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之前，我一直以为，疗愈是一个很大的词。它意味着走出创伤，意味着与过去和解，意味着完成某种人生意义上的自我救赎。后来我发现，我们越来越习惯把疗愈说得很宏大，仿佛它一定发生在某一个戏剧性的人生瞬间：一次崩溃后的痛哭，一场漫长的旅行，一段重新开始的人生。

可真正坐下来和郝蕾聊了一下午，我反而越来越觉得，疗愈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它更像是一种能力，一种重新感受自己的能力。

我没有先问她疗愈，而是聊起了戏剧。因为最近两年，我越来越喜欢在我的社会学理论课堂上让学生演戏。最初只是一次尝试，让学生把社会学理论改编成戏剧：异化、祛魅、优绩主义……后来索性取消了传统的作业考试，学生们自己写剧本、分角色、排练，再站到讲台上演出来。结果比我想象中好得多，那些平时几乎不发言的学生，居然在舞台上活了起来。我开始意识到，戏剧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更像是一种重新进入生活的方法。

郝蕾听完，笑着点头。她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极深的话：“戏剧本来就是一种沟通的媒介，但今天很多演员已经不会沟通了。”

她说，现在很多年轻的演员，他们越来越擅长表演，有着很好的表演技巧，却没有办法真实地表达自己，让人一下子感受到那种真挚感。

我忽然想到自己课堂上的学生。我曾经形容他们身上有一种“淡淡的死感”，生命就好像被调成了静音模式：低着头，刷手机，看电脑，不举手，不表达。他们是没有想法吗？恐怕未必，只是越来越不愿意真正进入一个问题、进入一次讨论、进入一段关系。后来我慢慢意识到，这种状态未必只是年轻人的问题，而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共同的症状。

对谈进行到一半，我们聊到今天为什么越来多的人觉得自己需要疗愈。郝蕾没有立刻回答，反而谈起了自己这些年不断增加课时的一门课程——五感训练。她说，以前五感课只有一天，后来变成一天半，再后来变成两天，因为她越来越发现，人们不是没有眼睛，也不是没有耳朵，而是“看见了，却没有看到；听见了，却没有听到”。

这句话让我沉默了很久。

社会学一直研究现代人的异化，但过去我们更关注劳动、资本、制度和消费。今天，我越来越觉得，异化还有另一层含义：它发生在感官。我们越来越能够接收到信息，却越来越难以真正感受世界。手机每天推送几百条消息，AI可以在一分钟内生成一篇文章，手指轻轻往上一滑，新的短视频就跳了出来。我们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却越来越不知道自己今天中午吃了什么。

郝蕾说，她经常问学生：“今天中午吃了什么？”很多人回答不上来，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都在一直刷手机。

这一幕其实很有象征意味。我们每天都在完成生活，却越来越少真正进入生活。

后来，我和郝蕾谈到了一个我一直关心的问题：为什么今天越来越多年轻人觉得空心？

她给出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她说，她曾经以为，那些年轻人的痛苦藏得很深，只要慢慢剥开，总会找到原因。后来她发现，很多时候，剥到最后，里面什么都没有。

“很空心。”

这两年，我一直研究青年人的主体性，也一直思考年轻人的焦虑从何而来。我们过去总喜欢寻找一个具体原因：就业、房价、竞争、家庭、教育。当然，它们都很重要，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困境，并不能被某一个具体事件解释。他们没有遭遇巨大的创伤，却始终高兴不起来。

真正的问题，也许在于意义感正在一点点流失。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的人生，越来越不像是自己写下的剧本。

对谈中，我提出了一个概念：今天很多人的痛苦，其实来自两种中断，一种是叙事的中断，另一种是关系的中断。所谓叙事的中断，就是我们原本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却不断被各种期待重新书写。家庭有家庭的剧本，学校有学校的剧本，单位有单位的剧本，社会有社会的剧本。最后，我们越来越像是在完成别人写好的角色。

而关系的中断则更加隐秘。今天，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看上去是几何级数的倍增——微信联系人越来越多，群聊也越来越多，随随便便一个新的聊天群就建起来了，可是真正的关系却越来越少。

我还分享了一个关于我孩子的故事。有一天，他放学回家，高兴地拿出一个小球。我以为那是橡皮泥，他说不是。那是他在中午午休时，把橡皮一点一点擦出来的橡皮屑，再一点一点压成的球。我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他说，因为午休时学校规定不能讲话、不能跑跳、不能大笑，也不能看漫画，所以他只能默不作声地低头做一个橡皮球。这是他一天里唯一的小快乐，缝隙里的快乐。

其实，成年人也是一样，只是我们的橡皮球变成了一杯奶茶、一只鹅腿（虽然最后吃进肚子里的是鸭腿）、一场短暂的旅行。这些当然可以带来快乐，但很多时候，它们只是生活裂缝里的喘息，而这些裂缝，也开始慢慢地收窄了。

快结束的时候，郝蕾说，如果未来有一天她可以办一所戏剧学校，她要给学校起一个名字，叫作——“把火腿肠变回猪”。

所有人都笑了，但她接着解释：猪是完整的生命，火腿肠则是被加工过的生命。

现代社会并没有让我们失去生命，它只是不断把生命加工得越来越标准、越来越有效率、越来越容易被评价，也越来越容易被复制。最后，每个人都像一根包装精美的火腿肠：安全、稳定、标准，却忘记了自己原来是什么样子。

我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不想像罐头一样活着》。在安迪·沃霍尔的画里，一只只金宝汤罐头被整齐地排列在一起，包装相同、尺寸相同，看上去光鲜完整，里面装着的却是被预先加工、调配和密封好的内容。我们今天的人生有时也是如此：吃着预制菜，接受着标准化教育，沿着设定好的时间表成长，再用一套统一的指标衡量成功。我们拥有不同的面孔，内在的欲望、表达乃至对幸福的想象，却在漫长的加工中变得越来越相似。大家都争着变成更加完美、更符合标准的产品，却没有人尝试着拆掉包装，重新找回那个有感受、有欲望、有差异，也并不那么整齐的自己。

对谈最后，我终于问了她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开始做疗愈？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第一次讲起自己的故事。两个熟悉的好友相继离世，她自己也曾经历重度抑郁，吃药、自救，再一步一步走出来。后来，她决定继续做戏剧疗愈。答案仍然没有全部找到，但她相信，一个人走出来以后，也许可以陪另一个人走一段路。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期对谈真正讲述的，其实是那个“我”。

这里的“我”，首先是郝蕾自己。她经历过伤痛，所以开始寻找方法；她完成了一部分自我疗愈，所以开始帮助别人；而帮助别人，又反过来不断修复自己。疗愈因此有了双重意义：它既是一项向内的工作，也是一项向外的行动。

和郝蕾告别之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社会学常常讨论现代人的孤独、焦虑和原子化，但如果今天一定要给“疗愈”下一个定义，我可能不会说它是消除痛苦，也不会说它是忘记过去，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重新获得主体性的过程。

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曾反复强调，现代社会最大的危机，是人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中，慢慢失去了作为“主体”的能力。大家都急着去变得更好、急着去证明自己、急着告诉大家，这点痛算什么。

可是痛苦不会消失，旧的痛苦过去，新的痛苦又会过来。当我们决定疗愈自己，就要愿意重新面对自己的过去，重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情绪，甚至重新认真地看见另一个人。

出品人丨严飞  李伟

监制丨刘刚  李慧敏

策划丨闫蕾

公关丨邢宇

导演丨于昌禾

制片丨木籽

摄影丨张文凯  张怀显  于昌禾

摄影助理丨张皓宇  李博宇  张子健  伊双杰

剪辑丨脆脆

调色丨王宇浩

包装丨啵啵

混音丨玉猫

设计排版丨常鹏婧

图片来源丨《答案仅供参考》 视觉中国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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