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富强

一八九○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以《经济学原理》一书开启了“英国经济学的新时代 ”。按照最初的计划，此书只是他的鸿篇巨制的第一卷，此后他便着手写作第二卷，但计划一再被扩展，最终却没能实现。一九一九年《工业与贸易》一书终于问世，在他去世前一年《货币、信用与商业》出版，这两本书可以视为《经济学原理》的姊妹篇。按照熊彼特的说法：“这三部书全都很重要 —谁要是只晓得有《经济学原理》这本书，谁就没认识马歇尔。”

《工业与贸易》的书名恰是该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其中尤为关注工业的技术演进及其对人们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影响。尽管马歇尔声称他旨在解释所处时代的现实经济问题，因而无意使此书成为经济史上的扛鼎之作，但他确确实实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的经济史资料，为读者呈现了英、法、德、美四国工业演进的完整图景，足以构成一部工业领导地位变迁的国别史。就连他的最杰出的学生凯恩斯也承认，这是 “马歇尔在历史方面最出色的作品 ”。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接近工业化进程尾声的国家来说，马歇尔对四国工业演进的不同道路及其原因的考察，即便时隔百余年之后，依然具有极其现实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但或许是由于此书中译本尚未出版，国内学术界和企业界对此鲜有关注和讨论。本文尝试采撷马歇尔对于四国工业演进道路的真知灼见，以抛砖引玉。

马歇尔把工业领导地位界定为 “把别国不久将要去做或试图去做的事情付诸当下行动的能力 ”，这是一国国民的眼界、远见和能力的体现，其他国家则受到这些因素的限制，或者未能识别行动的时机，或者尚未具备行动的条件，或者没有采取行动的实力。英、法、德、美四国的工业领导地位都是经由工业革命之后才确立的，马歇尔秉持 “大自然没有飞跃 ”的信念，并不认同 “革命 ”的说法，认为工业革命无非是数百年来经济演进的一个阶段。

在进入这个阶段之前，经济民族主义精神已经遍布欧洲，并最先在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城邦和荷兰生根发芽。通常认为，威尼斯和荷兰的兴盛全系于商业和贸易，这多少忽略了背后的支撑力量—工业优势：它们最初确乎借航运业以扬名，但最终端赖制造业以立身。荷兰的繁荣首先要归功于海运贸易，但正是由于在造船业中率先采用通用部件的做法，让荷兰在海运贸易中脱颖而出，并促进了其他所有的工业。工业领导地位是经济民族主义所追求的理想，也最能激发民族自豪感。

由于工业演进的过程无一例外地伴随着大量的对外贸易，一国的对外贸易既有关乎国民温饱的部分，也有体现民族理想的部分，因此最能恰如其分地展示该国的工业领导地位。民族工业和国家贸易之间的关系如同山脉与水流之间的关系：我们只要看一看地形图上的山脉轮廓，就能知道江河的基本流向；同样，世界主要工业的分布图也能让我们对贸易的主要路线一览无遗。反过来，贸易也会影响工业，在把贸易看成零和游戏的早期年代，每个国家会因为对外贸易时机的差异而走上截然不同的工业演进道路。工业演进会不断改变各国的比较优势，随着工业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快速扩散，各国工业领导地位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整个经济史特别是贸易史无外乎就是这个过程的记录。

一、英国：标准化和简易化的机械创新

在工业革命前的近两个世纪里，英国都扮演着小学生的角色，步履蹒跚地跟在荷兰和法国的后面，纵有争强好胜之心，却无一决高下之力。但特定的技术因素与特殊的时代环境、特有的国民性格相结合，促成了英国工业的竞争优势，并且在十八世纪一跃登上了无可争议的霸主地位。它拥有几乎一切工业和技术，拥有取之不尽的资本宝库，它的工业技术、企业组织、发明创造以及经济政策，都成了各国竞相模仿的样本，为新兴国家的发展和古老国家的复兴起了示范作用。

众所周知，英国工业演进的特定路线发轫于纺织业。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似乎各有各的道理，而马歇尔有独到的见解，这种见解是只有注重实际调查的经济学家才有可能获得的。他认为，羊毛和棉花等纺织材料以及由此加工而成的纱线天生具备标准化的初级形式（精细均匀的圆柱体），因此非常适合由标准化的机器进一步加工成标准化的成品。正是基于这个事实，英国才树立了机械标准化的典范，并扩展到几乎所有的工业。在英国工业演进的初期，羊毛和棉花是仅有的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对外贸易商品，纺织业是英国工业水平的主要体现，但最终使英国工业在世界经济史上一骑绝尘的，是以煤和铁为代表的重工业。有趣的是，马歇尔把铁的特性与英国人的性格结合在了一起：铁的强度、效率，可能还有它的硬度，都与坚忍刚毅的国民性格相适应。

英国以蒸汽机和更早时期纺织行业的机械革新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相比于法国和稍晚时期的德国，在灵巧性上充其量顶多打个平手，英国人的创造性才能所追求的结果，突出表现在方法和机械的简单化。这个结果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改变了工业组织的特征，一方面，标准化和简单化的发明加强并加速了现代企业的严格专业化，一个工人所需操作的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单一；另一方面，一个工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操作相同或相似的机器，因而经常从一个岗位转到另一个岗位，从一个行业转到另一个行业，这又会削弱严格的专业化。

至于时代环境，简而言之，那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年代。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暴行大大刺激了英国的特权阶层，由恐惧心理所激发出来的人类同情心，最终表现为新的济贫法，这是极富争议的制度安排，马歇尔认为它使最不该受到救济的人的生活不适降至最低，从而颠覆了自然规律；而为了应对危在旦夕的战局，即使是像皮特那样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自由贸易的忠实信徒，也被迫妥协来寻求更多的收入，这就形成了后来让英国深受其害的一种拙劣的保护性关税。但比起它在欧洲大陆和新大陆的对手来说，这些不幸简直不值一提，特别是美国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给它的主要对手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此反倒让英国的相对优势更加明显。

如果这些因素得以保留，那么英国的领导地位可能还会保持下去，但随着财富一代代的积累和传承，对既得利益的保护远甚于对新的机会的发掘，最初的活力、毅力和动力渐渐消弭殆尽。也许应该对英国工业领导地位给一个合适的评价：它的没落只能由本国人民独自承受，但它的成就已经成为所有国家的共同财富。马歇尔将此比喻成养育了一批优秀儿女的父母，他们对世界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他们自己所取得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