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诗洋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中日学、思想、宗教、民俗、律法、艺术、交流始自汉朝，积厚流光，涉及文科技、典籍等方方面面。其中，学人交往与书籍流播无疑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窍要，不仅涉及时段长，涵盖面宽，并且对两国文化均产生过深远影响。百年来，留日学者代不乏人，相关的个体及群体研究也很丰富。而政权易手、两国交战中痛失典籍的经历，则一直是国人心底不愿触碰的疮疤。吴真的《勘破狐狸窗》从书人书事入手，不但展现出女性学者的敏锐、细腻和灵动，而且在审视民国期间的学人往事和侵华期间的中日书籍交流时，保持着学者尊重史料的客观态度，对于中日密切的现实联系和历史恩怨，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探索和书写。

吴真的学人散文总能找到好的角度，牢牢抓住读者眼球。从《一份申请失败的日本民俗调查计划》《仁井田陞遭遇的学科鄙视链》《一九四○年，见郑振铎一面有多难？》这些轻松幽默的文题中，已经不难看出，作者有意省去艰深莫测的学术笔法。但每个 “也许”“如果 ”的大胆假设，又何尝不是建立在严谨的目验档案、考索文献的基础上呢？

造访福井县的藤野先生纪念馆时，作者听到日本友人提及鲁迅先生的另一位老师敷波重次郎在鲁迅笔下 “消失 ”的遗憾，于是，抱着对于 “历史书写中的失踪者 ”的敏感，查阅了金泽福井等地的地方档案，随之牵连出一系列鲁迅先生留学仙台期间的往事。在《藤野先生》文中，鲁迅将所有的敬意都给了藤野这位 “善良的失意者 ”，却有意省去了 “男神 ”级别的另一任课老师敷波的存在。不过，被忽略并非因其渺小，反而是因其强大。鲁迅怀着一份 “弱者的共感 ”，远远地怀念藤野那份朴拙的 “师者本心 ”，有选择性地忽略了敷波教授。作者返回历史现场，体察到鲁迅求学时和成名后心态的变化，还原了 “被鲁迅记忆抹去的敷波先生 ”，也发现了一种文人笔下作为藤野先生对立面的 “无形 ”形象的符号意义。

类似的发现，还见于书写留日学生钟敬文的求学生涯，以及晚清旅日官员的博物馆游览经历等文章中。中日文化交流的庞大话题，被分解为多份人事个案，加以体贴入微的观察、模拟、再现，让大时代里的各色人物、场景和细节成为叙事的主角。这既是作者“有边界 ”地解决问题的学术习惯使然，也是其长于还原事件始末、把握人物内心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