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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块钱吃不饱”,普通人还能“路边摊自由”吗?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6-14·阅读时长16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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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摊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便宜代名词”,部分品类的价格甚至直逼甚至超过了连锁餐饮店。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邢海洋

屈指一算,地摊经济放开已有3年。路边摊自由了,全国各地也发展出了数个地摊天花板级的城市。成都,不用说,全国首个放开占道摆摊的城市,全市固定合规摊点3.6万个,带动超10万灵活就业,完整形成“早市-日间便民摊-夜市”全天潮汐摆摊体系,堪称全国规范化地摊、夜市经济标杆。山东临沂,地摊供应链之都,全国摆摊人的“进货大本营”,那里物价低廉、摊位费极低,大量本地人、周边县城居民全职摆摊,果蔬、日用地摊价格几乎是一线城市一半。

《青少年的哪吒》剧照

另一个地摊天花板居然在北京边上,如果不看网评,我还难以相信。那是与北京一河之隔的河北燕郊,夜晚在那里行走,如同徜徉在一个巨大的集市中。几乎每一个巨型小区的门口都集中着几十、上百的摊车,烧烤摊顶着巨大的排风扇,烟火冲着天空喷射而出,烤冷面、烤淀粉肠的铁板烧车、馄饨车、炒菜车、盒饭车、凉皮凉粉车一字排开,小区门口水泄不通,甚至水果车都占上了街道。那里自发路边摊密度在全国数一数二,全城都是集市,城市如同建设在集市之中。

路边摊多了,城市充满了烟火气,生活也方便了。只是路边摊的食物肉眼可见地涨价,一个人几个摊位前随便点餐,一顿饭二三十元就没了。不知大家是否和我一样,对路边摊的价格敏感起来了。3元一串的羊肉串、牛肉串、2元的五花肉串,9元的肉夹馍、8元的煎饼,这些在饭馆也能够买到,为什么路边摊和饭馆同价了呢?要知道路边摊可是没有房租、物业成本的,一两个人、一辆推车,撑起一份小生意,甚至摊车携带的水电也是民水民电,价格比工商业用的低很多,既如此,路边摊的价格难道不应该更便宜吗?

《拜托了,身体里的她》剧照

近年来,“地摊经济”和路边摊的有序开放为城市增添了久违的烟火气,但消费者也明显感觉到,路边摊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便宜代名词”,部分品类的价格甚至直逼甚至超过了连锁餐饮店。还是以燕郊为例,路边摊地摊经济刚放开时,基础杂粮煎饼5元、基础烤冷面5元、素卷饼4元;2026年同款基础煎饼7、8元,加蛋加肠直接突破10元,烤冷面基础款7元起步,全套加料可达13元。小吃人均消费从8、9元上涨至15元以上,涨幅远超普通实体门店。

自从2023年新版市容管理法规明确不得一律取缔占道经营,此后马路摆摊不再全违法,而是改为划定区域和便民时段允许经营,只有乱占道、超时、扰民才算是违规。中央文明办也调整文明城市考核标准,删除了 “占道经营扣分” 条款,禁止地方为创文一刀切清摊。顶层设计上,城市管理不再追求街道绝对整洁,而是优先保障灵活就业、提振消费。

《甜甜的陷阱》剧照

在燕郊,我看到有的摊贩把售卖的服装摆在十字路口,旁边交通警察就在指挥交通,路边摊的经营环境相当宽松。自国家层面开放“地摊经济”,地方政府不再一味限制,而是纷纷出台配套细则,从食品小摊备案制、限时经营、垃圾自治等方面规范地摊经济,摆摊从 “短期应急” 变成城市便民配套长期制度。

有了政策保障,摊贩经营稳定性大幅提升,很多人开始长期摆摊、全职摆摊,以路边摊为业。燕郊常住人口超百万,绝大多数是往返北京的通勤族,早高峰早餐、晚高峰夜宵、平价生鲜刚需极强;而这里的商业地产多组团建设,对于动辄数万居民的社区,大型商超、社区商业供给不足,地摊天然填补了潮汐人群空白。对于自发形成的集市,政府也以疏导为主。无需高额摊位租金、不用复杂证照,几百元设备即可出摊;周边批发市场食材、果蔬拿货便捷,大量摊贩全天流动经营。

按理说,当供给几乎无限,商品的价格便会受制于供给方的竞争,每一个商户只能赚取社会平均利润率。可为什么一个煎饼,食材成本不过2元,却能卖到7元,毛利率高达70%呢?实际上,几乎所有食品毛利率均六、七成,甚至更高。

《凡人歌》剧照

路边摊涨价,当然不是商贩们盲目贪心,自我膨胀的结果,背后是一系列成本结构变化、消费群体转移以及市场推波助澜的必然结果。

过去路边摊之所以便宜,是因为“推车就走”,几乎零成本。但现在各城市推行的是有序、规范的开放。许多允许摆摊的区域需要缴纳摊位租赁费、卫生清洁费或管理费。有了规范的摊位做比较,不规范的摊档也有了提价的空间。

就食材的成本而言,这两年CPI低位徘徊,其实并无上涨压力。但消费客群却是“向下沉淀”的,由于消费下沉,观念转变,越来越多原本习惯在商场、中高端餐厅消费的群体,开始将视线转向简餐,乃至“烟火气”十足的集市。过去摊位仅服务于学生或低收入群体,如今客群中增加了白领和中产,他们对价格不像过去的消费者那样敏感,这就为摊贩们提高利润率打开了大门。

《青少年的哪吒》剧照

迎合中高消费客群的品味,路边摊也在“网红化”,很多路边摊走起了“视觉系”和“创意系”路线,各种冰激凌烤冷面、芝士大生蚝层出不穷。摊主们通过社交平台营销,一旦贴上“网红”标签,就自带流量溢价。消费者买的不仅是食物本身,还有“拍照打卡”的社交属性。

但真正令路边摊价格起飞的,却是来自供给方无限供应后的“囚徒困境”。在传统的经济学常识里,竞争者变多,价格应该竞争性下跌;但在现实的地摊市场中,却出现了摆摊太多,顾客却未相应增加,摊贩集体涨价的现象。这在经济学上可以被称为“固定成本稀释失败导致的代偿性涨价”或“垄断竞争下的生存性合谋”。

不妨设想一个集市,原本只有 5 个卖烧烤的,每天总共有500个食客,平均每个摊子分100摊客流,按人均30元算,每个摊主每天营业额3000元,利润足够支撑。现在摆摊的人多了,烧烤摊暴增到20个,但整条街的客流并没有成倍增加,可能只微涨到600人。这时,单个摊子的客流从100人腰斩到了30人。如果维持原价,摊主一天的营业额只有900元,扣除材料、摊位费和一整天的辛苦劳作,直接陷入亏损或白干的境地。为了生存下去,摊主唯一的出路就是提高单个顾客的客单价。

《三十而已》剧照

当一条街上的摊主们都面临“客流稀少、再不涨价就要收摊回家”的生死存亡关头时,他们会达成一种微妙的群体心理默契:谁也不敢轻易降价,因为降价等于加速自杀。而一旦有一个摊主试探性地涨价,其他摊主就会立刻跟进。这种涨价不是商量好的“价格垄断”,而是为了集体活下去的“防御性跟涨”。

聚集于小区门口的摊贩们似乎“垄断”了整个小区的宵夜生意,涨价保证了他们的生存。可一旦价格涨过了头,或者涨价的消息传开了,消费者开始警觉,消费者恐怕又将重回实体店,地摊也只好用价格战引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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