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潍娜

娜拉的觉醒，始自一个怀疑的时刻。从全权的信任、依赖、委托，到带着质问，怀疑地睁开眼皮。这是一个惊恐的时刻，一番前所未有的胜利，同时也是一出悲剧性的大戏。从此，命运不在天神或夫君的庇护之下；她自己的命，须一分一厘地挣。文明随之出现一种迷人而危险的转折，女人走入了没有穷尽的革命的旅程。

早在私有制产生之前，女人已被归入私有财产和美丽的奴隶。她们既不能像公民一样行使公共权力，也不能如一个完整的人一样，拥有哪怕是对自己身体的私人权利。男权社会通过摧毁女性的自信、人格，漠视其创造力价值，从而实现控制和奴役。多彩的性别和多元的关系，被强制压缩在单一的权力模式里。这一人类史上最古老的压迫形式，压迫着男权结构中的每一个女人和男人。我们的整套文明，建立在一半人沉默的历史上。

女人的声音沉入海底，女人无法聆听自己。

维系这种天然的剥削与沉默，需要不间断的催眠。如果谁不幸提前醒来，那么，从女性意识苏醒的那一刻起，她就成为社会结构中需要被清除的异己。她们或是被安上 “歇斯底里症 ”的疯女人，因为过早觉察到世界的疯狂，而给当成疯子被疯狂对待；或是成为被埋没的女作家、女艺术家、女科学家，是罗丹的情人，艾略特的太太，莎士比亚的妹妹……或者干脆变成女妖、女巫、女怪……又抑或，她们谁都不是，只是不安分的太太，不开心的母亲。

从某一天起，她们开始拥有共同的骂名 ——一群无可救药的女权主义者。

时至今日，女权主义者依然被很多人视作恐怖分子一样的可怕存在（参见奇玛曼达 ·恩戈兹 ·阿迪契：《女性的权利》，张芸、文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一七年版， 4页），她们是最富有革新精神，然而却最不受待见的那类人。女人一做回自己，就让社会打哆嗦。的确，她们往往是比男性更激进的革命者，只因 “她者 ”的历史，更值得被清算。玛丽莲 ·弗伦奇（Marilyn French）的小说《醒来的女性》野心勃勃地想挑战这段沉默史，试图揭穿女人成长过程中积累的甚至连自己都尚未察觉的不公、恐惧、焦虑与幻灭。这部小说采集了各种女人的声音，触碰了整整一代女性的困境。

《醒来的女性》（下引此书只注页码）讲述了书呆子米拉和她周遭那些不同背景、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缤纷各异的女性，她们一个个如何醒来，又如何一个个被毁掉的故事。每一个人物，都是 “一个呼啸的战场 ”。作者在每个女人内心深处挖出了反叛者的影子，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女性从出生起就接受的种种规训、引导和暗示。笔触深入至人性、情感关系、权力结构中的盲点和痛点。这些反叛者，这些觉醒中的女人，充满矛盾、反复和不确定性。她们处于多重的撕裂之中，内心不断冒出错愕、惊恐和羞耻感。米拉、瓦尔、伊索、凯拉、莉莉……女人们成长为自觉或不自觉的女权主义者，可总有一些时刻，她们努力把这个陌生的女权主义者与自己进行切割，试图找回所谓的正常和快乐。然而，她们已经觉醒，就无法继续昏睡。

女人们认识到，必须进行一场“情感革命 ”，挑战 “丈夫 ”所代表的那个外部世界对她们天然拥有的权力。这部包罗万象的小说，肥皂剧般展演了多对男女的婚姻真相，描摹出那个年代婚恋关系中的众生百态 —亲密关系中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相互攻击的方式。这些伤害几乎无从避免，哪怕他们拥有优良的品性，抑或志同道合默契如一人，都无法消解其中隐藏的精神暴力、被巧妙掩饰的剥削，以及以幸福之名被夺走的一切—那是男权社会所教习的唯一的爱的方式。小说近乎绝望地披露出，父权体制下爱之不可能与爱之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