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慧

几个世纪以来，时尚极少为西方知识分子所关注。这种漠然源自三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柏拉图式的对表象世界的蔑视；其二，卢梭对宫廷社会习俗的排斥；其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他们看来，时尚这种社会文化现象消极且肤浅，阻碍人们去思考人生或投身政治。不过，近些年来时尚本身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已经成为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热点。法国哲学家吉勒 ·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认为，时尚是现代民主政治组织社会生活的典型方式，其特征为超个人主义（hyper-individualism）。在此语境下，以往的 “传统身份 ”已失去效用。这种说法或许有点言过其实。然而那些用 “后现代 ”一词来描绘人类社会的学者或多或少还是认同了一点：无论好坏，时尚已经成为 “后现代社会 ”中定义一个人身份的方式，或是一种避免被如此定义的方式。

当下人类社会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末期，此间时尚既可能与身份认同有关，也可能与身份缺失有关。正如格罗伊斯（Boris Groys）所言：“对新事物的强调完全是对旧事物传统的强调：此乃现代性的逻辑。”（《论新：文化档案库与世俗世界之间的价值交换》）在“晚期现代性 ”的条件下，时尚似乎真的成了 “标记 ”个人身份的 “机制 ”之一。不过关于时尚是个人身份标志的说法，显然包含着一种悖论。如果时尚真是个人社会身份的标志，它必然非常脆弱。然而正是这种脆弱性，让后现代社会的超级个人主义狂热者对时尚如痴如醉。

他们在新形势下所欣赏的是，厚重且具有实质性的 “传统身份 ”已然消失，摆脱过去并完全活在当下的可能性令人欢呼雀跃。众所周知，“身份 ”和“身份认同 ”的相关概念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科学论争的焦点。除了来自精神分析学的决定性影响之外，从表面上看，“身份 ”的突然遇热也被 “传统身份危机 ”所印证。在此，“传统身份 ”指的是通过国籍、性别和种族来确定自我和他人社会地位的传统方式。很明显，冷战结束之后，自由主义扩张、经济全球化和大规模的移徙均促成了这一危机：传统身份已不再是引导个人生活的参照。在这种危机之下，以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了 “构建反思性身份 ”的建议。不过这一建议似乎没有考虑到，危急情况下的个人反应实际上是一种相当自然的过程。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的行为，与其说纯粹出于自我，不如说是生存的抉择。

仅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利波维茨基对当代时尚发展的分析和肯定，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托克维尔。后者将个人主义描述为现代民主社会的一种内在趋势。由于传统的社会维系力量会随着旧体制的消亡而减弱，当一个新社会出现之际，个体将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托克维尔非常清楚这种状况下的潜在威胁。在对美国民主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他明确指出，一个由平等个体组成的社会，其自然结果将导致 “柔性专制 ”的出现。不过，通过对美国年轻人的观察，托克维尔发现了一种能够平衡这种威胁的政治文化，即政治参与对个人主义瓦解力的抵消。