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二审判决后，宋辰再没回过深圳的家。他搬去贵阳和朋友租住在一起，没有工作，依赖母亲的接济生活。姐姐宋欣曾去看过他一次，小区脏乱，一间屋子墙面全是霉斑，他也不太适应贵阳潮湿阴冷的天气，消瘦，脸颊凹陷，状态消沉。他在QQ空间里写：做噩梦，梦见自己在呕吐，看见吐出的是几块碎玻璃。

宋欣知道，弟弟的伤疤还在流血——从2007年到2014年，他一直遭受叔叔宋金宇的猥亵。第一次伤害行为开始时，他才7岁。2024年，宋金宇因猥亵儿童罪获刑4年6个月。当宋欣告诉弟弟审理结果时，他摘下耳机听了一会儿，又扭头继续打游戏，表情平淡。宋辰后来通过文字告诉我，讲出这个事情后，作为受害者的他受到来自家族各方面的压力，就算施害者最终受罚，对他来讲也只是浅薄的心理安慰。痛苦一直都在。此时距离他第一次向家里说出被侵害的事情，已经过去十年。

是宋欣最先察觉宋辰的异常。那是在2016年，16岁的宋辰成绩大幅下滑，沉迷游戏，时常冲撞父母。她被父母要求查看弟弟的网上聊天记录，意外发现弟弟与同性在暧昧聊天。这之后，宋辰模糊地提及，叔叔曾性侵他，而且是多次。宋欣有点懵，20岁的她不敢细问，害怕造成二次伤害。弟弟的态度是算了，叮嘱宋欣不要告诉爷爷，爷爷的心脏做过手术。

宋欣也难以相信。叔叔与宋欣一家同住在一栋城中村自建房里，宋欣家住4楼，爷爷奶奶和未婚的叔叔住在2楼。在其他家人眼中，叔叔是个怪人，宋欣听说他早年曾受打击，成了无业游民，每天窝在家里打游戏。家里也溺爱这个小儿子，他都是端着饭碗到电脑前去吃，不跟大家一起。但在姐弟俩眼里，叔叔曾是他们心中最要好的长辈。

宋欣的父亲经营几家餐馆，凌晨两三点回来，常常喝得醉醺醺的。宋欣几乎想不起来与父亲相处的画面，他在家里是隐身的，一旦出现多是苛责，让她害怕。父亲屡次出轨，也让母亲情绪冷淡，宋欣感觉生活在冰窖里，一家人彼此情感疏离。可叔叔从不会端着长辈的架子说教，总是轻声细语的，带着宋辰组队玩游戏。对待弟弟他甚至有些讨好，会专门给他做生日蛋糕，送他喜欢的游戏角色玩偶。姐弟俩有时都会把对父母的期待投射到他身上。

仔细想来，宋欣觉得一些细节被忽视了，小时候弟弟好像总缺乏安全感，骑自行车会上两三把锁，有次跟她一起睡觉，他的手会来抓她的手。宋欣将事情先告诉了母亲，母亲十分气愤，但做不了主。母亲21岁从潮汕嫁到深圳，她信奉从一而终。她像一株藤蔓，攀附在丈夫这棵大树上，她的作息与丈夫完全同步，心情也随丈夫的脸色变化。经济更是如此，她曾跟女儿抱怨，丈夫一个月只给她一千多块生活费。母亲的脸上总是疲倦的表情，“看不到她身上人的部分，不鲜活”。

姐弟俩只好又告诉父亲。那是在饭桌上，宋欣记得自己和母亲、弟弟都哭了，但父亲听完笑了一下，好像并没当作大事。这之后父亲亲自找叔叔聊过，叔叔说是玩玩而已，可以道歉。这事就不了了之。一切如常，逢年过节，姐弟俩依旧要被安排着去爷爷奶奶家聚餐，叔叔见到他们也像没事人一样。

某种程度上，李兰婷理解宋欣一家表现出的犹豫和退却。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比单纯的耻感更复杂的东西。李兰婷的女儿梅子从11岁左右开始被继父刘定涛猥亵，直到2023年李兰婷才下决心支持女儿起诉丈夫。刘定涛最终因犯猥亵儿童罪和强制猥亵罪被判有期徒刑8年。此时，梅子已经25岁。

李兰婷现在还记得女儿第一次跟她提到这件事的情形。那时刚读五年级的女儿倚在卧室墙外，低着头，声音很轻，有些胆怯，说继父脱她裤子，摸她下体。李兰婷僵在原地。她是带着女儿嫁的刘定涛。两人后来又育有一子，刚刚一岁。她冲到刘定涛面前质问，他不吭声，李兰婷意识到这是真的。他说他错了，只是好奇。

李兰婷最终选择不将这个事情扩大化。生于70年代的她，当时尚未听说“猥亵”这个词，不知道被“摸一下”也能被判刑。她说，在她的认知里强奸才是大事，她庆幸女儿只是被摸一下，好像“还能容忍，用容忍这个词可能也不是特别合适。”刘定涛的表现也让她犹豫。她告诉本刊，如果没有这个行为，刘定涛曾让她感觉是“捡到了宝”。他体贴周到，会给她洗澡、擦背、吹头发，节假日的第一杯酒是敬她的，大年初一还要给她洗脚。在外他也给足她面子。李兰婷说，刘定涛高大帅气，自己的相貌和他的相貌天差地别，“但是他带我出去，都说这是我老婆。”

李兰婷承认，自己是一个特爱面子的人，家里过得再不好，在外也要表现得很幸福。出生于浙江的她，赤手空拳来到上海做生意，买房定居。“如果最后搞得一无所有，我怎么抬头做人？”她选择维持表面和谐，没有戳破那层膜。但每次睡觉，她都要睡外侧。他去厕所，她会跟着站到门口。他去玩游戏，她也要坐在旁边假装要学。“我像惊弓之鸟一样，紧绷着那根弦”。

后来她将女儿送到前夫那里，以进行物理区隔。她与女儿相距仅两小时车程，但此后4年从未见过面，偶尔打个电话，她也要掐在女儿放学到刘定涛下班中间的空档。打完电话，还要把通话记录删掉。女儿初中毕业后，她将女儿接来小住两天，她处处谨慎设防，女儿洗澡守在门口，吃饭刻意让女儿坐在斜对角，离他最远。晚上睡前，她也会检查女儿是否反锁房门，并把钥匙藏在床底，要抬床才能拿到。但一两天后，丈夫趁她熟睡时，再次溜进女儿的卧室。

这一次她准备报警。但女儿和刘定涛双双跪下求她，她不知道，女儿是被威胁才下跪的，也没想过，自己的隐忍其实是一种纵容。随后的几年里，刘定涛对偶尔回家的女儿依然会动手动脚。2023年底，刘定涛被发现再次出轨，双方爆发争吵，刘定涛将梅子摁在地上说，我今天当着你妈的面把你强奸了又怎么样？李兰婷终于下定决心彻底与他分开，并支持女儿报警。不过，她很坦诚地告诉我，终于迈出这一步，是“很多因素撑在一起”。“以前他从来没有打过我，那次他打了我，我对外都没说过。也不叫打，他就是很用力地推我。”

时隔多年，宋辰的母亲已经不愿再回忆此事，她只是反复向我讲述夫妻俩的难处：出事后婆婆直接瘫倒急救，公公也做了两次心脏搭桥手术，丈夫也很为难。公公又以家产要挟，让他们“一片瓦都分不到”，夫妻俩也不想“一无所有”。

“家庭内部的儿童性侵案不常见，但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罕见。”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是一家专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公益律所，律师吕孝权从业以来接到过不少这类案件的咨询电话，尤其是2020年“鲍毓明事件”以后，一年接到类似法律咨询至少也得十数个。本刊梳理2015-2023年公益项目“女童保护”发布的性侵儿童案件统计报告发现，媒体公开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件里，家庭成员性侵案占比在8.5%～20.78%。统计报告显示，此类性侵案的受害者以7-14岁的中小学生为主，施害者包括生父、继父、爷爷等直系亲属和叔伯、表哥等旁系亲属。吕孝权告诉本刊，在他接触的这类案子里，很多都是家族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经济依赖导致沉默、监护人失职，除此之外，性教育不足、受害者面临人身威胁以及法律执行不力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案件长期未被披露。这也让家庭内性侵一般具有长期性，甚至可能持续数年。

女儿的案件判决后，为了弥补对女儿的亏欠，帮助到更多潜在受害者，李兰婷曾多次直播讲述这个事情，她说有100余个案例找到她希望获得建议和帮助，但最后真正被定罪的只有12起。她发现，很多案件都受困于没有证据——不少受害者本人成年以后想要维权，距离案发已事隔多年，相关证据均已灭失。公安机关是否立案、检察院是否起诉、法院是否作出有罪判决，都是刑事追诉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一道道门槛。有的已经过了犯罪追诉期，甚至连启动刑事追诉程序都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吕孝权至今仍清晰记得一个典型个例，2015年发生在福建政和县，一个刚出生六个月大的女婴在父母补办结婚酒席当天遭远房堂叔性侵，结果导致被害女婴阴道撕裂、处女膜破损，构成轻伤二级。由于案发当日即被发现报案，相关证据确实、充分，施害者最终被判罪量刑。

吕孝权律师告诉本刊，刑事案件定罪重视客观证据，比如性侵案中定罪证据主要包括：物证与生物样本，如嫌疑人遗留的精斑、血迹、毛发、皮屑，被害人身上提取的体液（含汗水、口水）等 ；现场物品，如避孕套、床单、被套、枕巾、纸巾、衣物纤维等，若沾有混合体液可作 DNA 鉴定 ；此外还有特殊物证，如在麻醉类强奸案中，现场遗留的饮料、水杯、针管、针剂或酒瓶等，需检测是否含有麻醉剂或春药成分；另外还有勘验笔录、证人证言等等。

但是，现实中许多家庭内儿童性侵案件，由于事发时间久远，基本已经丧失了第一物证。且案件发生在家庭内部，具有更高的隐秘性，很难有目击证人，也缺乏住宿、通行等证据进行时空印证，办案难度更大。在性侵未成年人问题上，2023年两高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中明确，引导办案人员不过度依赖客观证据，也要重视言词证据，注重对言词证据的合理性审查，与间接证据的细节印证，证据间的印证和逻辑分析。

2018年宋欣找到吕孝权咨询时，手里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那时宋辰长期休学，半夜不回家，私自去外地见网友。他被确诊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常常喊着自杀或杀人，自杀风险等级是高风险，“内心痛苦无助，紧张不安，容易胡思乱想。”多份诊断病历里写明：幼年时（宋辰）被叔叔猥亵后，心理健康严重受损。四年前告知家人，一年前情绪状态变差，内心痛苦无助，烦躁，紧张不安，不够自信，食欲差。自己的情绪控制是个问题，希望得到帮助。作为受害者，宋辰已经没有心力维权。

吕孝权指导宋欣如果想要警方立案，首先要当面去找宋金宇录音取证。吕孝权说，这类案子，如果缺乏第一物证和直接目击证人，嫌疑人的自承录音录像或认罪书（承诺书、保证书）等，证明力本身是比较高的，但此类证据需要在案发后及时获取，趁施害者还没有防备心理，同时可能还带着一丝愧疚之心时搜集固定，否则也很难获取。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宋欣单独敲开了叔叔的房门。屋里没有开灯，宋金宇低头玩手机，回避她的眼神。一个小时的谈话里，他承认触碰过弟弟的生殖器，但解释是检查包皮，同时提及还看过宋欣两个表哥的。正是这份录音，成为法院定罪的关键证据。

这之后，宋欣代替弟弟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她专门建了文件夹归档证据，涵盖录音、文字、病例、心理评估报告及报警材料。里面还有她五年的日记，凡涉及弟弟的部分她都一一录入电脑，好几万字。2021年，宋辰在深圳市福田区未成年人保护服务中心里，第一次详细讲述了自己被侵害的经历。2022年，在三位志愿律师的陪同下，宋辰正式报警。而梅子的案子之所以能够得到判决，最关键的是一份书证。刘定涛被发现猥亵梅子后，曾写下的一份承诺书，承认“2015年8月16日早上跑到女儿房间对继女猥亵”。

虽然案件最终有了结果，但近十年里，宋欣家庭内部因为这个事情不断的冲撞、拉扯，家庭关系早已破裂。宋欣说，决定报警后，爷爷、姑婆、姑姑轮番出面施压，爷爷放出狠话，要切断父亲的经济来源，收回餐馆的门面，最终不相往来。父亲和弟弟的关系也无法修复。弟弟曾无数次表达想杀了父亲，去年他删除了父亲的微信，他在回复本刊时也毫不掩饰对监护人的失望，“社会没有有效的机制监管监护人的行为，在我受害者看来，监护者不是寻求帮助的对象。”

宋欣也跟父亲决裂了。十年前得知弟弟遭遇性侵后，她每天凌晨两三点才能睡着，常常陷入焦虑，心率突然加快，严重时脑子里只有“杀杀杀”。弟弟的遭遇，也迫使她不得不开始审视自己。弟弟曾形容她跟父亲很像，“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这两年，宋欣不再回复父亲的消息，发来的红包她都不收。她已经积攒了太长时间的失望，“我已经给他10年时间展示诚意，他从不会真正反省，永远都是责怪他人。”安定医院芜湖医院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葛毅有过多年家庭内性侵的心理咨询经验，她告诉本刊，儿童遭遇亲属性侵后，“家庭成员对待此事的情绪反应、合作能力以及处理方式，甚至会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可能比性侵本身影响更大，也并非简单归咎或惩罚可以解决。”

曾接待过一些家内性侵临床案例的戏剧治疗师千山鸟告诉本刊，她2016年在一家公益机构做团体心理咨询助手时，曾深度接触过一个家内性侵案受害者，她十一二岁时曾被父亲性侵，心理创伤非常严重，连续做了五年心理咨询，能达到的最大成果就是能面对面跟陌生人说话。她非常缺乏安全感，当她身边的空位上有个陌生女性落座时，她就必须更换位置，房间开了一条缝透气，有人影走过去，她也必须把门关上。千山鸟记得，有次咨询是她带领大家用舞动的方法进行治疗，需要两人指尖触碰，但她拒绝这个练习，因为她没法跟人触碰。等到十周的心理咨询结束以后，她说她才开始相信咨询师。

千山鸟说，这名受害者现在30多岁，有很严重的社交障碍，也没法工作，完全依靠别人养活。后来找不到居住的地方，只好跑去庙里免费吃住，但半年之内有三次企图自杀，都因被及时发现阻止。最后一次自杀时，她写了三封遗书，其中两封就是给包括千山鸟在内的两名治疗师的。她几乎没有其他可以支撑的人。

李兰婷深陷愧疚当中。开庭前有次陪女儿睡觉，她才第一次看见女儿的创伤有多大。她说，女儿晚上都要开着灯睡觉，一点声音都会惊恐而醒。以前路过女儿房间，透过门缝看到灯亮着，她还以为她在玩游戏。她说，很多母亲跟她一样，考虑女儿未来能不能嫁人，但没考虑到，孩子能不能长大成人。“在我接触的案子里，跳楼自杀的就已经好几个。”好在，去年年底二审后梅子的状态有些好转。开庭结束，她告诉李兰婷，想要出去吃饭，先吃海鲜，再吃火锅，什么都想吃。那天，李兰婷陪着女儿吃了六顿，吃着吃着女儿就哭了。哭完，她说，妈妈，我没事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宋欣、宋辰、宋金宇、李兰婷、刘定涛、梅子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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