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升远

今年因为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中日两国从援助箱包上印的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到“青山一道，同担风雨 ”，似乎联结成了同病相怜的命运共同体，而这种连带感在近代以降的东亚史上却并不多见。问题是，疫情过后这种命运连带感还能维系多久？借马场公彦的话来说，“进入二○一○年以后，日中关系可以说呈现出战后最差状态”，两国 “还处在年轻且不成熟的关系中，如此观点才更合乎两国国民的现实感觉 ”（马场公彦：《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苑崇利等译）。尤其在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各国民族主义声势日盛的当下，对两国而言，与什么样的彼此 “共结来缘 ”，仍旧是一项紧要的议题。子安宣邦的著作《近代日本的中国观》试图回应的问题便是，“如何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构筑日本与中国的相互关系 ”，因为 “与怎样的中国、如何地相处才能确保亚洲和平，这自然是与当代日本国家命运相关联的本质性问题 ”。

作为一位日本思想史学者，子安之所以要开始这项阅读 “中国论 ”的工作，一方面是因其认识到，“中国问题即是昭和日本的问题，它最终决定了昭和日本的国家命运 ”，因此，近代以降日本的涉华言论、知识曾以何种形式、路径得以生产，又如何影响了日本的对华观念与决策都亟待学人予以系统清理；另一方面，观察崛起中的中国，可以倒逼他重思竹内好以降沿袭至今的中国形象、中国研究是否可靠。在学术思想与政治的紧张关系中，子安痛感日本的亚洲主义抑或中国主义 “已完全丧失了批判性和思想性机能 ”。我愿将子安在本书中的基本立场表述为 “亚洲主义 ”。在他看来， “‘亚洲主义 ’是将日本的变革与中国及亚洲诸民族的变革予以共时性或者联动性思考的活动者的立场 ”。而在近代以降群星闪耀的日本中国学家、以中国为活动现场的新闻家 /革命家、以中国为题材或对象的评论家 /小说家中，择取北一辉、内藤湖南、橘朴、尾崎秀实、森谷克己、平野义太郎、石川达三、竹内好、加加美光行和沟口雄三结构篇章，作者基本的判断基准便是其定义的 “亚洲主义 ”。我一直认为，“国际中国学 ”在其研究对象上存在一个不甚为学界关注的层面，即：海外中国学家（汉学家）是如何以其涉华活动、言论和创作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发展，乃至其母国对华关系的进程。佐藤春夫、林房雄、保田与重郎等皆是这一层面所涵盖的对象，战时他们曾共有介入中日关系时局的政治激情；当然，战后中日复交的历史进程中也有井上靖等左翼人士的卓越贡献，不应被遗忘。有趣的是，思想史家、本书作者子安宣邦在书中亦以 “日本的言论家 ”身份自认，每章结尾都以史家笔法论及研究对象之当下意义，并不掩饰以学术介入当下中日关系未来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