人。这种笑容，是任何规划图纸和建筑设计无法直接创造的。

所以我认为，无车日不是一个简单的环保活动，而是一种社会实验。它提醒我们：社区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共同面对问题时形成的信任与合作。蛇口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本身就是一个试验场；无车日，则是它在当代公共生活层面的延续。十年过去，我们看到的不是一次次嘉年华，而是一棵树的生长——它不断扎根，枝条伸展，自己也落下新的根系，衍生出新的社群和行动。这就是蛇口无车日的意义。

左靖：

“南坡秋兴”项目总策划

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策展人

范久江 ：

贵池茶厂焕醒计划主创设计师

久舍营造工作室创始人

殷天霁：

贵池茶厂焕醒计划业主方

安徽国润茶业有限公司创始董事长 

贵池茶厂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安徽最早的两个祁红茶国营大厂之一。鼎盛时期，这里有上千名工人。茶厂不仅是经济支柱，也是城市记忆的一部分。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束和市场格局的变化，茶厂虽然还在生产，但也逐渐走向衰落，部分厂房长期空置，退役的机器也渐渐生锈。

厂里当时面临着体制上有弊端、机制不灵活、人员老化等问题。尤其在行业低迷期，要靠我们自己内生创新，非常困难。老企业需要注入新的活力，就像“鲶鱼效应”一样。我们希望探索一种不同的方式，用“焕醒”而不是“改造”，让厂区重新成为城市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包括：档案浮沉、产品更新、空间焕新、风味重塑、人文孕育和空间修缮。

空间修缮的核心观念是“物尽其用”。这也是茶厂留给我们的一个最为核心且极具当代意义的（建筑）品质。 这不是被动接受的“将就”，而是仔细地对物料与素材进行研判并发现其特质，结合具体使用需求激发其能力极限，最终完成了经济实用的混合建造。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拣场二层的改造。空间端头的两跨，下弦杆呈现弯曲的异形，它是由三根不规整的“杂木”用方木两侧夹住的栓接方式组成。在其他榀桁架中出现的竖向钢拉杆，在这两榀中也都变成明显弯曲的木头余料。这体现了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木材匮乏的时代特征。

在修缮和改造中，我们重点保留了这个建造特征并进行精细的加固，并将这个空间设计成一个有微度纪念性的展陈场所。我们用195个女工拣茶时支撑桌板的高凳（每个都由杂木制成，尺寸有微差）清理磊叠，用可调节的拉索结构将它们编织成一个“有刚度的弹性整体”，放置在那两榀特殊的桁架之下，吸引大家去感受和解读。这个装置的材料费不到2000元，但它承载着厂里曾经工作过的每位工人独特的个性和丰富的时代印记。它让不再有使用价值的“废弃物”开口说话。

项目名称:贵池茶厂焕醒计划

项目地点: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

项目建成/后用时间: 2024年10月

项目业主方：池州市安徽国润茶业厂长殷天霁

项目发起人：刘姝滢

项目主体机构：安徽国润茶业、杭州久舍营造工作室、陈伊甸平面工作室、山门来吧中轴线数字艺术馆、南郊陶瓷工作室、月乃音日本中国茶教室

项目相关负责人：范久江、翟文婷 / 杭州久舍营造工作室、陈伊甸 / 陈伊甸平面工作室、吴旭 / 山门来吧中轴线数字艺术馆、王驭峰 / 南郊陶瓷工作室、渡边乃月（日） / 月乃音日本中国茶教室

项目建筑修缮顾问及空间设计方: 杭州久舍营造工作室

项目主创建筑师: 范久江、翟文婷

参与团队成员：范久江、翟文婷、杨溢、李婷、王家桢、王迪、高欢悦

结构顾问：周金将、陆洋

遗产顾问：宿新宝

暖通顾问：韦劭辰

修缮监理：赵杰

施工现场管理：韩立胜

策展助理：李桐（涂涂）、张旭（柚子）

小红书运营：李桐（涂涂）

可持续助力：KleeKlee 

老瓷砖复刻打样及成本赞助：郑祎（祎设计）

其他参与人员：钱静漪、高佩

焕醒计划不仅仅是建筑修缮与改造，还有风味的重塑。项目发起人刘姝滢和团队将西方的品鉴体系引入中国茶，在2019年就做出了祁红风味轮。这甚至走在了同行前面。我们还做了很多面向年轻人的新平饮方式，包括祁红抹茶、祁红拿铁等。

茶厂曾是贵池人的骄傲，许多老工人仍住在周边。我们邀请他们回到厂区，讲述当年的生产和生活，把口述历史整理成展览和影像。茶箱和木凳等旧的生产物资没有被丢弃，而是被重新利用为空间的界面与艺术装置，与修缮后的老建筑空间一起成为茶厂历史静默的讲述者。我们希望来访者能在这些场景里感受到时间的叠合：既看到过去的辉煌，也看到今天的可能性。对老工人来说，这是一种“重回现场”的体验，对年轻人来说，则是第一次触摸到与自己家乡有关的工业记忆，并能感受到其中蕴藏的当代价值。

1994年开始，这座曾经的国营光环渐渐淡去。厂区与城市的连接也慢慢脱节。我们从开放“预约制邀请”开始，让茶厂的生产、空间与风味重新链接回市民。我们没有将老厂房仅仅作为被凝视的对象，而是把经典风味一直锚定在这原址上，只有这样焕发的生机才是生命力的源泉。

整个过程中，厂里一直坚持“不把茶厂当纯商业项目”。如果只是把地卖掉，改造成购物中心或地产项目，它很快就会与别的地方无异。大家更希望它成为一个文化和公共的平台：既能容纳茶厂自身的工厂博物馆展览、艺术节，也能承载城市的社区活动；既能接待游客，也能服务本地居民。它的功能应该是开放的、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消费。

当然，曾经的困难很多。最大的挑战是资金。地方财政修缮资金有限，不可能一次性投入巨额改造，我们只能采用“做一点、成一点”的方式推进：先修复几个核心空间，再逐步拓展。另一个挑战是运营，厂区大，内容复杂，仅靠政府部门很难维持，需要引入多元主体。在刘姝滢的建议和坚持下，谨慎选择对项目有认知并且有能力创造的设计团队、文化机构、本地社群，少量收费或者义务完成了许多共创内容。这种在当下罕见对文化遗产生命力保护的共识之力，让厂区慢慢焕发活力。

遇到观念上的质疑，是一种工作中的常态。有人担心旧厂房太“破”，能不能吸引人？也有人觉得活动办一办就算了，何必花这么大力气。事实证明，茶厂的真实时间质感和独特城市记忆恰恰是池州欠缺的。我们也逐渐形成了一个信念：在日常中唤醒历史，用属于在地的语言焕发独属的生命力。

这个项目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是一个自下而上、非政府主导、非资本支撑的实践。我们企业状况并不好，我们请来的结构专家、摄影师、平面设计师等，很多人都是义务或者无私地帮助我们。他们是被老厂的故事和价值所打动。我将他们称为我们企业需要的“鲶鱼”。

贵池茶厂焕醒计划的意义，不仅在于复活一处工业遗产，更在于为中小城市提供了一种平等看待“新”与“旧”的观念。前不久，厂内一棵60多年老梧桐树的生死引起了城市领导的亲临现场高度关注，明确要求老厂里的所有建筑、设备甚至老树都要高度珍惜。这表明我们的创新保护工作，已经引起了城市更新过程中的高度重视。

其次，它为中小城市提供了一种非传统、非冒进的更新路径，为工业遗产活化利用和城市更新的下半场，提供另一种路径的可能性。我们相信，对“真”的追求，才能形成一个更健康的商业土壤，吸引大家长久地关注和向往。

今天的茶厂还在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是否能长效作用于茶厂，还需静待命运流转。

朱荣远：

龙游瀫畔・8090 青年创造季（第一季）项目发起人

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我们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最初接到的，是龙游瀫的展示设计任务。龙游这个县城比较特殊，它跨江发展的：老县城在衢江的南岸，产业园区在北岸。我们和县里沟通时发现，江两岸其实有村庄、农田、湿地和一些岛屿，恰好位于产业园和县城县城之间。这里既是城市的一部分，又被江切割成两半，非常独特。加上衢江边上有航电枢纽，修了大坝和船闸，江面被拓宽，我们就提出干脆把这一区域定位为“龙游瀫”，让县城坐落在湖的南北两岸。于是我们做了环湖的城市设计，把这片区域比喻为“三明治”，中间夹心的部分就是城市的灵魂。尤其在生态文明阶段，基于生态的景观和功能，才是小城市最重要的资源。

我们提醒当地政府不要跟风大城市，而是要突出自己的特点。大城市有吸引力，但代价是高生活成本和紧张的压力；小城市机会少一些，却有独特潜力，应该好好利用。十年前我们给衢州市做过发展战略时就提到：不能永远模仿大城市，而要把山水环境和较低开发强度转化为生活品质和文化价值。衢州有这样的条件，龙游更是如此。

项目地点：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

项目建成/启用时间：2024 年3 月

项目主办方：龙游县人民政府

项目发起方：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哔哩哔哩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发起人：朱荣远、李晖、徐逸

项目执行负责人：孙俊、周天璐、吕凝珏

学术鼎力团：李晖、刘珩、刘建华、柳亦春、马岩松、庞伟、沈烈毅、张宇星、朱荣远

项目承办方：龙游县龙游瀫建设管理中心、龙游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龙游县小南海镇人民政府

项目支持方：衢州云新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宣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规划完成后，我们意识到必须行动。但常规的建设机会不足，于是提出通过活动创造机会，让年轻人来回答几个问题：小城市的现代化应当是什么样？人与自然的新关系如何建立？乡村现代化的路径在哪里？我们希望让8090后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视角来看龙游，用作品和行动表达观点，同时展现能力。

于是“龙游瀫畔·8090青年创造季”诞生了。我们设立了“鼎力团”，邀请建筑师、艺术家、景观师等在业内有影响力的人来推荐年轻人，最终从百余人中选出27位8090青年，分成九组，每组三个不同专业。他们在瀫畔、湿地、田野或村庄里自行选点，讨论方案，协作完成设计建造。我们希望这种机制既能呈现他们的协作关系，也能暴露问题。事实证明，大多数小组都合作得很好，三人互相提醒、互补短长，展现了年轻人的创造力。

当然，整个活动还不止这27位参与的“瀫岸”。在落地执行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需要更多地链接沿路的村落，于是又召集了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乡村参与到活动中，补充呈现“瀫村”在地平行单元和“瀫之灵”增强现实计划。这些年轻人有更广泛的视野，而且非常认真，因为这可能是他们第一个能够全程操盘的项目。

活动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创见”，让青年们发表观点，探讨小城市、乡村现代化以及城乡关系等问题。第二阶段是“创造”，他们要把思想落实为建造，用自己的方式与环境结合。我们尽量避免甲方干预，鼎立团只在协调土地、法律或村庄关系时出面。对许多年轻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完整操盘的项目，所以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龙游瀫畔处于产业园和县城的夹缝中，这让我们特别关注城乡文明的冲突。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是水和油的关系。乡村文明有四季、有时间的节奏；城市文明没有白天黑夜，只有欲望。从社会心理和文化上，要让乡村转向现代城市文明，是一个非常缓慢的渐变过程。

我们的活动，其实就是一个“倒时差”的策略。通过外来者的跨越式观念植入，拉大了和当地文化的反差。当地村民起初不理解，但看到那么多人来，油菜花开、稻谷黄时游客蜂拥而至，村民慢慢发现这些作品不仅特别，还能带来便利和热闹。他们甚至投票评选自己喜欢的作品，最终选出那个红色的、螺丝壳状的流动书屋为他们心中最好的作品。这是启蒙和文化观念变化带来的积极成果。

我们坚持作品长期保留，而不是像艺术节的“快闪”项目那样展完就拆。第一季的建造多利用原有水利设施，不破坏功能，而是以创意转化。比如有人在水渠上铺设混凝土条，既成路又不占地。还有作品主动利用涨水，被淹没时也成为创作的一部分。去年洪水淹掉几件作品，但这是设计之初就考虑到的，与自然变化共生。

外界可能会有“网红化”的担心，我们的理解是，网红不是单一建筑，而是整个事件。我们希望用年轻人吸引年轻人，让他们的行动成为传播城市的方式。大概20年前，我就提出过类似的想法：通过集聚智慧释放能量，让社会看到小城市的独特性。

第一季成功后带来了显著的社会效应，许多人说，如果不是这个项目，他们根本不会知道龙游。对于县里，这是极大的城市宣传。村民的参与度也在提升。第一季时他们觉得无关，第二季开始主动参与。市场力量也开始响应，出现了雪球效应：年轻人开酒吧，外地商家进来办餐厅，还有人投资改造房子做民宿。空间开始生长。这些都是最令人欣慰的信号。

当然也有困难，最大的挑战在于观念和法律。建设行为必须合法合规，这需要大量协调。即使项目再小，都必须在土地和手续上实现合法化，因为它们是在非建设区域,。这需要地方政府的创新机制和行政力量的支持，才得以顺利推进。

回头看，第一季的短板在于运营和管理缺失，第二季补上了这一点。我们引入新的运营团队，让空间被真正利用，活动有了章法。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尝试，比如第三季可能转向学术批评、戏剧等方式，邀请更多年轻人加入。

在我看来，“瀫畔·8090青年创造季”最重要的意义是为年轻人创造机会。城市创新不仅是空间和技术的创新，更是社会机制的创新。通过集群设计、青年参与，我们看到了多样性和未来的可能性。

中国的乡村建设不是靠钱和技术就能解决的，它更多的是社会建设，必须尊重农耕文明的缓慢和节奏。作为城市规划师，我们要想象未来。通过持续的迭代，将新的理念和传统的东西产生新的火花，让明天比今天更好。

运营编辑：叶晨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