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少雄

《云中记》与《寻羌》

在时隔十年之后，阿来反映汶川大地震的长篇小说《云中记》于二○一九年初甫一发表，就激起了广泛好评；到年底为止，《云中记》连续斩获《收获》、《当代》、中国小说学会三个重要文学排行榜的年度长篇小说第一名。一部没有 “时效性 ”的灾难小说如此受人关注，原因或在于和此前许多应景的 “地震文学 ”相比，《云中记》的重心已经不在渲染灾难本身或所谓大爱，而是在岁月的沉淀之后，提炼出了其所理解的生命意义和死亡价值。正如他在 “题记 ”中写到的，“写作这本书时，我心中总回响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 ”

（《云中记》，载《十月》二○一九年第一期，5页。以下涉及《云中记》的直接引用仅标注页码），阿来所感受到的生命与死亡的终极意义是，可以 “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用颂歌的方式书写死亡 ”（《有关〈云中记〉的一些闲话》，载《长篇小说选刊》二○○九年第二期），死亡并非只能表达为哀伤和哭天抢地，死亡还有它救赎性、超越性的力量。在公开发表的多次访谈中，阿来曾反复提及，他曾第一时间赶去地震灾区参与救灾，目睹的状况之惨烈足以让人精神崩溃，正是《安魂曲》让他自己和失去亲人的灾民得到了精神的安抚和升华。阿来此前几乎没有写题记的习惯，由此可以看出《安魂曲》那种富有宗教性质的符号意义对于理解这部小说的作用。

《云中记》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都不算复杂，篇幅也并不大，但设置的场景和视角却独具匠心。故事是这样展开的：汶川地震之后，嘉绒藏族村庄云中村整体内迁到四川平原腹地，村民们在移民村过上了新式日子，种茶、打工、开民族风味的山菜馆等。数年后，村里的业余祭师阿巴惦记地震中的死难者，不顾次生地质灾害的危险，代表乡亲们毅然独自回到村庄去祭祀、照顾村庄的神山和亡灵，并且决定永久留下来陪伴村庄的天地、草木、亡灵和生灵。在此过程中，通过阿巴的回忆以及与他人的互动，也回溯了村庄的历史尤其是迁徙史，主要人物群像，当代族群间人文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最终，阿巴又主动伴随着滑坡的村庄一起坠进了岷江，从而以一种具有丰富象征意味的举动捍卫了族群文化的完整性。作为一个兼具世俗性和宗教性的角色，阿巴所起的抚慰与升华作用与《安魂曲》类似，庄严而神圣，这种抚慰与升华，既对死者，更对生人。

整部《云中记》完全系于阿巴一身。那么，阿巴这一独特人物的构想从何而来？阿来在多次公开访谈中明确提到，阿巴来源于一位朋友拍摄的一幅羌族释比（巫师、祭祀人）的照片。巧合的是，笔者去年正好对另一位来自阿来故乡阿坝的摄影家、电影导演高屯子产生浓厚兴趣，依稀觉得《云中记》在杂志发表时所用的题图和高屯子的一幅摄影作品高度相似，经过查找，最终在其图文集中找到了这幅照片，猜想阿来所说的 “一位朋友 ”可能正是高屯子。后来笔者曾邀请高屯子来中国社科《云中记》题图(《十月》二○一九年第一期 ) 院公开放映并讨论其斩获多项大奖的纪实电影《寻羌》，注意到《云中记》的故事类型和《寻羌》亦有不少意会共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