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两段婚姻与一桩罪名：一个家庭被撕裂的37年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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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桩旧案已经将整个家庭和家庭中每个个体的命运卷入其中。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1988年，时年23岁的郭小玲从甘肃平凉灵台县被拐卖到山东临清市老赵庄乡李将夏村，被村民李金玲以2000元价格买下。一年多后，原配丈夫任金明找来，起诉郭小玲、李金玲二人重婚并胜诉。

任金明说，起诉重婚是他解救妻子回家的权宜之计。但郭小玲回家后，他们的生活却被“重婚罪”罪名彻底改变。在过去37年里，任金明持续不断地申诉，要求撤销郭小玲的重婚罪。这桩旧案已经将整个家庭和家庭中每个个体的命运卷入其中。

记者｜王怡然

尘封37年的重婚案

几次见到郭小玲，她都穿着件黑花布衬衫。这件衬衫成了她衡量物价的度量衡。每当回忆起这些年任何花销，她总要扯起自己的衣服说，当年，这样的衣服只卖3块钱。

一件衣服3块钱，丈夫任金明打一天工赚1块5毛钱，家里一头牛值30块钱。1988年的集市上，摊主匡华英卖给郭小玲一把剪刀，5毛钱。她给郭小玲许下一个承诺：去四川帮她运货，3天给100元。

郭小玲近照（受访者供图）

郭小玲跟着匡华英上了火车，从甘肃被拐卖到山东。被卖给当地村民李金玲不到一周，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孩子是任金明的。

一年多以后，为了带回郭小玲，在任金明的起诉下，郭小玲和李金玲被判重婚，他们的婚姻失效。但郭小玲并没有因此获得回家的权利。她仍然待在李金玲家，过着和以往相似的日子。又过了半年，任金明和岳父、村长一起再次来到山东，才成功将郭小玲带回了家，但已经出生的女儿彩霞，被留在了李金玲家中。

此后的几十年，这桩旧案始终缠绕着这个家庭。无论是任金明还是郭小玲，都认为当年起诉重婚是为了解救郭小玲出的下策，郭小玲不该被判重婚，同时，应当给拐卖郭小玲的人贩子判刑。任金明给各地法院和公安局写信，信件去往山东、甘肃、北京和人贩子的老家四川，从最开始8毛邮票一封信，寄到24元的EMS快件，至今已经37年。2010年前后，随着小女儿成年离家，夫妻俩开始“全职”申诉。

为了讨回这个公道，不仅他们，儿子任飞，小女儿海霞和当年被留在山东的大女儿彩霞，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

郭小玲

1986年的春天，21岁的郭小玲终于订婚了，她是什字镇郭家老庄村人，未婚夫是同镇青岗铺村的高中生任金明。

订婚之前，她相亲了五六次。那时西北打老婆风气盛行，郭小玲看在眼里，一心想找个老实本分的人，相了几个都没看上。母亲脸色越来越难看，不止一次说过：这么大的女孩，养她做啥，在家还要吃饭。

对任金明，郭小玲很是满意。他瘦瘦小小，个头只有一米七二，还没自己高，话不多，说起话来斯斯文文。更重要的是，他还在读高二，有文化，甚至有希望能考上大学。订婚后，任金明来家里，郭小玲每次都担忧的往窗外瞟——同村有13个同龄女孩，她生怕叫人看见抢了去。1987年腊月里，两个人终于成了婚。

婚后的郭小玲，过了一段舒心日子。任金明家虽然穷，但不缺粮，家里二十亩地，三头牛，三十多只鸡，一会儿功夫下的鸡蛋就能装一满盆。更重要的是，任金明脾气好，家里大小事都由郭小玲说了算，两人从不起争执。闲时，任金明还会教她读课文，她现在还能记得当年他教的几句“学工学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任金明什么活儿都不会干，郭小玲倒觉得无所谓，反正，自己有的是力气。

《隐入尘烟》剧照

家里有郭小玲操持着，任金明就去外面找活儿干。没多久，他找到一份兰州汽车齿轮厂当工人的活计。1988年农历正月十六那天，结婚40余天的他去了兰州。

任金明走后三个月，1988年4月，因为婆媳间的一次口角，郭小玲跑去了隔壁村的舅舅家，遇上了那个改变她一生的集市。

郭小玲在一个摊上买完剪刀正要走，摊主匡华英拦住了她。她说，集市还要开两周，自己备货不够，郭小玲长得强壮，如果能帮她去四川运货，坐火车去，来回三天时间，给100元报酬，这把剪子就算送给她的。见郭小玲不信，匡华英当场给了她10元定金。

100元的诱惑足够大。而且，郭小玲从来没出过镇子，她寻思应了这个差事，还能免费坐趟火车，出去玩一圈。况且，匡华英个子矮小。“她就这么高，“郭小玲比量着自己的胸口，对我说，”我长这么大个子，怎么能叫她这么小不点的东西骗了，我真是蠢。”

郭小玲一路跟着匡华英，4月22日到达了山东临清。这个地名，是她被卖给李金玲一个月后，才在李家亲戚闲谈间听说的。

到了临清第二天下午，郭小玲被带到李金玲家。李金玲身高近一米九，穿了件蓝衬衣，见面就殷勤地给她拿了一把糖。郭小玲意识到不对，告诉李金玲，自己已经结婚了。郭小玲告诉我，李金玲听不懂她说的甘肃方言，但匡华英听懂了，把她拉到旁边的柴房，掏出一把二三十厘米长的刀在她面前比划，让她说自己是四川人，没有结过婚，否则就捅死她。

《盲山》剧照

郭小玲说自己就这样留了下来。当晚，她被李金玲强奸。不到一个星期，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告诉李金玲，这个孩子是任金明的，想让他放自己走。可李金玲一家没说什么。她孕吐严重，只能吃西瓜和西红柿。西红柿一块钱一斤，李金玲一次给她买了25斤。郭小玲称，她对这些示好无动于衷，每天都想着走，逃跑了无数次，被打了无数次。有一次，她甚至跑到了公安局，希望警察能解救自己。可警察叫来了李家人，让她“回家吃口饭回来再说”。郭小玲心灰意冷，再也不跑了。

1989年的正月初四，女儿降生了，起名李彩霞。郭小玲央求李金玲，“我把妮儿生在这了，我不可能再跑了，但我这么久不回家，父母肯定担心，能不能给他们写封信，告诉他们我在哪？”她想，父亲看见信，是不是就能来找自己，带自己回家了？至于任金明，她压根没敢想过，他还会要自己。

任金明

对于任金明来说，这个妻子，必须找回来。不找回来，日子过不下去。

作为镇上中学的第一名，村里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人，任金明两次高考失利。就在他准备第二次高考时，父亲意外离世。为了供任金明备考，20岁正读高中的弟弟辍了学，成了“当家人”。高考二战失利后，他只能卖了家里的几头牛，凑了凑钱，先把婚结上。

任金明的父母都是残疾人，一人腿瘸，一人眼瞎，家里一直受穷。他相亲的首要条件是“身体健康”， “能下地，会干活儿，日子就能越过越好。”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小玲不失为理想的妻子。她是家里的长姐，一天学都没上过，但一米七七的大个，是干活的一把好手，比男人都有力气。几个弟弟妹妹，都是她一手拉扯大的。以前，任家水缸永远是不满的。提水要绕着盘山路走上将近十里，任金明一次只能提半桶水，但郭小玲一次能提两桶。磨面通常需要两个人。郭小玲一手放麦一手接面，一个人就干完。修屋顶、地里农活儿，这些活儿，一直读书的任金明一件也不会，但郭小玲全都能做。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大学梦破碎的任金明，很快接受了回归普通的农村生活，他盘算着，有这样的妻子照料家里，他出去打工，攒些钱回来可以做些小买卖，不出几年，就能把家里的窑洞换成砖瓦房。这个愿望，在知道妻子失踪时彻底破灭了。

1988年7月1日从兰州回到家后，任金明才发现妻子不见了。母亲说，她已经两个多月没回来了，还以为是去兰州找你了。他跑去公安局，警察说，你媳妇是自己跑的，没法立案找人。

同村村民时常带来些似真似假的消息，一会儿说看到郭小玲在陕西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一会儿又说在宁夏看见了她，闲言碎语间，又说岳父母把她另嫁了别人。每次听到一些风声，任金明都要和亲戚到岳父家要人，问他们是不是卖了女儿到某某村。而岳父家听到的流言，则是任家持续虐待女儿，可能把女儿卖了或者杀害了。每每听到风言风语，也要跑来任家要人。“人是从你家走的，与我无关，我坚决向你要人哩。”

那时，“拐卖”这个词还没有被人熟知，谁也没往这方面多想过。两家间的这桩是非事，在周边村里传开。这个曾经的天之骄子，如今在村里彻底抬不起头。无论是妻子在岳父家教唆下和别人跑了，还是他家虐待妻子，都算得上丑闻一桩。

任金明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就是找到郭小玲，问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一有传言说在某个地方看见过郭小玲，任金明便去找，从甘肃，到周边的陕西、宁夏，他跑了几十个村庄，拿着两人的结婚照，逢人便问，一无所获。为了找人，家里的牛几乎卖光了，欠了亲戚朋友不少外债，前后花费2168.3元。

转机出现在1989年农历一月，郭小玲给父母的家信寄到了。得知妻子现在人在山东。任金明又一次踏上了寻妻路。

离开李将夏村

1989年春天，棉花在地里长出苗的时候，村主任李德华来了李家。当晚，李金玲就告诉郭小玲，你娘家有人拿着和你的结婚证找来了。

“肯定是我爸看到信来寻我了。”郭小玲高兴地想。2个月后，她被李家四五个人带到法院。她在四楼的楼梯上坐着，大门口来了个人，不是父亲，是任金明。他坐在门岗的方台子上，包里揣着一把刀，隔一会儿就把刀从包里掏出来，在手里绕一下。郭小玲没有喜悦，心里全是害怕，“我做出这样的事，还把孩子生在人家家里。”

两人被安排在二楼的会议室见面。任金明开口便问：“你咋到这来的？”郭小玲说起被骗的经过，没说几句，两人都哭了起来。任金明从包里掏出一个馒头：“你看，为了找你，馍都长成黑蛋蛋了。”

《生万物》剧照

这次短暂的见面后，任金明推翻了之前对妻子的所有“恶意”揣测。他立刻表明想带郭小玲回去。他回忆，法院的人告诉他，郭小玲是李金玲花钱买下的，带不走，让他先回家。他回去找到灵台县公安，公安告诉他，受限于办案经费，出不了警。他一边四处求，一边买来一本法律大全，开始自己研究。

就在这本书里，任金明找到一个办法。拐卖人口是公诉罪名，他起诉不了，但重婚是自诉罪名，他可以自己起诉。任金明心想，重婚犯法，那婚姻关系被解除，郭小玲不就能被遣送回原籍了吗？况且，郭小玲是被人拐卖的，法院不能判她重婚。他没和人商量，自己写下一纸诉状，担心法院不重视，还捏造了郭小玲盗窃、与父亲合谋骗婚等等“罪状”，将李金玲和郭小玲告上了法庭。

案件于十月份在山东临清开庭。当判决书邮寄到家，任金明傻眼了。虽然判决解除了非法婚姻，但郭小玲和李金玲双双被判了重婚。而且，并没有提到要将郭小玲送回家，也不支持他提出的赔偿寻妻费用。愤怒的任金明，再次写下诉状，请求二审。

在诉状中他写道：“郭小玲虽已构成重婚罪，但不应当负刑事责任，而应当按受害人追送回原籍。而法庭对郭小玲犯重婚罪原因的事实未能完全查明，只用‘同年六月六日被他人骗至我市，又经他人介绍而与李金玲共同生活’几个字代之。这样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之有关规定的。因此本人不服一审判决，请求聊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依法判决。”

任金明的要求并不是无理的。律师张亮说，在长期司法实践中，被拐卖的妇女不会被判重婚是一个共识。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拐卖人口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第（三）项明确规定，“对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后重婚的，不以重婚论处”。

但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在当年的案卷中，郭小玲对在山东的婚后生活“很满意”。案卷显示的郭小玲笔录中写道：二次结婚以后，全家人待我非常好，特别是李金玲待我更好，这里又是大平原，经济收入大，所以我和李金玲的感情越来越深，我感到非常幸福，现在我已下定了决心，就是领导把我判到坐牢我也决心不回去，受苦受累在山东。

《隐入尘烟》剧照

判决书中写道，多次规劝被告人郭小玲回原籍与丈夫任金明共同生活，被告人郭小玲以与任金明的婚姻是其父包办为由，拒不与原夫和好，与被告人李金玲共同生活至今。

郭小玲说，这些记录让她愤怒与冤枉。她说，当年，她的行动被李金玲家人严密看管着，警察问她话时，大多内容都是李金玲家人在旁边回答的，她也不敢多说什么。“我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去哩。”她说。

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亮代理了这起申诉案件，他在调取的案卷中发现，临清法院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给灵台县相关单位发函、要求郭小玲的父亲来带她回家等，但其父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没来。而笔录中记载，任金明前两次来，郭小玲都表达了不愿走的态度。“我们倾向于推测，她是不是想让自己的父亲来带她走，而对单独跟任金明走有所顾忌？”

受访者供图

但这两次开庭给李将夏村和周边几个村庄，都带来不小的震动。郭小玲说，就在二审后不久，隔壁村有人又拐来一个女孩，被整村人追着打了出去，说：“你这女子是骗来的，我们不要。”这件事让她心里很是痛快，“是因着任金明找来打官司，他们才不敢再要买来的媳妇，多少女子因为我没有受到拐卖哩”。

收到二审判决后，任金明继续在灵台县四处找公安局、法院等机关。最终，灵台县人大常委会愿意为他出具一份公函。拿到公函，他叫上岳父、村长，第三次前往临清市。

1990年农历2月26日那天中午，郭小玲刚刷完碗，就收到了法院送来的传票。李金玲因重婚被判半年，正在服刑，家中只有她和李母。她骑上自行车就去了法院，看见任金明、父亲都在，法官告诉郭小玲，可以跟他们回甘肃了。

郭小玲当即说，那我回去把孩子抱上，收拾下衣服。但法官说，你们快些走，要是回去，别说孩子，大人都出不来了。

《山海情》剧照

最后，是任金明拍了板。“我们合计了，先把大人救了，回去还能再生娃”。任金明回忆。就这样，一行四人终于踏上了回甘肃的车。离开那天，女儿彩霞差一周满一岁零两个月。

离家

回到甘肃，迎接郭小玲和任金明的并不是亲人的喜悦，而是漫长的痛苦。

“那个年代，整个县里犯罪的都没几个。”郭小玲回忆。在村里人的视角中，郭小玲跟别人跑了，还在外面犯了罪——没人把她当受害者看待。她一面觉得自己没有错，一面也觉得自己丢人，抬不起头。她不敢再像过去那么泼辣。

闲言碎语也没有放过任金明。有人当他面说“她是跟人跑了”，一向怯懦的任金明那天像发了疯，拎着根棍子追打到对方家院子里。

“咱两个把日子过好，不理会任何人。”郭小玲这样和任金明说。她没有文化，但脑子灵，肯吃苦。她夜里两三点钟起床做豆腐去卖。后来，她发现因为屯粮多，家家都闹老鼠，就骑着自行车跨过甘陕边界，去陕西的镇上进老鼠药，进货不到一毛一包，回甘肃能卖上一块钱一包。任金明上午去卖豆腐，下午去卖老鼠药。赚的钱大部分用来还债，虽然日子依旧紧紧巴巴，几年下来，债务倒还得差不多了。

《小爱之爱》剧照

种种外力让两个人的同盟愈发坚固，无论是对生活，还是对拐卖这桩事的态度。任金明几乎每天都在写材料继续申诉，要求人贩子和买家李金玲来承担寻找妻子的花费，并且要求消除妻子重婚的罪名。因为认为有关单位没有为他解决这个问题，他从1990年开始就拒绝“交公粮”（注：农业税时代，农民每年需依法向国家缴纳粮食）。

1995年，任金明因为持续不交公粮，被人抓去打了一顿，瘸着一条腿回来。郭小玲慌了，带着年幼的孩子，举家搬到陕西咸阳。

人在他乡，日子总是要难一些。任金明进厂打工挣不了几个钱，郭小玲就弄来辆三轮车开始在工厂外摆摊卖凉皮。摆摊起早贪黑，还要躲城管，扛住周边摊贩的挤压，提防着当地混混来收“保护费”。入不敷出的时候，任金明只能张口，管老家的弟弟借钱。接回郭小玲后生的两个孩子也因此被送回老家，放在任金明的大姐家生活了近一年。

这些漂泊的苦，让他们的恨意没有随着时间化解，反而越来越深。“如果没有这个事，我们怎么会被迫离开老家？”郭小玲恨恨地说。

任飞与彩霞

我在位于北京昌平天通苑的出租房里第一次见到这一家人。儿子任飞在这里花了两千六百元租了一间隔断的厅卧，五家合住，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郭小玲睡床，任飞和父亲睡地上。

《出走的决心》剧照

在对郭小玲和任金明的采访中，儿子任飞是把握节奏的那个人。郭小玲和任金明说着说着就会激动，他会在一旁提醒“听清老师的问题”、“不要说那些没用的”，帮忙翻译父母说不清的那些话。

作为这个家里唯一的儿子，任飞原本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是个绘画师，辗转各地做墙绘。不过现在，他放弃了一个去湖北的工作机会，选择留在北京。郭小玲和任金明今年四月挤进了他出租屋，他们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任飞胖胖的，人长得憨厚老实，说话不急不徐。他接人待物都很客气，每次见面，他都会提前为来的律师和记者买好咖啡。直到彩霞给我转来任飞发给她的短信，我才看到他内心里激烈的那一面。

“你作为子女，认贼作父，甘做汉奸走狗。”他在长约三百字的微信里，对从小被留在山东李金玲家的这个姐姐骂道：“我这条烂命不要，也要给郭小玲报仇，你愿意做狗就做狗，我此生不会与狗为伍。”

任飞和彩霞，是这个家庭被旧案撕裂的证明。

《野孩子》剧照

任飞20岁那年，郭小玲第一次和儿子开诚布公，原原本本讲了家里的往事，并宣布，以前迫于生计，夫妻俩申诉只能靠写信，现在，孩子都长大了，他们要开始去申诉，为当年的事要一个说法。

当时任飞脑子一响：“这么麻烦的事情怎么发生在我家里。”他的人生正在徐徐打开，他在上海学画，在南京找了一份工作，还有一个关系稳定的女朋友。本来，父母的事，他不参与，但家人间的聊天，越来越多围绕着申诉进展展开，听得多了，任飞也不自觉开始慢慢反刍自己的过去。

成长中所有不愉快的经历，似乎都能被归结于这桩事上。上学时，因为是班里唯二的外地孩子，任飞一度遭遇校园霸凌。如果没有这桩事，父母是不是就不会离开家乡，自己就不会被人欺负？如果没有这桩事，母亲的性情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暴躁，动不动打骂自己？

《大考》剧照

家庭很多大事的决策都有了解释。任飞考学时，一心想学画画，但父亲却莫名强硬，不容商量地逼着他学新闻。后来任飞上不下去，选择了退学，才又重新回到学画的轨道上来。

妹妹的命运也没逃过安排。妹妹读完高中要找工作，郭小玲想，她要是去了山东，离得近了，以后能和大女儿彩霞做个伴，就让她去了山东烟台，后来，又出于同样的考虑在山东临清给她找了婆家。

目睹父母的艰难，他又开始想，是不是因为自己的不参与，才导致了母亲要经历这些磨难？2018年开始，任飞下定了决心，要加入这场战斗。如今，他36岁，未婚未育。“忠孝难两全，我只能要一头。”他对我解释说。

而对被留在山东的李彩霞来说，她完全是被迫卷入了一场她无法理解的激烈纷争。

彩霞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个跑了的妈妈。但这没什么稀奇的。村里外地媳妇很多，和她一样跑了妈妈的同龄孩子有好几个。家中长辈闲谈偶尔会提起这个妈妈，有好话，说她能干，干活利索，也有不少坏话，说她狠心，丢下孩子就走了。

《出走的决心》剧照

不过，从来没人告诉过她，她不是李家亲生的孩子。彩霞记得，奶奶、大姑都对自己很好，父亲和她们相比要差很多，总是说她这不行、那不行，但一有事就来找自己帮忙，因此，二人关系一直算不上好。

彩霞成长轨迹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只不过，家里更穷些。她小学毕业辍学后，就跟着一群男娃一起上山放牛，再长大些就进厂打工。2009年，她20岁，准备结婚。也就是这年，郭小玲来到山东，要把她认回来。

彩霞不认自己的父亲是任金明，也从不管郭小玲叫妈，只叫孩子姥姥。“反正也不跟我们一起生活，认不认无所谓的事”。对彩霞来说，最初认下这个妈妈，更多是出于同情，但没有想到也是麻烦的开始。

2012年，清闲下来的郭小玲几乎常年住在临清，频繁地跑公安局，要求立案侦查当年的事。为了逼警方立案追究人贩子，她不惜撒泼打滚，几次站在公安局的楼上威胁要跳楼。于是，公安局经常到彩霞家里来询问当年案件的各种情况，或者因为郭小玲在闹，随时需要彩霞去劝解。

警察三天两头上门，在村里不是什么光彩事，彩霞丈夫逐渐心生不满。有一天晚上八点多，警察又找上门，说郭小玲要跳楼，彩霞只能抱着两岁的女儿跟去。丈夫爆发了，带着亲戚追到公安局，和彩霞吵了起来，争执到激烈处，丈夫扭头出门买回了瓶农药回来，当着众人面就开始喝。

《出走的决心》剧照

彩霞并不感到这个来认自己的妈妈真的爱自己。她记得，第一次相认的时候，郭小玲“什么东西也没给带，还诉苦说自己没钱”，走的时候，她还给郭小玲拿了二百块钱。”彩霞身体不好。她说丈夫开货车常年不在家，自己几次住院做手术，都是一个人去的，郭小玲从没陪过她。她记得有次在公交车上两人偶遇，郭小玲问她干嘛去。她回答，去医院复查。郭小玲没有半句嘘寒问暖，转身就走了。最令她耿耿于怀的，是丈夫喝农药那天，大家急做一团要送人去医院，彩霞叫上郭小玲一起去，郭小玲却说，不行，她要赶紧走，要赶去人贩子的老家要文件。

“真要说起来，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从小没妈，长大了又多出这么多事。别人害了她，她又害了我。”彩霞说。她更是想不通，为什么已经儿女双全的郭小玲不能好好生活，非要过了这么多年再来翻旧事。她坚定了决心，要保护自己的小家，不再掺合郭小玲申诉的任何事。她清楚明白地表明立场，未来就算打官司能要来补偿，不论多少钱，自己一分不要，只要求不要打扰到自己的家庭。

“从小不一起生活，她跟我们不是一条心。”郭小玲用这一句话解释了彩霞的种种抱怨。而为什么自己没有养大女儿，导致女儿现在不认她，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贩子，这让她的斗志更加汹涌。

追诉三十七载

“人口贩子必须查明，他们是造成我人生悲剧的罪魁祸首，我的损失应由他们赔偿。即令他们全部还清，也还远远不能偿还清我所失去的，因为，我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痛苦和熬煎中度过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有谁能还给我失去的青春年华？”在1988年提交二审的刑事诉讼状中，任金明这样写道。

受访者供图

任金明和郭小玲最初的诉求还包括赔偿找人的经济损失和要回女儿彩霞。2011年开始全身心申诉后，二人把诉求简化成了两个，一个是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一个是撤销郭小玲重婚的罪名。

2012年，郭小玲跑到临清市公安局闹了好几个月，要求处理人贩子，同年6月21日，临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对郭小玲被拐卖一案立案侦查。郭小玲满心期待着结果，没想到，2015年5月，临清市公安局称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决定撤销该案。郭小玲想不通，任金明这些年一直不停给各级法院写信控告，怎么就超过了追诉时效了？

律师张亮解释，1979年出台的刑法法案中规定，一般刑事犯罪的追诉时效最长为20年，只有在公检法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审判的，才不受追诉时效约束。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则放宽了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条件，并新增了 “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一条款。

但是，对于本案这种在1997年《刑法》施行前发生的行为，关于追诉期限延长的条件是应当适用1979年《刑法》还是1997年《刑法》，存在一些争议。而对这些年任金明持续控告、申诉是否有效的认定，各地司法机关可能存在一些自主裁量的空间。

受访者供图

他们对重婚案件的申诉，亦被驳回。2016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驳回申诉通知书中提到，驳回的主要依据，就是表明郭小玲逃离包办婚姻、自愿留在山东的讯问笔录、庭审笔录。

这些年任金明和郭小玲出于财力限制，从没有请过律师，后续的申诉也没有什么章法。今年5月，通过任飞在网上的发帖，张亮和郭鹏两位律师以法律援助的名义接下了这起案子。张亮说，他对案件的初步判断是：无论如何，当年被定重婚，都是不应该的，但追究人贩子刑事责任能否成功，还要看后续申诉的结果。现在，张亮和几位律师共同整理后的申诉材料已经递交至最高人民法院。

任金明和郭小玲心里清楚，基本算是他们最后的一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