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德敏

从戈登 ·伍德的近著《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一七七六至一七八七》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思想发展的基本判断是，古典的政治智慧让位于洛克式的政治理性，共和主义让位于自由主义。在这一大部头著作的最后一部分，伍德用品评历史人物的方式总结自己的核心论断：约翰 ·亚当斯在当时几乎完全脱离时代，跟不上美国建国时期历史的步伐，他身为 “联邦党人 ”，仍然用一套过时的概念框架来为当时新生的联邦宪法辩护。伍德对亚当斯的评价近乎苛刻：“他从未能理解一七七六年以后（美国）政治思想发生的变化 ”，“在十八世纪传统政治概念瓦解之际，亚当斯却比任何人都更彻底、更咄咄逼人地为其辩护，他执著、倔强地往前行进，那一方向最终使他脱离美利坚思想发展的主干道 ”。在伍德看来，虽然当时还没有人能系统地表达这一 “主干道 ”是什么，但一系列政治实践、宪法文件和论辩文章都指向了一个新的 “美国政治科学 ”。那么，亚当斯的立场是什么？“十八世纪传统政治概念 ”指的又是什么？就后者而言，简单来说，伍德指的是一种几乎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的混合政体学说，“十八世纪 ”的追随者应该主要指的是孟德斯鸠。在这一传统政治学说中，好政体被看作混合了各种要素的存在，如一般来说占人数优势的平民、数量较少但较为殷实的贵族、才华和品德出众的人等。当然，其中最典型、最重要的是平民和贵族，或者富人与穷人这两造。亚里士多德以降的传统政治智慧认为，任何一种社会要素如果取得压倒性优势，政治体就会失去平衡，非常容易出现内部冲突和僭政，而这时即使处于支配地位的要素也无法维持自身的统治，这犹如一种 “历史周期律 ”，治乱兴衰皆与此有关。事实上，从古代的波利比乌斯到近现代的孟德斯鸠，很多西方学者都从这一角度理解政治与历史。

伍德显然是将美国放在西方传统之中的，但美国是否跳出了上述“历史周期律”？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建国时期的美国政治实践既避免了专制，又不必采用传统的混合政体。在伍德看来，美国宪制的关键是一种多元代表制度，即所有人的利益都可以在这一套体制中寻求代表，不同的人利益和诉求是完全平等的，他们在理论上都可以通过代表机制来影响政府决策、法律制定等。这听上去颇像罗伯特 ·达尔的所谓 “多元主义民主 ”，但伍德更倾向于将它看作一种洛克式的自由主义方案。这一方案的预设是平等的个体及其多元的利益主张，而非政治有机体中的各个器官的 “和谐 ”共存。混合政体的观念正是建立在政治有体机的预设基础上，各要素的 “混合 ”毋宁是在整体中各居其所，犹如人的各器官在身体中各安其位，任何一个器官如超出它所处的位置，就会打破原来的平衡。在这样一种以 “整体和谐 ”为要旨的政治智慧中，至少有两点与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思想的发展存在紧张关系，这两点其实也是混合政体的核心：一是整体完全、彻底地高于个人的观念；二是整体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并不是平等的。

正如伍德在他的书中所展示的，这一整体和谐、政体混合的政治智慧在美国建国时期越来越变得过时而不适用。美国的宪制框架更体现出一种个人主义的精神和个体间平等的原则。“整体高于部分”的原则正是当时反联邦党人所担心的，原有的邦联政府只是各个独立州的联合，但如果新的联邦政府能够积聚起各州人民加总起来的整体力量，那么各州的独立性将危在旦夕，它变成某种专制政府也就指日可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体大于部分 ”的观念更适合古代的君主国家或更久远的古代城邦共和国，在那里，为了整体的存在、更高的目的，随时可以牺牲个体而不失为正当。而在伍德的史论中，欧洲殖民者在北美建立政治团体，再到后来建立联邦，不可能是为了在个体存在之上强加一个 “神圣不可侵犯 ”的整体国家。当时人们的想法可能正好相反，个体的追求幸福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政治团体存在的理由则是为了保护这样一种个体权利。这就是伍德在解释美国早期政治思想发展时舍共和主义而取洛克式的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因。美国建国初期那些为联邦宪法辩护的 “联邦党人 ”主要做的正是向民众说明，联邦政府的成立不会侵犯个人的权利，反而是让个人更有保障地享有其权利的必要性措施。联邦党人 —或许除亚当斯以外 —的主要辩论策略就是强调联邦是个人自由保障的加强，各州反而更有可能侵犯个人自由，因各州的规模较小，更容易在其中形成多数人的意见，从而构成对少数个体权利的侵犯，而联邦则是个人权利额外但必要的护卫。如果说传统政治智慧中政治有机体扮演向上引领个体的角色，联邦党人眼中的联邦则应向下保护个体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